河北
参考来源：百度百科"邢仁甫"词条、百度百科"黄骅（中国共产党党员、革命烈士）"词条、《冀鲁边区抗日斗争史》、刘贤权撰《冀鲁边邢仁甫叛变的史实》、《黄骅烈士传》、《八路军第115师暨山东军区战史》、《盐山县志》、《海兴县志》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43年6月30日傍晚，山东新海县大赵村的天空飘起了蒙蒙细雨。
这是华北平原典型的雨季天气，雨点不大，连绵不断，把村口的土路浇成了一片泥泞。
村里的老乡早早把家门关上，避开这场不期而至的细雨。
村东头的一处普通农家小院里，气氛和外面的安静截然不同。
一间土屋里围坐着几位身穿八路军军装的干部，桌上摊着地图和文件，墙角立着几支步枪，桌子中央放着一盏煤油灯。
这是冀鲁边军区机关临时召开的一次侦察工作会议，从清晨一直开到了日暮。
主持会议的是一位三十出头的副司令员，身材瘦削，目光炯炯。
他的身旁是军区参谋长，一位川中口音的红军干部。
参加会议的另外几位都是军区机关的干部，议题集中在敌情研判和下一阶段的反扫荡部署上。
雨越下越密，屋里那盏煤油灯渐渐显得吃力，连记录员桌上的笔尖都看不太清楚。
副司令员吩咐警卫员到附近老乡家再借几盏煤油灯过来。
警卫员前脚刚迈出土屋的门槛，院子里突然晃进来一群人。
为首的是军区新编手枪队的队长，身后跟着十多名同样佩戴军区武装的人员。
他们没有按照规矩报告，没有等候批准，径直推门而入。
还没等屋里的同志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十几支短枪几乎同时开火。
狭小的会议室里枪声大作，硝烟弥漫，桌上的煤油灯被震得摇摇晃晃。
枪声停歇时，副司令员、参谋长，连同军区机关的另外几位干部，一共八人当场倒在血泊里。
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下令开枪的不是日军，不是汉奸，也不是国民党特务，而是同一个军区的最高军事主官。
一道再寻常不过的人事调令，一处再普通不过的农家土屋，串联起了一段震动整个抗日根据地的血色往事。
【一】从盐山子弟到军区司令员
故事的开端，要从冀鲁交界处的盐山县讲起。
盐山县位于河北省东南端，紧邻山东省北部，再向东百余里便是渤海湾。
这一带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民间帮派活动比较活跃的地区。
明清以来，盐山一带的民风以彪悍善战著称，加之地处冀鲁两省交界、官府管辖相对薄弱，各种江湖势力在此盘根错节，土匪、青红帮、地方武装相互交织。
1910年，邢仁甫出生在盐山县旧县镇东街一户地主家庭。
从经济条件上看，邢家在当地算得上殷实人家，有田有产，宅院规模也不小。
可邢家的家风比较特殊：邢仁甫的父亲并非普通乡绅，而是当地有名的青红帮头目，年轻时拉过土匪、占过山头，依靠帮派势力在乡里立足。
家中虽然有读书人的体面，更多的还是江湖人的气息。
邢仁甫七岁那年丧母，少年时代由父亲一手带大。
父亲一边督促他读书识字，一边把他带在身边见识江湖人情。
这样的成长经历，让邢仁甫的性格中具备了两种不同的特质：读书人的精明算计和江湖人的果断狠辣。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这两种特质相互结合，造就了一个既能审时度势、又敢于下手的人。
念过几年中学之后，邢仁甫离开家乡独自闯荡。
1920年代末，他南下投奔国民革命军的部队，曾在马鸿逵部当过差。
由于读过书、识文断字、又会动脑筋，他从一名普通士兵慢慢做到了连参谋、副官等位置。
在马家军服役的几年里，他系统学习了军事指挥、文书处理、部队管理等基本功，为日后独当一面打下了基础。
1929年前后，邢仁甫与中国共产党在华北的地下组织取得联系，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脱离马家军以后，他回到家乡盐山，按照党组织的安排，开始在冀鲁交界一带从事地下工作。
盐山县地处冀鲁两省交界，又紧邻渤海湾，地形复杂，民风彪悍，是开展秘密斗争的天然温床。
这几年的地下工作经历，让邢仁甫对家乡的人脉、地形、风土人情了如指掌。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民族抗战的烽火很快烧到了华北平原。
日军沿津浦铁路南下，盐山一带成为日军扫荡的重点区域之一。
邢仁甫凭着早年积累的人脉和军事经验，在家乡迅速拉起了一支抗日武装。
这支队伍起初规模不大，装备也十分简陋，但成员多是本乡本土的子弟，熟悉地形，作战时进退有据。
为了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生存下来，邢仁甫率部接受了国民革命军别动总队的番号，被改编为别动总队第三十一游击支队，由邢仁甫担任支队司令员。
这支部队名义上属于国民党序列，实际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冀鲁边一带打游击。
1938年到1939年间，八路军第115师挺进山东。
冀鲁边一带原本独立活动的抗日武装陆续被整编进八路军序列。
邢仁甫所部被改编为八路军第115师教导第六旅，邢仁甫出任教导第六旅旅长。
从游击支队司令员到八路军教导旅旅长，这次身份的转换，把邢仁甫和他的部队正式纳入了人民军队的整体系统之中。
1941年3月，八路军山东军区作出决定，在冀鲁交界设立冀鲁边军区，统一指挥这一带的抗日斗争。
邢仁甫出任冀鲁边军区司令员。
1942年4月，他又兼任教导六旅旅长，集军区与主力旅的指挥权于一身，成为这片根据地名副其实的军事主官。
冀鲁边军区的辖区，大致包括今天的河北沧州东南部、山东德州北部和滨州、东营北部一带。
这片土地东临渤海，南接山东腹地，北面隔海与天津相望，距离北平也只有几百公里。
日军在济南、沧州、天津三座城市的重兵长期对这里形成包围之势，反复进行大规模扫荡。
根据地军民处境之艰难，远超一般人的想象。
从一名盐山子弟，到一片根据地的军事主官，邢仁甫用了不到十年时间。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这是一条相对少见的人生轨迹。
【二】望子岛上的不寻常变化
1942年是冀鲁边抗日斗争史上最艰难的一年。
这一年5月，日军华北方面军调集重兵，对冀中根据地发动了所谓"五一大扫荡"，规模之大、手段之残忍前所未有。
冀中根据地遭受重创以后，日军并没有停下脚步，又把扫荡的矛头转向了相邻的冀南、冀鲁边、清河等根据地。
6月份开始，日军集中大量兵力，对冀鲁边区发动了空前规模的扫荡行动。
日伪军采用拉网式合围、分进合击、铁壁合围等战术，妄图一举摧毁根据地的核心力量。
根据地的面积一度被压缩到原来的三分之一不到，部队减员严重，群众基础也受到极大冲击。
许多基层村庄被烧成白地，老百姓被迫躲进青纱帐和地道之中。
形势急转直下，根据地进入了抗战开始以来最艰苦的阶段。
党中央向全党全军发出了"咬紧牙关，渡过困难"的号召，要求各根据地军民同日本侵略者展开殊死搏斗，一切工作都要服从于反扫荡的需要。
八路军第115师下达指示，要求冀鲁边军区精简机构、分散坚持、化整为零，在艰苦的条件下保存有生力量。
就在这种关键时刻，作为冀鲁边军区一号军事主官的邢仁甫，开始流露出一种不同寻常的消极情绪。
他向军区领导班子提出了一个建议：在大口河河口附近的望子岛上建立后方生产基地。
这座岛今天属于河北海兴县境内，当年是一处偏僻的近海小岛，四面环水，与陆地之间只有一条狭窄的通道相连。
从军事角度看，岛上的确具备一定的隐蔽条件：日军的大规模扫荡很难推进到这种近海小岛上，岛上的部队可以相对安全地保存下来。
按照邢仁甫对外的说法，望子岛地形隐蔽，易守难攻，适合作为军区的物资储备和后方机关驻地。
这个理由在当时的紧张形势下，听起来似乎并无不妥。
军区领导班子经过研究，同意了在岛上建立一定规模的后方设施。
可后来在岛上修建起来的那些建筑，规模和用途都远远超出了一处军事工事的需要。
岛上不仅有专门的住所、专门的厨房、专门的库房，还有专供休闲娱乐使用的院落和花园。
从生活用品的配置来看，岛上储存的物资也远远超过了一处普通后方基地应有的标准。
绸缎、洋货、各类奢侈用品被陆续运上岛来，有些是邢仁甫专门派人到天津敌占区采购的高档商品。
岛上的生活条件与根据地内部艰苦的反扫荡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岛上发生的另一件事，更让根据地的同志觉得不寻常。
邢仁甫在岛上安顿了一位名叫宋魁玲的年轻女子。
宋魁玲是邢仁甫在地方上结识的一位女子，两人的关系并不符合人民军队的纪律要求。
更值得注意的是，宋魁玲的家庭背景比较特殊，她的亲戚关系网延伸到了天津方面。
通过宋魁玲的家族联系，邢仁甫陆陆续续接触到了一些在天津活动的国民党特务系统人员。
这些接触起初打着"搜集敌占区情报"的旗号，随着接触的深入，性质开始悄悄发生变化。
根据地里的同志慢慢都看在了眼里，碍于邢仁甫作为军区一号主官的特殊地位，许多事情一时难以挑明。
军区机关的一些同志曾私下议论，说邢司令员在望子岛上的做派，越来越不像一名八路军指挥员。
这些议论一开始还只是在小范围内流传，逐步开始向上级机关汇报反映。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军区参谋长陆成道开始在公开场合，对邢仁甫在望子岛上的种种做法提出批评。
陆成道是四川人，红军干部出身，身材魁梧，精力充沛。
他的成长经历和邢仁甫截然不同：放牛娃出身的他没读过几年书，靠着自学练就了一手好墨笔字，又靠着实战磨砺出敏锐的政治判断力。
陆成道还没有结婚，一心扑在工作上，对军区里的各种异常情况比一般人观察得更仔细。
早在1942年下半年，陆成道就发现邢仁甫身上出现了很多反常迹象，并通过组织渠道向上级反映过这些情况。
陆成道反映的内容主要包括：邢仁甫在望子岛大兴土木、生活作风存在严重问题、与天津方面有可疑的联系、在军区内部搞结党营私、排挤外来干部等等。
这些反映材料一份份呈送上级机关，逐步引起了山东分局和八路军第115师师部的高度关注。
陆成道的这些公开批评和上报反映，是冀鲁边军区领导层内部第一道公开亮起的红灯。
这道红灯虽然没能立刻改变什么，却为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三】南来的副司令员与一道来自延安的调令
陆成道之所以敢于公开提出批评，是因为他不再是一个人在战斗。
1941年7月，一位新的军区副司令员从鲁南调到了冀鲁边。
这位新来的干部叫黄骅，原名黄金山，又名黄为有，湖北省阳新县仙岛湖石港区凤凰乡良上村人。
黄骅1911年出生，比邢仁甫小一岁，但两人的家庭背景天差地别。
黄骅出生在一户贫苦佃农家庭，从小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
七岁那年，黄骅就被迫给当地地主放牛，幼年时期受尽了打骂和凌辱。
十几岁时，他到湖北黄石、武汉等地的工厂里当过学徒，干过最苦最累的体力活。
这些早年的经历，让他对穷苦人的处境有着切身的体会，也培养出他坚韧不拔的性格和强烈的反抗意识。
1929年，黄骅在家乡阳新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一年他才十八岁。
第二年，他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从一名普通战士做起，参加了鄂东南苏区的反"围剿"作战。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黄骅随部队踏上了那条艰苦卓绝的征途。
两万五千里长征，他翻越了雪山，穿越了草地，经历了红军主力的几乎全部主要战斗，最终走到了陕北。
长征结束之后，黄骅被分配到晋西北一带继续作战，在贺龙、关向应领导的部队中担任过营、团一级的指挥员，积累了大量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实战经验。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他先后在山西、山东等地参加抗日作战，逐步成长为一名经过严酷战争考验的红军干部。
1941年初，组织上把他调到了山东境内，先是在鲁南军区担任了一定的职务，当年7月又把他调任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员，并兼任八路军第115师教导第六旅副旅长。
黄骅到任以后，把主要精力放在了部队整顿和军纪建设上。
他工作踏实勤奋，作战勇敢顽强，敢于同各种错误倾向作斗争。
短短几个月时间，部队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明显变化。
从基层连队到军区机关，从游击小分队到主力团营，将士们对这位副司令员的工作作风心悦诚服。
在艰苦的反扫荡作战中，黄骅多次亲临前线，与部队同甘共苦，威信迅速建立起来。
基层指战员看到的不再只是望子岛上深居简出的邢司令员，还有奔波在反扫荡前线的黄副司令员。
黄骅和陆成道两人很快建立起了相互信任的工作关系。
一位是从中央红军一路走过来的老红军，一位是基层成长起来的红军干部，两人一文一武，相互配合。
他们对邢仁甫在望子岛大兴土木、与天津方面暗通款曲、生活作风严重问题等行为提出了系统的、严肃的批评。
批评的内容是公开的，依据是充分的，目的是希望军区工作回到党的纪律和战斗任务的正确轨道上来。
可邢仁甫并不这样看待这些批评。
在他眼里，黄骅的到来不是为了帮助军区工作，而是有意要分走他手中的指挥权；陆成道的反映也不是出于党性原则，而是有意要替别人铺路。
一种被人步步紧逼、被人架空的感觉，在邢仁甫的心里越来越强烈。
矛盾就这样在冀鲁边军区的领导层中悄悄堆积，越积越深。
表面上的协作之下，是不断激化的对立情绪。
到了1943年5月，一封来自上级机关的调令送到了邢仁甫手上：根据组织决定，调他到延安接受党校训练；冀鲁边军区司令员的职务，由现任副司令员黄骅接替；冀鲁边军区今后的工作，由黄骅全面负责。
按照常理，延安党校训练是培养干部的重要安排，被点名参训通常意味着将被委以更重要的职责。
许多干部到延安受训之后，回到原部队或者被调往其他重要岗位，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可邢仁甫收到通知后，第一反应不是收拾行装准备启程，而是断定这道调令是黄骅在背后"告状"的结果，是有人有意要把他从军区主官的位置上拉下来。
他没有立刻动身赴任。邢仁甫向上级电告说：自己身体不适，等病情好转之后再赴延安学习。
上级方面接受了他的请求，并允许他先把军区工作妥善交接以后再行启程。
可邢仁甫所谓的"病"，从1943年5月一直拖到了6月。
在这段时间里，他没有为去延安做任何准备工作，也没有把军区的日常事务向黄骅作系统的移交。
望子岛上的安乐窝照样歇息，与天津方面的暗中联络也没有中断。
那段时间里，邢仁甫真正在做的，是一件他从未向任何外人公开提及的事情。
他把军区新编手枪队的队长冯冠奎单独叫进了望子岛上一处隐蔽的密室，连同自己的几位心腹亲信，关上房门反复密谈了好几次。
每次密谈的时间都很长，参加人员都被严格限定，密谈的内容也被严密封锁。
冯冠奎走出密室的时候，每一次脸色都异常凝重。
然而，几天之后，1943年6月30日傍晚，当大赵村那间下着细雨的土屋里突然响起十几支短枪同时开火的枪响时，整个冀鲁边军区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