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日本间谍学校请中国教授当老师,他连夜给「伍豪」写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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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王先生,我们想跟您学马克思主义,可以吗?」

1930年的上海,几个日本青年找到了经济学教授王学文。

而他们就读的东亚同文书院,是日本人专门用来培养侵华间谍的学校。

王学文没有拒绝。当夜,他给一个化名「伍豪」的周恩来写了封密信。他要走进这座间谍工厂,把里面的人,争取过来。

01

1886年,北洋水师开进了日本长崎港。

定远号,镇远号。

两艘铁甲巨舰往港口一停,半个长崎的人都跑来看。船身黑沉沉的,炮口比人还粗。

日本人仰着脖子看了半天,脸色复杂。

羡慕,还有恨。

李鸿章派这两艘船过来,明面上是友好访问。实际上是到日本家门口亮一亮肌肉。

这口气,日本人记了很多年。

军舰他们一时半会儿造不出来。

可有一样东西,少花钱,见效快。

间谍。

日本陆军里有个少佐,叫根津一,撂下过一句狠话。

「要用间谍战,打败整个清朝。」

话说得狂,他真就这么干了。

参谋次长川上操六撑腰,老牌特务荒尾精操办,日本人在中国办起一所学校,名字起得体面,叫「日清贸易研究所」。

招牌上写着促进中日通商,培养商务人才。门一关,里头教的全是,怎么画地图,怎么探军情,怎么混进衙门套话。

1893年6月,第一批学生毕业,整整一百五十人。

毕业典礼上,根津一对着这群年轻人训话。

「仗就要打了,你们懂中国话,熟中国门道,去替帝国把军情民情摸清楚。」

这一百五十人散进了清朝的各个角落。军队怎么调动,官场谁跟谁不和,朝廷有多少银子,全被摸了个底朝天,情报一封封送回日本。

第二年,甲午战争。

日军还靠着这帮人,破了清军的电报密码。

谈判桌上,李鸿章说什么,日本人提前就知道。两亿两白银的赔款,就这么被人从口袋里掏走了。

间谍战赢下了真刀真枪的仗。

这本该是天大的教训。

可清朝的官员偏偏没看明白。

他们不琢磨日本人怎么害的自己,反倒觉得日本这套办学的法子先进。两江总督刘坤一动了心思,托关系跟日本参谋本部说,能不能请几位专家过来,也帮咱们办个新式学堂。

日本人差点笑出声。

送上门的机会,哪有不要的道理。不光答应办学,还白送机器,白送技术人员。1900年5月,南京同文书院挂牌。

院长正是当年那个鼓吹「用间谍战打败清朝」的根津一。

清朝指望它出人才,可它专出间谍。

1901年,学校迁到上海,改名「东亚同文书院」。

名字换了,里子没换。清王朝一倒,这块招牌连样子也不装了,就是一所地道的日本间谍学校。学生大多是日本青年,毕业后不进商行,不开店铺,直接钻进日军的情报系统。

到了1930年,日本盯着中国的眼神越来越急。

间谍不够用了。

为了让学生更快摸熟中国,书院开始物色一种特殊的老师——在日本留过学、又懂中国底细的中国人。这种人讲课,事半功倍。

他们要找的,是一块替日本人磨刀的中国磨刀石。

可他们万万想不到,后来请进门的那个人,磨的不是给日本人用的刀。



02

那个人叫王学文。

1895年,他出生在江苏徐州一户药材商人家。

家境算殷实。父亲常年在外跑生意,眼光毒,早早看明白一件事:老式私塾教不出大出息的人,想成器,得出去。

1910年,十五岁的王学文被父亲送上了去日本的轮船。

那年徐州城外还在打仗,炮声隔几天就响一回。一个半大孩子,拎着行李,飘洋过海。

到日本,他先进同文书院念书,后来一路考,竟考进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

在这儿,他遇上了影响一生的人。

河上肇。

是日本顶顶有名的一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别的教授上课,张口闭口帝国如何强盛、皇恩如何浩荡。河上肇不一样。

他讲剩余价值。

他讲剥削。

他讲工人凭什么受穷,财阀凭什么发财。

王学文坐在底下,笔记记得密密麻麻。下了课,他追到教员室。

「先生,我想借您那本《贫乏物语》的手稿看看。」

河上肇看了他一眼,没多话,从抽屉里抽出一叠纸递过去。

那纸上密密麻麻全是日文,边角还沾着墨渍。

王学文后来跟人说,那一刻接到手里的,哪是什么书稿,那是一颗火种。

在京都那几年,河上肇翻译的马克思著作,他一本本全啃了。德文原版的《资本论》太硬,他就抱着日译本,一个字一个字地抠。

1925年,他毕业,拿到经济学学士。

日本的三菱财阀看上了他,开出高薪请他做经济研究。

那是一条又稳又体面的路。

他没去。

他继续留校,做了河上肇的研究生,白天泡图书馆,夜里跟一帮中日青年挤在出租屋里争论时局。

也是在这几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白色恐怖席卷全国。

很多留学生吓破了胆,能退党的退党,能撇清的撇清,生怕沾上半点关系。

王学文偏偏反着来。就在这个血腥的当口,他直接放弃博士论文答辩,收拾行李回国。

可一摸口袋,他穷得连船票都买不起。

这些年在日本,他全靠家里接济。后来娶了妻,添了三个孩子,开销一大,日子立马紧巴。父亲在国内的生意又不景气,钱越来越接不上。有阵子交不出房租,一家人甚至跑去佛寺借宿。

妻子刘静淑接些手工活贴补家用。可王学文爱书如命,钱一到手又拿去买了书。几年下来,半点积蓄都没攒下。

河上肇知道后。

找上门,跟自己的中国学生长谈了一回。临了,他把攒下的二十日元,塞进了王学文手里。

二十日元。

王学文揣着这钱,登上了回国的船。

回到上海,组织给他安排了宣传员的工作。

大学教授的招牌,讲经济学,讲社会发展史。他也在「社联」,也就是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里头干活,搞左翼文化运动。

那几年,他几乎把上海滩的讲台跑了个遍。中华艺大、上海艺大、群治大学、法政学院、暨南大学,哪儿请他他就去哪儿。

不计报酬。

不怕危险。

讲台底下,热血青年有,国民党的密探也有,混在一块儿听。他照讲不误。有一回办学的地方被查封,有人把他的身份供了出去,他这才被迫停下来。

学生私下里给他起了个外号。

马克思主义启蒙老师。



03

1930年3月的一天,几个人辗转托关系,找到了王学文。

来的是东亚同文书院的几个日本学生。

他们说话客气,绕了半天才把来意讲明白。

「王先生,我们想研究马克思主义。」

「想请您给我们讲讲政治经济学。」

王学文心里咯噔一下。

东亚同文书院是干什么的,他门儿清。那是日本人养间谍的窝,从那儿出来的学生,十有八九转头就成了侵华的急先锋。

可眼前这几个青年,眼神不对。

不像来探底细的,倒像真有几分诚意,想弄明白点什么。

那天夜里,王学文一个人坐在亭子间,想了一宿,烟抽了一根又一根。

去,还是不去。

去,就是往虎口里伸脑袋。书院里特务、宪兵、密探什么人没有?身份一旦暴露,如何是好。

不去,就等于把一个天大的机会白白推开。那些日本学生里头,说不定真有能争取过来的人。一旦争取成了,那可是能摸到日本情报核心的一条线。

天快亮时,他拿定了主意。

他提笔给化名「伍豪」的人写了封密信,说清自己的判断,还附上一份工作计划:去书院任教,瞅准机会,在日本学生里发展自己人。

信送到了上海的中央特科。

伍豪拿着信,跟身边几个同志商量了一阵,提笔回信。

「同意你的意见。」

「但务必小心从事。」

「一旦情况有变,立刻撤离。」

几天后,东亚同文书院门口。

王学文站定,西装革履,手里拎着一只公文包。包里两样东西:一本《资本论》日译本,一份他连夜写的讲稿。

他抬头看了看校门上的牌子,迈步走了进去。

一个中国教授,走进了一所专门培养侵华间谍的课堂。



04

凭王学文的学问,所谓面试不过走个过场。

书院考察一番,对他的水平很满意,不光聘他当教授,还给了不少特权。

校内随便走动,跟任何学生单独谈话都没人拦。

校方美滋滋的。他们当他是个早被「争取」过去的中国人,是自己人。

他们不知道,请进门的这位,要把他们整盘棋掀翻。

第一堂课,教室里坐满了日本学生。

各色各样的脸。有的傲慢,下巴扬得老高;有的冷漠,看都不看讲台一眼;有的好奇,盯着这个中国教授打量。

王学文翻开讲稿开讲,日语流利,板书工整,逻辑一环扣一环。

一堂课下来,没人起疑。

可他在底下悄悄打量,找那几张不一样的脸。

别人埋头抄笔记,有几个学生在皱眉头琢磨;别人附和着军国主义那套说辞,有几个学生不吭声,下课还凑上来提问。

有一个学生,个子不高,戴副眼镜,说话慢条斯理。

他叫中西功,从日本三重县来的。

一次课后,他留下来,问了王学文一个问题。

「老师,您说的帝国主义经济掠夺,具体指什么?」

王学文心里一动。

这问题问得不一般。

还有一个更沉默,叫西里龙夫。这人话少,可每回交上来的文章,都带着一股较真的劲,敢质疑,敢拆台。

王学文记住了这几张脸。

过了几天,他把中西功几个人留下,递过去一本书。

「我这儿有本书,你们拿去看看。」

那是河上肇写的《第二贫乏物语》。

书是正经书。可书页里夹着一张纸条,写着一个地址,一个时间。

第一次读书会来了三个人:中西功、西里龙夫,还有一个叫安斋库治的。

地点选在一条弄堂深处的亭子间,窗户用黑布严严实实蒙住,屋里点一盏油灯。

王学文压低声音开讲。

讲帝国主义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讲侵略战争的根子在哪儿。

讲日本工人过的是什么苦日子。

中西功听得入神。他后来回忆,长这么大头一回有人把这些事跟他讲透。

打仗不是为了天皇的荣光,是财阀的一桩生意,是把普通人推进火坑的灾难。

油灯下,三个日本青年,听一个中国教授拆穿自己祖国的谎言。

这画面搁在当时,是要掉脑袋的。

而凶险,才刚刚开始。

05

在书院里发展自己人,王学文每一步都踩在刀刃上。

白色恐怖那几年,上海滩天天有人被抓,组织的关系经不起折腾,断了一次又一次。光是书院这批日本青年跟法南区委的联系,前前后后就断过三四回。

每断一回,都是王学文一根线一根线重新接上。

他做这些事从不挑时候,风声紧也照样跑。

有一天,他在弄堂里走,迎面被两个日本宪兵拦住。

「站住,干什么的?」

王学文不慌,掏出东亚同文书院的教授证,一口地道的日语。

「我是经济学教授,在书院教书。」

宪兵接过证件,翻来覆去看了半晌,又把他上下打量一遍。

末了,宪兵把证件还给他,挥挥手。

「走吧。」

王学文点点头,转身走开。走出十几步,后背早被冷汗浸透,衬衫黏在身上。

这样的险,他过了一回又一回。

发展日本学生是一头,串联情报网是另一头,两头都得他亲自盯。

那阵子有个台湾籍的中共党员叫蒋文来,也是王学文发展的。这条线极要紧,直接搭着日本陆军武官室,那是日军核心决策的圈子。

后来蒋文来在一次游行里被捕,关系一下子断了。

线断了,王学文急得睡不着。这条线不能丢。

他找到已经争取过来的日本青年尾崎庄太郎,让他想办法重新搭上陆军武官室。

可那时日本特高课疑神疑鬼,到处盯梢。尾崎庄太郎进出都不方便,身边总跟着个「陪同」的日本人,实则是看着他。

接头怎么办?

尾崎想了个法子。

头一回接头定在晚上。王学文不能露面,只能躲在暗处。

尾崎庄太郎走到一根电线杆下,弯腰装作擦鼻涕,把一张擦过的纸团随手扔在地上。

人走远了。

王学文从暗处出来,猫着腰,快步上前捡起那团纸。

借着微光一看,铅笔写满了蝇头小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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