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
腊月二十六，下午三点二十分。
沈玉梅站在银行柜台前，看着那摞捆扎整齐的百元大钞从窗口滑出来。
封条上盖着银行的章，鲜红鲜红的。
她伸手想数，柜员摆摆手说“别拆，拆了捆不紧”。
沈玉梅犹豫了一下，还是把钱塞进了布袋。
三个小时后，女儿孙佳莹一张张翻看，突然手一抖，一摞钱全散在地上。
沈玉梅低头一看，整个人像被抽去了骨头，扶着墙慢慢滑坐下去。
01
那天的风很大。
沈玉梅从家里出来的时候，特意把布袋揣在最里头的棉袄口袋里。三年的积蓄，18万块整的，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这笔钱是丈夫的赔偿金。
三年前，老孙在工地上出的事，从脚手架上掉下来，没送到医院人就不行了。
包工头赔了二十来万，除去丧葬费和一些零碎的开销，沈玉梅全存了定期。
三年，她一分钱没动过。
女儿孙佳莹今年腊月二十八订婚，男方在城里买了房，彩礼给了六万六，不算多，但人家态度好。
沈玉梅寻思着，女儿嫁过去不能太寒碜，金项链金镯子得买一套，再给八万块压箱底，剩下的留着以后小两口过日子用。
她去的银行离家不远，走路十几分钟。行名叫兴华储蓄银行，开了十几年了，老字号。
沈玉梅排了好一会儿队。快过年了，银行里人多得跟赶集似的。她前面排了七八个人，有的存钱有的取钱，柜员忙得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
轮到她已经快下午三点二十了。
柜台窗口坐着个年轻姑娘，胸牌上写着“魏依诺”三个字。这姑娘长得挺白净，就是脸冷得像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
沈玉梅把存折递进去:“姑娘，我取18万。”
魏依诺接过存折，敲了几下键盘:“阿姨，这么大金额怎么不预约？”
“啊？还要预约？”沈玉梅有点慌了，“我不知道啊。我女儿后天订婚，临时才想起来取钱。”
魏依诺撇了撇嘴:“行吧，今天人少，给你办一次。下次记住，五万以上提前一天预约。”
她操作了一会儿，从钱箱里拿出几摞百元大钞，放在点钞机上哗啦啦过了一遍。机器报了个数，十八万整。
沈玉梅伸头看，想伸手去碰。
魏依诺拦住她:“阿姨你别急，我给你捆好。”
她拿出一卷银行的封条，一捆一捆地缠。每捆一万，一共十八捆，整整齐齐码在窗台上。封条上印着银行的名称，盖着一个红章，看着特别正规。
“姑娘，你让我摸摸，我数数。”沈玉梅说。
“不用数，点钞机过了，一分不差。”魏依诺把钱从窗口推出来，“你装好，别弄丢了。”
沈玉梅伸手去接，指尖刚碰到那些捆好的钱，魏依诺已经把袋子推到了她怀里。
“下次记得预约啊。”魏依诺说完，冲后面喊了一声，“下一位。”
沈玉梅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又觉得人家姑娘挺忙的。她把钱一摞一摞塞进布袋，揣进棉袄最里头的口袋里，紧紧捂着走出了银行。
出门的时候她还回头看了一眼，银行的招牌在风里晃了晃。
她怎么也没想到，再回来的时候，会是另一番光景。
02
回到家，孙佳莹正在厨房做饭。
沈玉梅把布袋往桌上一放，坐下来喝了口水。路上走了二十多分钟，手心全是汗，布袋都捂热了。
“妈，取回来了？”孙佳莹探出头问。
“取回来了，十八万，一分不少。”沈玉梅笑着说。
锅里炖着排骨，蒸汽顶得锅盖噗噗响。孙佳莹擦了擦手，从厨房出来:“妈，你让我看看，我还没见过18万长啥样呢。”
沈玉梅把布袋打开，一摞摞把钱倒在桌上。
十八捆，整整齐齐。
孙佳莹拿起第一捆，手指在捆条上摸了摸:“妈，银行的捆条挺结实的。”
她轻轻拆开封条，一张张翻看。前几张都是真的，她的表情很轻松。翻到第四张的时候，手突然停住了。
“怎么了？”沈玉梅问。
孙佳莹没说话，把那几张钞票举到灯光底下，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
“妈，这钱不对。”
沈玉梅心里咯噔一下:“怎么不对？”
孙佳莹把那张一百块举到她眼前:“你看这个水印，模模糊糊的。还有这个编号——CZ46538126，你记住这个号。”
她又拆了第二捆，抽出中间一张，递过来:“你再看看这张。”
沈玉梅接过来，眼睛凑上去仔细看。她当年在厂里是出了名的火眼金睛，假币不用验钞机，上手一摸就知道。
她的心一点点往下沉。这张钱的触感不对，纸张太光滑，油墨没有凹凸感。水印是印上去的，不是压出来的。
“这是假钱。”沈玉梅的声音都变了。
孙佳莹把十八捆全拆了。
一捆一捆地翻，一张一张地看。
每一捆都一模一样:第一张和最后一张是真的，中间八十八张全是假的。假的如出一辙，编号都一样——CZ46538126。
16.2万假钞。
沈玉梅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脸白得像纸。她的手开始抖，茶杯端起来又放下，茶水洒了一桌子。
“怎么可能？银行的钱怎么可能有假的？”
孙佳莹拿着那张假钞反复看了好几遍，声音也抖:“妈，你取钱的时候没当面点清楚吗？”
沈玉梅愣了半天:“那姑娘不让我碰，说帮我捆好了。我看封条好好的，银行的章也盖了，就……”
她说不下去了。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怎么止也止不住。
孙佳莹咬着嘴唇，眼圈也红了。她拿起电话翻了翻通讯录，又放下了。打给谁？报警？警察管得了这事吗？
“妈，明天我跟你去银行。”
那天晚上，沈玉梅一口饭都没吃。
排骨汤在锅里热了三遍，她喝不进去。一个人坐在客厅里，把那摞假钞翻来覆去地看，一张一张地摸。
那些假钞印得挺真，颜色鲜艳，毛主席头像也清晰。就是摸上去不对，纸太薄太滑，像印刷厂印废的次品。
沈玉梅想不通。银行的点钞机明明过了，怎么没发现？银行的员工天天跟钱打交道，怎么可能分不出真假？
她越想越怕，越想越气。
半夜两点，她翻来覆去睡不着，干脆起来打开了衣柜最底下的抽屉。
那个抽屉她好久没打开了，里面都是老东西。
丈夫的几件旧衬衫叠得好好的，一双穿破了又补好的布鞋，一个用了十几年的破钱包。
钱包里头还夹着丈夫的身份证，照片上的男人憨厚地看着她，好像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
沈玉梅翻着翻着，翻出来一张泛黄的报纸。
她的眼睛突然亮了一下。
那是一张1988年的市晚报，报纸都发黄了，折痕处都裂开了。
她把报纸轻轻展开，第三版上有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一个年轻女人穿着工装，手里捏着一张一百块的假钞，笑得好看。
那个人，是28岁的她自己。
照片旁边印着一行字:“市纺织厂职工沈玉梅连续三年假币识别零误差，被人民银行特聘为金银义务鉴定员。”
她记得那天。
报道发出来后，厂里的姐妹们都来恭喜她，说她给厂里长了脸。
后来人民银行还给她发了一本深蓝色的证书，上面印着国徽，盖着人民银行的章。
那本证书，她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03
第二天一大早，沈玉梅就去了银行。
她一夜没睡，眼睛红肿，头发也没怎么梳。怀里抱着布袋，里面装着那十八捆假钞。
她知道那本证书的事，但她没想着用。她就是想讨个说法，想让银行认这笔账。
银行九点开门，她八点多就到了。站在门口等，风很大，吹得她直哆嗦。门卫的大爷看她站了很久，好心叫她进大厅等，她不进去，就在门口蹲着。
九点整，银行开门了。
沈玉梅第一个冲进去，直奔三号窗口。魏依诺正在整理东西，看见她愣了一下，然后装作没看见。
“姑娘，你还记得我不？昨天下午我取过钱的。”沈玉梅的声音有点抖，努力让自己镇定。
魏依诺头都没抬:“什么事？”
“昨天取的钱，回去发现有问题。”沈玉梅把布袋放在柜台上，一层层打开，“你看看，这里头大部分都是假钞。”
她说着，把一捆假钞推到窗口前。那捆假钞她没动过，封条都完好的，银行的章还盖在上面。
魏依诺总算抬起头，看了一眼那捆钱，然后面无表情地说:“阿姨，我们的钱都是经过点钞机的，不可能有假的。”
“是真的假钱，姑娘你仔细看看！”沈玉梅急了，声音都大了起来。
营业厅里的人纷纷转过头来看着她。有的人在窃窃私语，有的人踮着脚往这边看。
魏依诺的脸色不太好看了:“阿姨，你别吵。你说假的就是假的？你离开柜台了，谁能证明这钱是从我们这儿出去的？”
沈玉梅愣在原地。她没想到对方会这么说。
“你昨天没让我碰钱，直接推给我的！”她声音越来越大，“我连数都没来得及数！”
魏依诺指了指柜台正前方那块巴掌大的牌子:“看到没，‘离柜概不负责’。你出了银行大门，这事我们就不认了。”
“你们银行不能这样欺负人啊！”沈玉梅的手抖得厉害，声音都变了调，“这是我家老孙的命钱，怎么能……”
她话没说完，嗓子就哽住了。
营业厅里的目光越来越多，有的带着同情，有的带着怀疑，还有的带着看热闹的兴致。
保安走过来，站在她旁边，虽然没有赶她走，但那架势很明显——你注意点。
经理办公室的门开了，一个中年男人快步走出来。
“大姐大姐，有话好好说，别激动。”他笑容满面地走过来，“我是这里的经理，姓董，你叫我老董就行。来来来，咱们到我办公室说。”
他把沈玉梅请进了办公室。
04
办公室不大，收拾得挺干净。墙上贴着业务指南，桌上摆着电脑和一堆文件。董达倒了一杯水，放在沈玉梅面前。
“大姐，你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沈玉梅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说了。说完，她把那摞假钞从布袋里掏出来，整整齐齐摆在董达面前。
董达拿起一捆，推了推眼镜，翻了翻。他的表情很平静，看不出什么波澜。
“大姐，你确定这些钱是从我们这儿取出去的？”
“我确定。你看这个封条，上面还有你们银行的章。”
董达看了看封条，点了点头:“封条确实是我们银行的。但大姐，出了柜台，这事就不好说了。”
沈玉梅急了:“你们经理也这么说？昨天那姑娘根本没让我碰钱，我一捆一捆都是她捆好推给我的！”
董达笑了笑，那笑容客客气气的，但没有温度:“大姐，柜台上那块牌子你也看到了，‘离柜概不负责’。这是银监会的规定，不是我们故意为难你。”
“那我这18万就这么没了？”沈玉梅的声音在发抖。
“大姐，不是我不帮你。但你说钱出了问题，有没有什么证据？比如监控录像？”董达摊了摊手，“我们昨晚上监控系统的线路出了问题，正好昨天下午那段的录像没了。真是对不住，这时间点太不巧了。”
沈玉梅的脑子嗡嗡响。
监控坏了。她们早就知道监控坏了。
“大姐，我建议你回去好好想想，是不是路上出了什么岔子？或者家里有人……”董达的话没说完，但意思很明白——你家里是不是有人做了手脚？
“不可能！”沈玉梅腾地站起来，“我女儿绝对不会动这个钱！”
“行行行，是我想多了。”董达赶紧摆手，“那你有没有其他证据？比如取款凭证？别人看见你数钱了？”
沈玉梅张了张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她什么都没留下。没有凭证，没有证人，甚至没有看一眼那些钱。她把一辈子的积蓄从银行取出来，连数都没数。
走出银行的时候，她的腿都在打颤。
外面的太阳明晃晃的，她抬起头，觉得那光刺眼得很，眼睛被刺得生疼。
她走到银行门口的台阶上，站了一会儿。冬天的风呼呼吹过来，她冷得直哆嗦，但一动也不动。
这时候，一个声音从身后响起来:“沈大姐？”
她回头一看，一个穿着黑夹克的中年男人站在身后。面相有些严肃，但笑容挺和善。
“你不记得我了？我是杨渊，老杨家的大儿子。以前住你们隔壁楼的。”
沈玉梅恍惚了一下，总算想起来了。
杨渊是退休民警，在派出所干了三十年，去年刚退下来。
他爸和沈玉梅的公爹是老熟人，两家以前常来往。
杨渊从小就是出了名的热心肠，谁家有事他都想搭把手。
“杨渊啊，你……”沈玉梅话没说完，眼泪就下来了。
杨渊赶紧递过来一张纸巾:“大姐，你别哭。我刚才在里头都看见了。走，找个地方，你跟我好好说说。”
05
两人在银行对面的小面馆坐下来。
沈玉梅点了一碗面，一口也没吃，光顾着说了。杨渊坐在对面，一碗面吃得干干净净，一边吃一边听，偶尔点头，偶尔问两句。
听完，他把碗往桌上一搁:“大姐，这事不对劲。”
“我知道不对劲，可我没有证据。”
“我说的不是这个。”杨渊摇摇头，“你那些假钞，让我看看。”
沈玉梅从布袋里掏出一捆，递过去。杨渊接过，仔仔细细翻了一遍，每张都看，连水印、安全线都不放过。
看完，他的眉头皱成了一个川字。
“大姐，你知道这些假钞是哪里来的吗？”
沈玉梅摇了摇头。
“这种假钞，我干了三十年都没见过。”杨渊把那张钞票举起来，“纸张、水印、防伪线，几乎以假乱真。就是油墨不对，用的是普通印刷油墨。这种工艺，一般印刷厂做不出来。”
他把钞票放在桌上，用手指敲了敲:“我怀疑，这东西是专业设备印的。”
沈玉梅的脸色更难看了。
“大姐，你听我说。这事你去派出所报警，十有八九立不了案。没证据，没人证，银行又一口咬死。警察想帮你，也得按程序来。”
沈玉梅的眼泪又掉下来了:“那我的钱就这么没了？那是老孙的命钱啊！”
“别急。”杨渊摆了摆手，“我退休了，有些老关系还能用。我陪你去派出所，先备个案。然后我要问你一件事——你再想想，你有没有什么别的东西能证明自己？比如，能证明你当时确实取过钱，或者证明你不是那种会讹人的人？”
沈玉梅愣了愣，突然想起了昨天晚上翻到的那张报纸。
“有。我年轻时候被人民银行特聘过，当金银义务鉴定员。当时有证书的。”
“真的？证书还在吗？”
“应该在。我放了好多年了，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
杨渊的眼睛亮了一下:“大姐，你回去找。找到这个，咱们就好办了。”
沈玉梅回到家，翻箱倒柜地把那个抽屉翻了个底朝天。
衣服、破鞋、钱包，全抖搂出来。
她扒拉了将近一个小时，手都翻酸了，总算在最底下摸到一个硬邦邦的东西。
一个深蓝色的本子，塑料封皮，上面印着国徽。国徽下面印着一行褪色的金字:“中国人民银行货币金银局特聘鉴定员”。
翻开，里面贴着一张她28岁时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她烫着卷发，穿着工装，笑得好看。
旁边盖着人民银行的大红印章，虽然墨迹已经有些淡了，但依然清晰可见。
沈玉梅拿着那本证书，坐在床边，愣了半天。
她想起当年在厂里，每天数几万张工资条，从来不出错。厂里出了假币，全厂职工排着队让她鉴定，她是唯一一个把假币全部揪出来的人。
那时候她以为，自己这辈子都会是那个被人夸奖的“火眼金睛”。
后来厂子倒了，她下岗了。那本证书就再也没拿出来过。
她把证书贴在胸口，闭上眼睛，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
她想起丈夫活着的时候，常跟人夸她:“我老婆眼睛毒，假钱一摸就知道。当年人民银行都发过证的。”
如今，那本证书成了她唯一的武器。
第二天一早，沈玉梅揣着证书，走出了家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