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上个月，你终于做了那件拖了很久的事——从Kediri骑到Jogja，只为了见一次精神科医生。六到七小时的车程，271公里，你一个人。
医生把诊断书递过来的时候，你听见一个新词：双相情感障碍。药单上写着阿普唑仑，熟悉的药名，陌生的标签。你点头说知道了，心里却没答应。诊断是别人的，路是自己的。
在Jogja的那几天，你见了几个老朋友。交换近况的时候，你笑着听他们说新工作、新项目、新的人生进度。你替他们高兴，真的。但同一秒，另一个声音在问：你呢？你的路呢？
这个问题在脑子里转了很久，久到你以为不会有答案。然后offer来了——医药代表，老本行。你明明这几个月都在往创意方向挣扎，可宇宙没选那条路。你试了，它没开门。
5月28号，你要骑着那辆红色Scoopy，从Kediri到Semarang。还是六到七小时，还是一个人，还是271公里。只是这次不是去看医生，是去住下来。
准备清单长得让人焦虑：租房、安置、钱。尤其是钱。你和父母吵过，关于谁该出多少，关于成年人的体面与狼狈。后来你决定不想了。斯多葛学派那套，控制你能控制的，放掉你不能的。准备度70%，够了。剩下的四天，付清房租，然后出发。
你开始重新画人生的草图。稳定的收入，先还清债，一步一步来。这不是你幻想过的剧本，但它是你现在需要的——继续走，继续长。宇宙和上帝还在对你笑，你感觉到了。所以你也试着，对自己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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