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林的十年：一个“首富”是怎么成为时代注脚的

2016年，王健林在牛津大学演讲，他说了一句让全场观众都为之沸腾的话——“万达进入的行业，无论国企、央企，都没法做我们对手。”

那时的王健林，确实有资本说这样的话，那一年他不仅再次成为中国首富，还超过李嘉诚成为了华人首富，在全球富豪排行耪中更是上升到了第21位。

但泰极否来、物极必反，坠落的种子也就此埋下。

十年后的2026年4月，万达电影正式更名“儒意电影”。那个曾让王健林豪掷26亿美元买下美国AMC、高喊“让好莱坞颤抖”的院线帝国，换了招牌。

从“买下世界”到“卖掉一切”，前后不过十年。

曾经的中国首富，如今深陷6000亿债务泥潭；曾经说“先定一个小目标，挣它一个亿”的人，如今被法院追债近39亿。

回头来看，王健林走过的每一步，都踩在中国经济最深层的结构性变迁上。他的坠落，比他的巅峰，更值得我们认真审视。

01

三个“小目标”，三次战略错判

看一家企业，不要看它最高处“说什么”，而是看它最低处“做什么”。

而王健林和他的商业帝国之所以成为今天这个样子，可以说是源于王健林过去十年的三次关键押注。

第一注：押注实体商业地产永远涨。

曾有人将万达的看家本领称为“订单式商业模式”，即拿地、建商场、招商户、收租金，环环相扣，教科书级别。鼎盛时期，一座万达广场，就是一个城市的中心，这不是吹牛，这是事实。

但任何模式都有它的缺陷，而万达商业模式的缺陷在于，它把重资产杠杆拉满，赌的是经济永远高速增长、地价只涨不跌。

当2015年后电商全面崛起、线下消费被大规模分流后，万达广场的客流和租金收入同步承压，之前高价拿地的巨额资金成本却一分不能少。

2023年起，万达三年内累计出售超80座万达广场，回笼资金约1050亿元，曾经的“现金奶牛”沦为还债的“救命稻草”。

第二注：押注文旅的“中国迪士尼”梦。

当然，王健林并非没有预见地产下行的风险。

事实上，早在2012年，万达就大举进军文旅，在全国砸下重金建设大型文旅城，试图打造“东方迪士尼”。

但文旅的本质不是地产，是内容运营。

万达用造商场的方式造乐园，即标准化、可复制、速度优先，却恰恰忽视了文旅产业最核心的竞争力，文化IP的长期孵化、运营团队的精细化管理和持续的内容创新能力。

最终，文旅项目同质化严重，客流惨淡，不仅没能成为新的增长极，反而加速了万达现金流的消耗。

2017年，13个文旅项目91%的股权以438.44亿元卖给融创，77家酒店以199.06亿元“骨折价”卖给富力。那个曾豪言“让上海迪士尼20年内盈不了利”的男人，亲手关掉了自己的迪士尼。

第三注：押注资本市场的对赌时钟。

这也是让王健林深陷泥潭最致命的一注。

2016年，已在港股上市的万达商管（当时叫万达商业地产），因为王健林认为港股“低估值对不起投资者”，选择私有化退市，转头冲击A股。

为了顺利完成私有化，万达与投资人签下约300亿元的对赌协议，如果在2018年8月底前不能回A股上市，万达必须回购全部股权并支付巨额利息。

结果，监管政策收紧，A股大门对房地产企业实质性关闭。万达回A失败，王健林只能引入腾讯、苏宁、融创、京东等战略投资者，以约340亿元收购旧股东股份，同时签下第二份对赌协议，把上市时间延至2023年10月。

2021年，珠海万达商管再引380亿元战投，签下第三份对赌，最后期限是2023年底。但珠海万达商管四次递表港交所，四次失效。

三次对赌，三次失败。

回头来看，王健林的每一步决策在当时都有逻辑，港股低估所以要退市，A股不让进就转港股，第一份对赌没完成就签第二份。

但把这些“局部的合理性”串联起来看，就会发现一条清晰的轨迹：

他用越来越高的杠杆去赌自己无法控制的东西，比如政策风向、审批节奏、资本市场窗口期。这是典型的路径依赖加沉没成本谬误，因为已经下了重注，所以必须加注翻本。

但赌徒的结局，从不取决于他下注那一瞬间的决心，而取决于他能承受多少次“不开”。

02

2017：一个时代的拐点

如果要在中国商业史上找一个“时代切换”的精确时刻，2017年7月19日的那个下午可能会被反复提及。

那天，北京万达索菲特大酒店，万达、融创、富力三方的签约仪式原定下午4点开始，却整整推迟了1小时30分钟。

据现场记者描述，工作人员急匆匆抱着打印机钻进工作间，新文件刚打印出来就被送进休息室，旧文件边走边撕得粉碎。背景板上的“富力地产”名字出现又消失，最后又神奇回归。

这就是后来被称为“摔杯为号”的名场面。王健林事后辟谣说“三人在会议室谈笑风生”，但现场所有人都知道，这不是一场风平浪静的交易。

因为最终的交易结果是：融创以438.44亿元接盘13个文旅项目，富力以199.06亿元拿走77家酒店。两项合计637.5亿元。

富力的酒店价格，仅为9天前融创最初报价的六折。

很明显，王健林被狠狠“砍了一刀”，但他说这是“主动调整”。

不过，他说得也对，这确实不是被动等死，是在主动断臂。但问题在于，他低估了需要断的肢体数量。

为什么要断臂？

因为万达当时背着2016年港股退市时签下的对赌协议：回A失败就要回购300亿的股权。而2017年正是监管层收紧房企海外并购、排查万达境内外融资风险的关键节点。银行抽贷、融资渠道收窄，万达的债务链一夜之间从“可控”变成了“高危”。

637.5亿的“世纪交易”，与其说是一次战略撤退，不如说是政策转向之下的应激求生。它标志着中国经济的一个深层转变：从“大而不倒”的资本狂欢，转向“去杠杆、防风险”的系统性调控。

只不过，王健林是第一个被冲击的商业巨头而已。

03

800天甩卖80座广场

如果说2017年的637.5亿交易是“放血求生”，那2023年至今的资产甩卖则可看作“割肉换命”。

自2023年起，万达累计出售超过80座万达广场，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一二线城市核心商圈。

2025年5月，万达一口气打包48座核心广场，交易金额约500亿元，接盘方包括太盟投资、腾讯、京东等。2026年，王健林以20.48亿元再售上海颛桥万达广场。

三年甩卖，万达回笼资金超过1050亿元。

但这些钱到哪里去了？

还债，以最新一笔发债为例：2026年1月，万达商管发行3.6亿美元高级有担保美元债券，票面利率高达12.75%。

这个利率是什么概念？

相当于万达每借100块钱，一年就要付12.75元的利息，这几乎是把经营产生的利润全都吃光了。

以债养债，以高息换生机。这是金融教科书里经典的“明斯基时刻”：当借新还旧成为唯一的生存策略，你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对命运的掌控。

2023年底，王健林因一笔1.86亿元的未偿债务被法院下达“限制高消费令”，连乘飞机头等舱的权利都被暂时剥夺。虽然36小时后限高令解除，但这个信号也折射出，曾经的商业巨擘，已经走到了信用体系的悬崖边上。

2026年5月，永辉超市正式向法院申请对王健林、孙喜双等强制执行，追讨超38.6亿元的欠款，法院已立案受理。

这笔债务之所以把王健林个人绑进来，是因为他为合作伙伴孙喜双做了个人连带担保。一笔对老友的人情担保，让72岁的王健林个人资产直面司法追偿。

什么叫“个人连带担保”？

就是万达哪怕破产清算，债主还能追到王健林个人的银行账户和名下资产。显然，这不是企业的危机，这是一个人的危机。

04

万达不再姓“王”

在所有资产甩卖中，有一笔交易最意味深长：2024年9月，太盟投资联合中信资本等机构注资约600亿元入股万达商管。交易完成后，投资方合计持股60%，万达系持股降至40%。

万达的核心资产，不再姓“王”了。

2025年7月，太盟投资集团合伙人黄德炜接任大连新达盟及珠海万达商管首席执行官，万达商管的管理层完成调整。

随后，万达电影控股权分步转让给儒意系，先以22.62亿元转让49%股权，再出售剩余51%股权，儒意系以约44亿元拿下万达电影完整控股权。

2026年4月，万达电影正式更名为“儒意电影”。

接盘者柯利明，80后，香港科技大学金融硕士出身，曾在对冲基金工作。

他的打法和王健林截然不同。

王健林用地产的逻辑做文化，买买买、建建建；柯利明则用金融加IP的逻辑做文化，先拿顶级内容版权，再做全产业链运营。

目前，儒意旗下拥有《琅琊榜》《北平无战事》等顶级IP，电影《你好，李焕英》更是一举斩获54亿票房。

王健林放弃了梦想，换回救命钱。柯利明则完成了从IP到院线的闭环拼图。

年轻的资本玩家，“抄底”了上一代实业巨头的遗产。

05

一个时代的注脚

梳理完王健林和他曾建造的商业帝国的兴衰起伏后，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他到底错在哪里？

从个人能力来看，王健林绝对算得上搅动时代的风云人物。

34岁接手一个负债149万的烂摊子，靠旧城改造赚到第一桶金，在“别人不敢去的地方，用别人想不到的方法，赚别人赚不到的钱”。

2000年力排众议从住宅转向商业地产，2006年又前瞻性地推出“城市综合体”模式，四次战略转型，每一步都踩在风口之前。

论商业嗅觉和执行力，他属于中国企业家里的顶尖梯队。

但他也犯了一个所有“时代的幸运儿”都容易犯的错误：把时代的β当成了自己的α。

什么意思？

简单说，中国过去三十年经历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化进程。在这个超级β面前，任何做地产的公司只要不太笨，都能获得远超正常水平的回报。王健林把这种时代红利，理解成了自己个人能力的必然结果。

所以他说出“万达进入的行业，无论国企、央企，都没法做我们对手”，所以他认为港股“低估值对不起投资者”，所以他一次次加注对赌，因为他相信，自己肯定能赢。

而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和赌徒心态之间，有一条极细但清晰的线：

前者有对风险的敬畏和止损的纪律，后者只有“这次一定赢”的侥幸。

2026年3月，《胡润全球富豪榜》显示，王健林家族财富跌至100亿元。从2016年的2150亿到2026年的100亿，十年蒸发超2000亿。

但比金钱更残酷的，是时间的嘲弄。

2016年王健林在牛津说“国企、央企都不是对手”的时候，大概怎么也不会想到，十年后接盘万达广场的，恰恰是央企“中建系”，中国建筑及其工程局以资产抵偿工程款的方式，一家一家地收入囊中。

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王健林深陷债务泥潭的同时，当年被他视为“小兄弟”的企业家们，正在各自书写新的故事。

刘强东的京东不仅参与收购了48座万达广场的股权，还在万达广场里开设京东折扣超市，成为白衣骑士。

所谓，“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王健林的悲剧，不在于他“做错了什么”，而在于他做了那个时代里所有人都会做、都认为对的事，但时代本身，已经不需要这些事了。

重资产模式走到了尽头，高杠杆游戏被“房住不炒”终结，而资本市场的对赌游戏本质上是用未来的钱赌今天的命——赢了继续加注，输了满盘皆输。

一个时代的退场，往往不在它最坏的时刻，而在它最好时刻就已经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