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苗家姑娘到乡村振兴带头人 ——记黔西化屋村绣娘杨文丽的创业路

乌蒙山深处，乌江源百里画廊，悬崖下的化屋村美得像一幅水墨画。但美景背后，是曾经“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贫困。过去这里的苗族群众守着祖传的苗绣手艺，却找不到一条通往山外的致富路。

杨文丽，一位95后苗家姑娘，用一根绣花针和一台绣花机，走出了从打工妹到致富带头人的蜕变之路，更是化屋苗绣产业从指尖技艺变成指尖经济的亲历者。

从童子功到机绣路

杨文丽1996年出生在高锦村，老家在化屋，是水库移民搬迁户。苗家女儿“无银无花，不成姑娘”，她五六岁就跟母亲学苗绣，一针一线练出了扎实的童子功。母亲用了三年时间，为她绣了一套结婚盛装，蝴蝶妈妈、花鸟虫鱼纹样缀满裙摆，说“等我姑娘穿上，就是最漂亮的新娘子”。

2013年，家境困难，杨文丽初中毕业就背上行囊，跟着同乡去了浙江温州。进了一家绣花厂，活计跟苗绣一样，却多了一个“机”字，手工绣一朵巴掌大的花要小半天，机器几分钟就绣好了，又快又标准。有一次，师傅把她们从老家带来的复杂苗绣纹样输入电脑，几分钟后，机器绣出了跟手工一模一样的图案。杨文丽当场愣住：“要能把这机器带回家乡，该多好。”

从那以后，她拼命学操作，认识了同乡尤华忠——他学制版软件，两人想法一拍即合：“把技术带回去，化屋那一带还没人见过这个。”2014年，两人揣着攒下的两万块钱回到高锦村，买了一台十几年的老绣花机。买完机器，线、布、辅料样样要钱，找母亲借钱被说“好好的班不上，折腾什么”，杨文丽咬着牙去银行贷了五万，七拼八凑花近四万买齐了材料。

机器“轰隆隆”转起来那天，针头打出第一朵花瓣，小两口相视而笑。

搭上脱贫攻坚快车

然而返乡创业的路并不平坦。杨文丽和丈夫骑着摩托车到处赶场摆摊，老绣花机三天两头出毛病，当地没有机修师傅，只能从浙江请人来修，来一趟修一次就是一两万。没多久机器彻底趴窝，第一次创业在2015年灰溜溜收了场。两人只得再度外出打工。

2017年下半年，杨文丽和丈夫再次返乡。这一次，家乡变了样。脱贫攻坚战打得正酣，高锦村通村路硬化到了家门口，物流车能直接开进村里。母亲看她不死心，悄悄资助一万块，两人买回一台新点的二手绣花机，重新开张。

2019年，化屋村支书张玉芝找上门，希望她回化屋办扶贫车间。杨文丽犹豫——从高锦到化屋，物流成本高出不少。但那次下车，一个扎着小辫子的女孩跑过来扑进她怀里，喊她“妈妈”。奶奶慌忙抱走孩子，连连道歉：“她妈妈在外打工，一年就回来一次，看见年轻阿姨就喊妈妈……”杨文丽的眼泪差点掉下来。

她回头对丈夫说：“试试吧，这边太需要人了。”

在各方支持下，杨文丽在化屋村领办了扶贫车间。脱贫攻坚期间，扶贫资金购置绣花机，厂房免费用。车间头一批招了六个绣娘，全是上了年纪的留守妇女。后来增加到22人，固定用工加临时订单超过六十人，其中八九名是返乡的年轻人。这些留守妇女和老人，很多第一次按月领到自己的工资，又哭又笑。

绣出乡村振兴新图景

从高锦村小作坊到化屋村扶贫车间，杨文丽的创业轨迹，恰是脱贫攻坚衔接乡村振兴的缩影——从为自己找出路，到带着乡亲们一起富。

市场门槛很快显现。传统苗族服饰销路窄，只在本支系“歪梳苗”人群里打转。杨文丽意识到必须创新。她组建设计师团队，把从上海请来的老师傅“软磨硬泡”引进了化屋村。蝴蝶妈妈印上帆布包，水波纹绕在T恤下摆，涡旋纹绣在衬衫袖口——苗族老纹样嫁接到现代服饰，50多种文创产品陆续面市。

销路随之打开。晚上，杨文丽在车间一角支起手机架开直播，一边飞针走线，一边讲每朵花纹的故事。“这个蝴蝶是我们苗族的始祖，保佑平安的……”“这个漩涡纹，代表祖先蹚过的大江大河……”屏幕那头，订单从全国各地飞来。最高一场直播，销售额冲到九万多元。线下也不含糊，衬衫和西服等苗绣元素的时装最受欢迎，“样衣刚挂出来就被买走了”。

2025年，杨文丽的公司产值突破三百万元。她还带动高锦村周边发展起二十多家刺绣工坊，绣花机拢共二十多台，订单多时大家分工协作，形成一个小有规模的苗绣产业集群。

“我是赶上了一个好时代。”杨文丽常常感慨，如果没有脱贫攻坚修通的那条路，客商的车开不到家门口；如果没有乡村振兴的政策扶持，那台二手绣花机转不了几天就得歇火。“个人的奋斗就像绣花针，再利索也得有块好布兜底。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就是托住我们的那块布。”

如今，杨文丽正带着更多绣娘学习设计、直播，苗绣产品还对接了广州的服装公司。她的目光早就越过乌蒙山：“总有一天，我们的苗绣要站上国际舞台。”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向淳

编辑 向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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