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王爷载涛街头摆摊，毛主席戏称弼马温

1951年春天，张北坝上的风还带着寒气。军马场的围栏外，一批从各地收拢来的马正被牵着慢慢溜圈，军代表皱着眉头，看着手里一份急电——前线催马的电报一天比一天紧。

“专家什么时候能到？”他压低声音问。

身边的干部叹了口气：“说是北京派来一位懂马的人，可这位身份有点特别。”

“有多特别？”

“清朝的贝勒。”

这个“特别的人”，就是爱新觉罗·载涛。半个世纪前，他是清廷里骑射最出名的宗室王爷之一；半个世纪后，新中国的军马事业，却不得不请这位已过花甲的“末代王爷”，重新上马挑选战马。要看清这个人物的起伏，不得不把时间拨回到清末那场仓促的变局里。

一、清末学武备的王爷：骑射本事从哪儿来

爱新觉罗·载涛出身不低，是恭亲王奕訢的第十七子，按宗室例授贝勒。与许多只会写字画画的宗室不同，他年轻时就被送进清廷办的武备学堂，专门学新式军事。

那时候正是清末新政，朝廷一边惧怕列强，一边又不得不学西法练新军。武备学堂里既教马步枪、战术队形，也保留骑射、马术这些“老本行”。载涛在这样的环境里练出来，既能按西式口令操兵，也能单骑奔驰、远程放箭。

有意思的是，他后来的许多选择，恰恰和这段经历紧密相关。学武的人，按理说最不缺的是“出头”的机会，但他偏偏在关键节点把手里的兵权掼了出去。很多人只看见他之后卖菜的落魄，却忽略了前面这一层——他原本是“靠武吃饭”的人，而且真懂行。

后来，载涛被委派去带巡防营，又进禁卫军任协统，名义上位高权重。可清廷那时已风雨飘摇，这些兵到底是保皇，还是替人做嫁衣，很多心里都不踏实。

二、辞兵权那一刻：从热闹中退到一边

辛亥革命前夕，局势愈发紧张。朝廷想把禁卫军南下，压一压风头正盛的革命党人。载涛手里有兵，自然被人盯上。

按当时的说法，他要真带队南下，少说也是一场硬仗。可载涛心里明白，袁世凯等人打的是两面算盘，表面拥戴皇室，实则盘算自家利益。禁卫军一旦卷进内战，很可能成了别人换筹码的工具。

在这段历史的细节上，档案记载并不算丰富，但可以确定的是：就在各方都希望他“出点力”的时候，他把兵符一交，辞去了禁卫军职务。

这一退，表面看是保全了自己，躲过了革命军与清军交火的最危险时段；深想一步，也意味着，从那天起，他失去了在乱局里搏出新位置的机会。比起一些选择追随袁世凯、后来在民国做大员的贵族军人，他的路走得要窄得多。

得罪人是一定的。有人觉得他“不担当”，有人说他看破时局，总之，这一脚刹车，让他从军界的热闹中心退到了一旁。

更微妙的是，他还是宣统皇帝溥仪的叔叔，宗室里头带兵懂军事的人并不多，本来可以成为“小皇帝”的重要倚仗。辞职之后，他在宗室圈子里的位置，也就尴尬起来。

三、劝侄儿别折腾：甲子政变后的异路

1924年“甲子政变”后，溥仪被冯玉祥驱出紫禁城，清室宗亲一批批搬到天津、北平等地。载涛也在这一拨里，跟着迁往天津的日租界。

老北京常说一句话：大厦将倾，梁柱最难。对清室来说，这个阶段，是最容易产生各种“复辟梦”的时候。有人拉拢溥仪，有人替他出主意，各路势力都盯着这块“招牌”。

载涛到底见过大场面，他清楚在国内内战、列强环伺的情况下，“再坐龙椅”是怎样的危险。史料里记载，他曾明确劝告溥仪，不要再琢磨什么复辟，别被人当枪使。

试想一下，一个做叔叔的，对侄子说“这条路走不得”，说的是大实话，却不一定好听。对刚被赶出宫、心高气盛的溥仪而言，这无异于浇冷水。叔侄之间的关系，从这时起渐渐生疏下去，这一点在后来溥仪的回忆中也有所体现。

劝阻复辟，站在政治判断上，不能算错。可从现实利益看，这等于主动和那些愿意“投靠新主”的旧臣贵族拉开距离。再往后，他遇见的，是更现实、更冷的选择题。

四、日租界里的拒绝：不要伪职，就得挨穷

日本侵华后，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之后，伪满洲国成立，许多旧官僚、旧军人都被日方拉拢，封个什么“部”“省”的虚名，领高薪、穿制服。

在天津日租界里，日方特务机关一直没有放过宗室这块资源。史料提到，驻华特务头目土肥原贤等人曾与载涛接触，给出的条件不算低——月俸、官衔、待遇，外加“恢复荣光”的空头支票。

一位日本人试探着说：“贝勒爷若肯出山，当个陆军部长也不是难事。”

载涛摇头：“我没有这个本事，更不敢替你们做事。”

对话的原话难以完全还原，但拒绝合作的事实是明确的。做出这种选择不算惊天动地，却实实在在改变了他后半生的生活轨迹。

日方失望，转而扶持其他更愿意配合的人；载涛则失去了在沦陷区“安稳过日子”的可能。民国政府给清室的洒金抚恤本来就不稳定，抗战期间更是时断时续，到了晚期几乎算不上保障。

于是，这位曾经的贝勒，只能变卖字画、家具，一件件往外搬。东西卖光了，就只能想别的办法养家。

有意思的是，很多遗老当时也处在类似处境：肯接伪职，日子好过一点，却要承受骂名；不接，就准备清苦过活。载涛选的是后者，这个选择没有光环，却让他在战后面对新政权时少了一层包袱。

五、北平城里的担子：王爷也得起早贪黑

抗战结束后，载涛回到北平。不少清室成员分到了一点救济，但远远不够维持一家开销。到了1940年代后期，他再不愿也得面对现实问题：一日三餐从哪儿来？

于是，街头出现了这样一幅画面：

天刚蒙蒙亮，北新桥一带的胡同口，有个上了年纪的男人挑着一副担子，里头是刚从郊外菜地弄来的生菜、葱蒜。他穿得朴素，脸上刻着年岁，偶尔有路人觉得眼熟，却又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

“菜新鲜啊，今儿刚来的，便宜。”

有人笑道：“这声音还挺像读书人。”

卖菜的只是笑笑，往前挪了挪担子。很少有人知道，他曾骑良马出入宫门，也很少有人记得，他名义上还挂着“贝勒”的头衔。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解放军入城那天，许多市民涌到街口围观。载涛也站在远处，看着队伍整齐地从大街上通过。旁边的小摊主小声说：“这一回，看样子真要换个天下了。”

他没接话，只是把担子往回挑。这个画面，本身就说明了问题：他的身份、时代都已改变，但谋生的方式仍然得靠一双手。

值得一提的是，解放后，对于原清室成员，中央并非视而不见。有关部门陆续发放了一些生活救济，也安排部分有专长、有影响的人进入政协等机构参与工作。不过，人员众多、情况复杂，名单里难免有遗漏。载涛，恰好就是“被漏”的那一个。

六、从遗漏到被想起：怀仁堂里的一次相谈

1949年全国政协筹备时，名单上出现了诸多原清室成员的名字，比如载沣等人，体现出新政权对这一群体的统战考虑。载涛本应按身份列入，却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出现。

1950年春，政协主席李济深在北平工作期间，偶然听人说起：“北新桥那边，有个卖菜的老头，好像是当年的贝勒。”

李济深起了疑：“哪位贝勒？”

“说是恭亲王家里的载涛。”

这事很快被他提到周恩来面前。周恩来听完，停顿了一下，只问了一句：“档案里查过没有？”

相关部门去翻旧档案，结果一对照，身份无误。一个曾在清末受过系统军事训练、又在抗战时期拒绝伪职的宗室贝勒，居然在街头靠卖菜维持生计，确实有些说不过去。

不久之后，在怀仁堂的一次会面里，这位卖菜的老人被请了进去。

周恩来开门见山：“过去的事，就不要多提了。现在国家在恢复建设，有没有什么是你擅长的，愿意做的？”

载涛沉默片刻，说了句老实话：“年轻时学过骑射，懂一点马的性情。别的事情，只怕帮不上忙。”

周恩来点点头：“懂马，这很重要。以后可能要请你在这方面出力。”

七、“弼马温”的玩笑：毛主席的批语背后

那段时间里，抗美援朝的阴云已经压到头上。1950年底，朝鲜战局吃紧，志愿军入朝后很快发现一个老问题：山地交通困难，汽车、坦克难以充分发挥作用，作战、运输仍然离不开大批军马。

前线要马，后方就得赶紧想办法。东北、西北、华北的旧军马场被重新盘点，张北坝上那片草场也被列入方案之中。

军队方面提出，需要一批懂马、识马的人，帮助挑选和改良战马。这个时候，周恩来想到的不只是一般兽医，而是那些真正把一辈子心血都放在骑射上的“老行家”。载涛的名字，自然出现在建议名单上。

中央层面讨论时，有人提到：“他是清朝的贝勒，会不会不太合适？”

毛泽东听完，略带讥讽又有点调侃地说了一句：“他愿不愿当个‘弼马温’？”

“弼马温”原本是古代对马官的称呼，后来被《西游记》写成了戏谑的官名。毛泽东用这句话，一方面是化解尴尬，把问题轻轻放下；一方面也点明了核心——不看他以前是什么王爷，只看现在能不能管马、愿不愿意为国家的军马事业出力。

从这句话里，可以看出当时对待旧贵族的一种原则态度：不是什么“格杀勿论”，更不是一味奉承，而是看有没有用得上的本事，肯不肯在新体制下干实事。载涛，恰好有这样的专业。

八、坝上风雪中的老骑手：马骨头看得比谁都准

1951年春，64岁的载涛被派往张北坝上。按年龄说，他早该在家含饴弄孙；按任务说，这绝不是轻松的差事。

坝上春天的风，是带着砂砾的。军马场临时搭起的棚子里，一批批从内蒙古、宁夏、甘肃赶来的马被拴在桩子上，有高有矮，有肥有瘦。军代表催得紧：“前线等着呢，赶快挑。”

现场的干部有点担心：“这么大岁数了，能不能受得住？”

载涛只是简单说了一句：“看马，不在年纪。”

挑选战马，有一套讲究。腿要干净，骨关节不能有暗伤；胸要宽，背要适中的长短，既能驮重，又不容易伤腰；性子要有劲头，但不能太暴躁。

他常常蹲下来，摸马的四蹄、胸骨，有时候让人牵着马转两圈，看步子是不是匀称。偶尔也会亲自翻身上马，在坝上跑一小段，感受一下背脊和步伐的弹性。

有一次，他问身边的军官：“这批马是从哪里来的？”

“内蒙古西边，路上折损了不少。”

他点点头，摸着一匹马的脊背说：“这地方风沙大，这种骨骼结实，将来走长途更耐折腾。”

这种判断，不是凭感觉，而是几十年骑射经验积累出来的。朝廷没倒之前，骑马对他来说是享受，是身份；现在，骑马是为了让这些牲口将来在山岭间驮着弹药、粮食，不至于半路趴窝。

据当时的统计，经过几年的筛选和繁育，从坝上和周边军马场送往前线和后方部队的战马，总数达到了数万匹，其中相当一部分都经过载涛等人把关。这些马没有名字，也很少有人记得它们的来历，只在志愿军的后勤报告中留下冷冰冰的数字。

从技能利用的角度看，清末那条被迫中断的武备之路，此刻算是续上了另一头——不是为某个王朝的禁卫军挑马，而是为一支全新的人民军队提供后勤支撑。

九、从遗老到“马官”：统战对象也是劳动者

军马场的工作并不总是停留在“挑马”这一层。载涛在坝上期间，还参与了改良马种、调整饲养方式的讨论。比如，有的地方牧民习惯让马自由散养，军事用途却需要适当集中管理；有的马适合短途冲锋，有的则更耐长途奔袭，这些都得分类、登记。

牧工们一开始只当他是个懂马的老头，慢慢才知道他的身份。有人半开玩笑问他：“听说您以前是王爷？”

他摇摇头：“现在不谈那套了，马挑不好，照样挨批。”

类似这种简短的对话，在回忆录里偶尔会出现，细节未必完全一致，却反映出一个事情：在军马场里，他不再是高坐上头的“贝勒爷”，而是和普通技术人员一样排班、出工、吃大食堂。

从统战政策角度看，这种安排并不偶然。新政权对待旧社会遗老遗少，一方面给予基本生活保障，让他们不至于流落街头；另一方面，更看重的是，他们是否愿意在新的经济、军事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载涛之所以被重用，不是因为出身，而是因为能做别人做不来的工作。这一点，与他当年拒绝伪职、宁肯清贫的态度形成了某种呼应——不论站在哪一边，他都没把“吃空饷”当本事。

十、晚年一句评价：这匹“老马”没有闲着

1950年代中后期，朝鲜战场的硝烟逐渐稀薄，但边防和骑兵部队的军马需求仍然不少。张北、内蒙古、甘肃一线的军马场陆续制度化、正规化，战马培养进入了更长期的规划。

1960年冬，中央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提到军马工作，有人汇报说：“这几年多亏了懂行的同志指导，包括原清室的一位贝勒。”

毛泽东插话问：“那个当‘弼马温’的，还干得动吗？”

这句半玩笑、半关切的问话，至少说明一点：一个已经退出政治舞台已久的旧贵族，因为在军马事业上的实际贡献，再次进入国家最高层的视野，不是以“遗老”的身份，而是作为“干了实事的人”被提起。

1970年9月，83岁的载涛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消息不算轰动，却在军马场、牧区里悄悄传开。一些曾与他共事过的老军人后来回忆：“那是个真懂马的人，不爱多说话，眼睛一看、手一摸，就知道这匹马能不能上前线。”

从清末武备学堂的少年，到民国破落宗室，再到新中国军马场的老技术员，他这一生，身份像走马灯一样变换：贝勒、协统、卖菜摊主、政协委员、选马专家。真正没变的，是那一点跟马打交道的本事，以及在关键选择上的那口气。

对他个人而言，街头挑担和坝上挑马，都是谋生，也是尽责；对那个时代而言，让一位末代王爷在新制度下当好“弼马温”，既是机缘，也是历史结构变化的结果。旧贵族的余响，并没有停在紫禁城的红墙之内，而是在清冷的坝上风声里，悄无声息地，延伸到了另一条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