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成都有个“洞子口”||徐平

成都有个“洞子口”

徐 平

“洞子口”是成都的一个老地名。很多人熟悉这个地名，盖因处处可见的“洞子口凉粉”店招。发源于该地的“洞子口凉粉”，风味地道，为成都美食小吃的一个文化符号，名声在外，洞子口地名也就不胫而走了。其实，凉粉之外，“洞子口”还有很多故事。

《成都》（1938）

洞子口的故事，要从“堰”讲起。堰，即内河上的一种人造水利工程，其作用就是分水导流。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乾隆至嘉庆、道光时期，川西坝子各地农乡大兴水利，修堰建渠以灌溉不断增多的水田。例如，清同治《重修成都县志》中就列出了当时郊乡各处的119个堰。修建于乾隆年间的杨泗堰，即为城北府河左分支流沙河上源处的一个大堰，该堰渠很长，渠水流绕经洞子口汇入沙河。

“洞子口”是一个俗称，这样的地名并不鲜见，旧时文献中可见一些记载。例如，清光绪《增修灌县志》：“洞子口堰，在县南二十二里。” 清·彭洵《灌记初稿》：“在江安河者，县南有洞子口堰、何家桥堰、笕槽堰。” 清宣统《温江县乡土志》：“金马江支流，自维新乡西境洞子口分水，西金马沟自东北来注。” 清嘉庆《什邡县志》中还列出了当地的“陡洞子”“陈家洞子”“李家洞子”“吴家洞子”“王家洞子”等多个堰沟。这些“洞子口”或“洞子”地名的来历，皆源于当地堰渠的暗渡槽，即“过水洞”。成都北郊的这处“洞子口”，也是因流经当地的杨泗堰渠水与沙河汇流处建有过水洞而得名。

杨泗堰渠洞子口场一段

平川沃土，渠水充盈，加之南北通达且与省城接近，洞子口一带古来为人居福地。清代早中期，外地移民先后迁此落居。例如当地邓氏族人的先祖即为清早期的外省移民。据《邓氏锡璋公蜀谱》记载：先祖锡璋与兄弟几人于清乾隆癸酉年“由粤来川”，始居华阳檀木林，后迁石板滩，三迁至成都县北关外大湾村，“农商起家”。后世各支分迁于华阳、成都、新繁、郫县多地，其中六世孙一支于清咸丰年间住居“成邑洞子口”；六世孙另一支“原住成邑高家碾，迁住洞子口场升平桥。”

随着人口不断增多，此地渐渐热闹起来，乡市自发形成。清乾隆年间重修的泰山庙成为当地及附近乡民进香祭祀与聚会游乐的主要活动场所。清同治《重修成都县志》：“泰山庙，县西北三甲十二里洞子口，创建年月无考，国朝乾隆三十六年重修，嘉庆、道光年间培修。” 相当长的时间里，泰山庙前的路道与福德庙（土地庙）前的路道，为洞子口场最为繁盛热闹的地方。

清代中期，原市场外又修建了文光庙。聚人聚气，香火旺盛，当地市场规模也相应扩大起来。由于文光庙位于老场之南，为区别起见，福德庙与泰山庙所在处的街市被称为“上场”，文光庙所在处的街市被称为“下场”。清代晚期，由泰山路、文光路、福德路（横街子）三条道路形成的洞子口场，成为成都北郊的大场。旧时文献对此有所记载。例如清末文人傅崇矩《成都通览》中列出的“成都县之乡场”有苏坡桥、望仙场、崇义桥、太和场、两路口、青龙场、三河场、洞子口、犀浦场、土桥场、龙场、天回镇。

洞子口场平面示意图

洞子口场形成后，清代晚期曾更名为太平场。清同治《重修成都县志》：“太平场，距城十里，一四七日场期。” 清末及至民国时期属地太平乡之名即来源于太平场。上世纪50年代，分分合合，太平乡与太平场又分别改设为和平乡与和平公社。然而，对于当地乡民来说，关于祖居地“洞子口”的记忆更为深刻，以“洞子口”称名更熟悉，更亲切。“洞子口”之名也就口口相传保留了下来。上世纪80年代早期，原洞子口场片区从和平公社划出，改设洞子口街道办事处，后来又改为沙河源街道办事处下辖的洞子口社区。

旧时，洞子口场为彭县、灌县、唐昌等地经郫县从北路进入省城的重要道口。据记载，上世纪早期，成都首座可供客车通过的钢架桥就建在洞子口场西。上世纪中期以来，在这一带驻扎和开办的企事业单位众多。例如，上世纪60年代，川西地区贮木规模最大的成都贮木场就迁设在洞子口。该贮木场是岷江水运木材的重要终点站，承担了川西林区木材的贮存、加工、调拨与转运功能。水陆通达，交通便利，相当长的时间里，农商两旺，洞子口场一直是繁荣昌盛的乡场。

在城市改造与城镇化过程中，洞子口一带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原来的乡场成为了市区一隅。然而，大致保留下来的几条狭窄的老街里，即旧时的洞子口场所在处，形成了一片茶铺和饭馆的集中地。渠水清清，丛树拥翠，这里成为了很多人喜爱的休闲之地。所来之人，多是成都本地居民，当然也不乏特地来此采风或体验生活的外地客人。非常好的是，距离不远处还有一个露天菜市场，“柴米油盐酱醋茶”，应有尽有。小市民的普通生活，来在这里才会有更多更深的感受。其实，这才是本真的“烟火气”。

来源：巴蜀文史

作者：徐 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