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两名印度登山者、来自海得拉巴的科技行业专业人士阿伦·库马尔·蒂瓦里和46岁的桑迪普·阿雷，在登顶珠穆朗玛峰后下撤途中死亡，而第三名印度登山者仍在海拔约7900米的南坳（即四号营地）处于危急状态，夏尔巴救援人员正试图稳定其状况，以便将其转运至二号营地，再视情况用直升机撤离。探险活动组织方官员于5月23日证实了上述消息。
负责处理遇难登山者事务的探险公司Pioneer Adventure执行董事兼联合创始人尼维什·卡尔基表示：“他们在高海拔下撤途中病倒。我们正在研究如何运回遗体。”
桑迪普于5月20日成功登顶。当天共有274名登山者从尼泊尔一侧登顶珠峰，创下单日登顶人数纪录。此前路绳铺设工作延误，加之天气窗口期狭窄，导致登顶尝试集中爆发。在下撤途中，他在“阳台”区域附近患上雪盲症并出现严重体力衰竭，五名夏尔巴救援人员连夜在极端高海拔地形中将其拖运下山。他被送至二号营地，并于5月21日去世。
蒂瓦里于周四下午5点30分左右登顶，随后在希拉里台阶附近病危。希拉里台阶是珠峰顶下方“死亡区”中最暴露的路段之一。官方称，四名夏尔巴向导曾试图稳定他的状况并帮助他下撤，但未能将其救回。
在另一篇关于此前尝试攀登珠峰的领英帖子中，蒂瓦里曾表示，当团队对他越过三号营地后的速度、恢复状况和身体状态提出担忧后，他选择了折返。“因此，我选择了生命，而不是因雪盲或氧气瓶耗尽而困在高海拔营地。”他写道，并补充说，在那种情况下越过7200米可能会增加“疲劳、雪盲、冻伤”和丧生的风险。
Pioneer Adventure还证实，第三名印度登山者已在南坳病危。南坳是珠峰与洛子峰之间的多风鞍部，大部分从尼泊尔一侧发起的登顶尝试都从这里出发。在这一海拔高度，救援队通常先试图将登山者转移至较低营地，再尝试撤离，因为直升机在低海拔区域飞行更为安全。地面队伍和高海拔夏尔巴人正努力将该登山者向二号营地转移，若天气和医疗条件允许，可在此规划空中撤离。根据救援和家属通知规程，该登山者的身份暂不公布。
这些死亡事件发生在尼泊尔一侧拥堵特征明显的登山季。由于经西藏一侧的北坡路线对常规商业探险关闭，尼泊尔的南坡路线承载了主要的国际登顶压力。尼泊尔今年春季发放了494张珠峰登山许可证，每名外国登山者强制配备一名夏尔巴协作，这使得在登顶窗口期内，在固定路绳上活动的人数接近1000人。一位近期完成珠峰攀登后返回加德满都的夏尔巴向导告诉印度媒体：“今年比去年拥挤得多，因为客户更多了。”他补充说：“当局需要控制这个数量。”
日益增大的压力使得珠峰不断变化的探险经济受到更严格的审视。尼泊尔公司现在提供的入门级珠峰攀登服务售价在3万至4.5万美元（约 31万人民币）之间，低于多家西方运营商收取的5万至10万美元（约 68万人民币），而高端套餐费用最高可达30万美元（约 204万人民币）。这一转变使更多业务直接转移到加德满都，来自孟买、德里和北京的客户不再需要通过伦敦或纽约预订，但登山观察人士表示，激烈的价格竞争可能影响人员配备、高海拔适应支持、救援能力和安全保障体系。
驻扎在加德满都的尼泊尔作家、《夏尔巴人》合著者安基特·巴布·阿迪卡里告诉印媒，珠峰不断变化的探险经济既将自主权也把风险带到了尼泊尔。“各家公司在竞争，力图让攀登价格更低廉，”他说，并补充道，当公司主要围绕价格竞争时，安全体系、人员配置和探险标准往往首先受损。
高山疾病：在高海拔地区，登山者容易患上雪盲症（因冰雪反射的强烈紫外线照射导致的疼痛性暂时失明），此外还会出现严重疲劳、冻伤、脱水、体温过低、高山脑水肿和高山肺水肿。在海拔8000米以上的“死亡区”，低氧水平还会损害判断力、平衡感和协调性。
险峻山峰：下撤的危险性多年来已有记录。一篇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上的研究分析了1921年至2006年间珠峰死亡案例，发现在94名在海拔8000米以上死亡的登山者中，有53人（56%）在从顶峰下撤途中死亡，16人（17%）在折返后死亡，9人（10%）在攀登过程中死亡。研究还发现，疲劳、认知变化和协调能力丧失是死者中的常见特征——这种模式常见于登山者经过数小时努力登顶后，面临更艰难的下撤考验：寒冷稀薄的空气、缓慢的固定路绳移动以及不断下降的氧气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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