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文/曾嘉琪
据中国教师报报道，2026年3月一位小学生家长通过直播连麦，向沈奕斐咨询孩子在学校里遭遇“校园霸凌”的事。沈奕斐对此作出分析“孩子间属于正常社交摩擦，而非霸凌，家长陷入了‘受害者逻辑’”。没想到这场普通的直播连麦，让沈奕斐陷入了长达两个月的举报风波。
举报理由层层加码——从莫须有的“侵犯隐私”（直播已全程变声，无信息泄露），到无端升级的“不务正业、荒废本职”。更令人心惊的是，在这位家长将举报“枪口”对准沈奕斐之前，她已经因为同样的事由，多次投诉学校老师、甚至报警追责，让当事老师承担了不必要的责罚。
一封低成本举报邮件，就能让高校教授终日撰写材料、应付核查，正常教学科研节奏全面打乱；就能令基层教师不堪重压、无奈离职。原本用于维护公平正义、监督规范行为的举报渠道，正逐渐异化为零成本、低风险、高消耗的“情绪工具”。
当恶意举报成为部分人宣泄偏执、打击异己的“万能钥匙”，谁来为被消耗的教师群体、被透支的教育生态买单，已成为亟待正视的公共议题。
基层教育中的举报乱象更令人心惊。半月谈曾报道，西南某基层教育局提供的台账显示，2024年1至8月，该局共收到128条举报教师的信息，经调查，仅7起举报基本属实。其余不属实的举报中，不乏恶意举报行为。举报理由也琐碎荒唐：作业布置多少、回复消息快慢、在办公室吃外卖，甚至教学经验不足，都能成为投诉理由。
当教师的一言一行被无限放大，陷入“动辄得咎”的尴尬境地，职业安全感便持续流失。且这些举报拥有极强的“启动效力”——往往能触发核查调查，裹挟网络舆论，让教师陷入漫长而无奈的自证漩涡，耗费大量精力应对无谓纠纷。
泛滥的无端举报，正在教育行业催生严重的“寒蝉效应”。无底线的投诉举报已形成恶性连锁反应。为规避风险，越来越多教师不敢严格管教学生，不敢尝试教学创新。高校辅导员的大量精力被消耗在处理无效投诉上。严谨治学的初心被稀释，不少课堂沦为“水课”。
沈奕斐在复播后道出了无数教师的无奈：“我终于理解为什么那些被家长举报的老师会主动认错了。不是做错了什么，是扛不住了。”
她坚持不删视频，只因评论区千余条留言里，满是基层教师的真实困境：被无理举报到彻夜难眠，为避纷争对学生问题视而不见，潜心教书却屡遭苛责。一名高校学者尚且会被消耗至工作停摆，普通基层教师的处境只会更加艰难。
更令人无奈的是，政策善意在基层执行中往往打了折扣。教育部早已明确要求及时澄清涉教师不实举报，严厉打击诋毁、污名化教师的行为。但在实际操作中，不少学校和主管部门秉持“息事宁人”的懒政思维，面对家校矛盾一味和稀泥，宁愿委屈教师、草草平息纠纷，也不愿坚守事实、较真碰硬。每一次无原则的妥协，也是对恶意举报的变相纵容。
整治举报乱象，绝非取消举报渠道，而是要为它装上精准的“过滤器”。相关部门应建立举报分类甄别机制，对明显失实、重复恶意的举报设置快速驳回通道；健全追责机制，让恶意诬告者承担相应的信用与法律成本，打破“零成本举报”的困局。
同时，基层校方与监管部门必须摒弃息事宁人的懒政心态，坚守事实底线，不“和稀泥”，为履职尽责的教师公开撑腰。唯有如此，才能守护纯粹的教育生态，不让认真教书的人寒了初心、受了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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