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记者谈中美洲困境：和平协议后暴力依旧，民众活在正常假象下

斯蒂芬·金泽曾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最血腥的那些年份，为《纽约时报》报道美洲。当时，这一地区正因内战和美国隐蔽而持续的干预而流血不止。如今再看美洲，他感到震惊：掌权者的面孔和名号变了，但压迫的深层结构并没有变，而当地民众也早已学会抵抗。

他说：“发生了很多我从未想过的事，但真正留在我心里的，是这些人民的精神。想到这些国家和人民经历过的苦难，人们本会以为他们会长期处在焦虑和哀悼之中，但事实并非如此。尽管几个世纪以来，他们一直是压迫性政治制度的受害者，但他们展现出的勇气和精神，在那些更发达的国家并不多见。”

金泽曾以笔记录华盛顿对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与桑地诺主义冲突的介入。谈到本国的历史记忆，他也提出了尖锐的自我批评，称美国公众往往只有在局势恶化时，才会注意到这片地峡。

他坦言：“对美国来说，美洲几乎只在发生冲突时才算存在。要把美洲更广阔、更深层的现实传达出去，一直都非常困难。”

他还提醒说，过去的幽灵仍在塑造今天的现实：“我认为，我们应该报道的，是美国政策在美洲造成的影响。不是说美国干预完就消失了，不，它一直都在那里。看看危地马拉吧，因为我们在1954年对哈科沃·阿本斯做的事，这个国家已经完全不同了。还有华盛顿推动的萨尔瓦多战争和尼加拉瓜战争。这些国家原本也许有机会走上一条正常的发展道路。所以，如果忽视美国影响长期存在这一点，就等于忽视了这些国家历史和现实中最重要、最核心的一部分。”

这种结构性暴力的遗产，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和平协议签署后发生了明显变化。奥斯卡·马丁内斯回忆起一位萨尔瓦多女性的话。她用极其直白的方式，道出了国际媒体在军队与游击队停火后迅速离开的现实。

马丁内斯说：“我记得自己曾和一位女士交谈，她叫特兰西托，是一名家政工。她用一种乡村式的朴素口吻对我说：‘我们签署和平协议后，他们就走了。可如果他们真想看暴力，就该留下来，因为我们拥有的是一种多么暴力的和平啊。’事实确实如此。和平的法令签了，但这个国家依然暴力重重。”

《灯塔报》则因纳伊布·布克尔威权政府动用国家机器进行税务和司法骚扰，把其法律和行政架构迁往哥斯达黎加。“没有什么固定公式。”现居墨西哥的奥斯卡·马丁内斯坦率地说，谈到如何继续讲述这个地区时，他表示，唯一的办法就是始终记住：一旦停止发表报道，就会失去消息源；一旦停止揭示真相，就会变成一个属于过去的人，一个曾经知道、如今却不再知道的人。

他说：“揭示这个动词，本身就属于一种必须在场的行动。”

马丁内斯并不掩饰流亡带来的巨大心理负担：“流亡是我经历过最疲惫的一年。因为我觉得，它会逼着你不断发挥创造力。你怎么从那样一种处境里挖出信息？以前你可以上街，走路，和人交谈……但现在，创造力变成了每天都要面对的事。流亡还意味着生活层面的行政负担，你每天都得重新发明自己，所以人会非常疲惫。”

尽管困难重重，这位萨尔瓦多记者仍明确拒绝自怜，也拒绝把新闻工作变成单纯的哀叹。他说，自己从不把自己包装成“萨尔瓦多流亡者的受害者”，因为在流亡到来之前，他已经拥有职业积累，也拥有选择。

他说：“每次有人邀请我参加论坛，我都不知道他们邀请我是因为我是流亡者，还是因为我是记者。我觉得，到了某个时候，他们更多是把我当成流亡者来邀请，因为流亡最终会变成一个我们要反复谈论的话题。”

卡洛斯·费尔南多·查莫罗则提醒，地理上的距离会带来隔绝风险，因此更需要脚踏实地。他说：“毫无疑问，这是有损失的，因为我们没有记者在现场。我们还有一些消息源，但要保住这些消息源，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你必须维持信任，提供安全渠道，让人们确信自己没有被监视。”

查莫罗接着说，记者同时还必须保持更开阔的视野，努力做出对公民真正有用的新闻。“我每天都对记者们说：‘我们必须避免陷入流亡泡沫。’流亡会制造一种外部人的泡沫：我们在国外，我们是自由的，我们说着同样的话。很多人会夸大其词，还会陷入另一个泡沫，也就是即时通信软件里的泡沫。那里每天都有大量信息流传，其中充满虚假信息和半真半假的说法。我们必须与之周旋，尽力维护公众对我们所发布内容最基本的信任。”

这位资深记者认为，流亡记者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拆解威权政权成功向外界投射出的“正常化叙事”。

他说：“尼加拉瓜没有战争，但有一种无声的制度性暴力。尼加拉瓜不像委内瑞拉那样有石油，也不像古巴那样有停电或经济崩溃。任何人明天都可以去尼加拉瓜，看到一个看起来运转正常的国家：商业在运转，酒吧在运转，体育场、演唱会以及整个国家的日常节奏都在运转。但就在这种表面正常的下面，隐藏着拉丁美洲最糟糕、最残酷、也最极权的统治。”

而在萨尔瓦多，情况又有所不同。布克尔的官方政治项目拥有压倒性的民意支持，这迫使记者更依赖严谨的新闻方法，而不是自己的情绪和偏见。

马丁内斯说：“记者必须讲述现实，不是讲述我们喜欢的现实，而是讲述真实存在的现实。在萨尔瓦多，有一个现实：人们爱那个男人，布克尔。而这一点，我们还没有真正讲清楚。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解释明白。”

他进一步表示，在国外，人们更容易根据一段十六秒的短视频去理解布克尔；但如果你是萨尔瓦多人，而且一直生活在那里，你会看到自己的邻居明明不是帮派成员，却被带走了。帮派没有了，但你知道，那个在小店卖东西给你的佩德罗，是被冤枉抓走的。

他说：“可我们还没有写出一篇关于这种‘爱’的报道，因为站在仇恨的位置上，不是新闻方法。那不会让你成为一个好记者。我不在国内，就是因为那个人，但带着仇恨去做报道没有意义。问题在于，你必须持续努力，继续运用新闻方法，不能把它丢掉。”

她说：“有些根本性议题依然重要，比如威权主义、贫困。”

她说：“我们首先非常清楚，从英国广播公司世界新闻的报道体系来讲述美洲，并不会像同行那样，让我们付出流亡、骚扰或坐牢的代价。但如果没有那些真正冒着这些风险的合作伙伴，没有那些与我们合作多年的消息源，我们也什么都不是。”

她解释说，报道也可以从经济、科学和环境等角度展开，而且要以负责任的方式进行，努力寻找一个国家的具体故事如何与国际受众建立联系。“要完整讲述美洲，就必须有创造力。”

她举例说，可以讲环境议题，比如气候变化如何影响巴拿马的库纳原住民，他们正在失去自己的岛屿，不得不被重新安置；也可以在萨尔瓦多进一步追问，布克尔的安全政策究竟带来了怎样真实的经济效果，是否吸引了外国投资，旅游业又究竟让谁受益。

卡洛斯·费尔南多·查莫罗明确表示，流亡新闻工作的责任，就是让身处压迫性政权任意统治之下的人们仍然能够获得信息。

他说：“对我来说，我每天的目标就是打破沉默，打破审查。也就是说，要让尼加拉瓜人接触到那些至关重要的新闻和信息，因为他们没有别的办法知道这些事。对我来说，每天都要有那一滴能够穿透审查的新闻之水，这一点至关重要。”

他说，这一切流亡中的新闻工作，最终是为了“提供有用的信息”，但更重要的，是留下记忆。

他说：“今天记录人权侵犯的历史，也许不会立刻推动尼加拉瓜任何公共政策发生变化，但我们相信，我们是在播下记忆。这样的记忆，将来会对国际司法有用；而当尼加拉瓜重新建立起能够伸张正义的制度时，它也终将派上用场。”

查莫罗最后说：“我们是幸存者。我们逃过监禁，逃过袭击，也逃过其他种种处境。既然如此，我们至少能做的，就是继续报道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