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视胡适为楷模，胡适为何批主席词《蝶恋花》没一句通的？

毛泽东曾经视胡适为自己学习的榜样，为何胡适却批评主席的《蝶恋花》没有一句通顺可读？

1920年2月的长沙城刚送走冬雨，船山学社那间窄窄的教室被人挤得满满当当。教室门口贴着红纸手写的几个字——“湖南第一自修大学开课”。人群里有人低声嘀咕：“这名字，是北京胡适先生出的主意。”一句话，把远在北大的那位白话文倡导者与湖南青年之间的纽带点了出来。

再把时针拨回一年。1919年夏，毛泽东还在北京北大图书馆做管理员，白天辛苦编目，傍晚照例拎着马扎奔向三院教室。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旁听席上，总能看到他靠墙的身影。那一年，北京街头新文化的标语贴得到处都是，“民主”“科学”成了最时髦的口号。课后，胡适常用带安徽口音的普通话提醒学生：“想问题，先要大胆假设，再要小心求证。”台下有人点头，也有人皱眉，但那句“大胆假设”让毛泽东琢磨了很久。

同年冬，准备撤离北京的毛泽东在杨昌济带领下来到西四北大仓胡适的住所。“湖南学运缺的是传声筒，盼您赐教。”短短一句请求，胡适没多想，第二天就在《每周评论》里给《湘江评论》写了几句推荐，还把毛泽东的《民众的大联合》摘录出去。文章迅速被好几家报纸转载，湖南学生们兴奋地传看，“毛润之那篇稿子，好！”

靠着这阵东风，《湘江评论》只印了六期就被查封，却让湖南新青年找到了新的出口——自修大学。翌年1月15日，毛泽东再赴胡适寓所，拿着厚厚一叠校规草案请教。胡适翻到末页，提笔写下“自修大学”四个字，又建议开设“社会问题研究”课。晚饭后，胡适把毛泽东送到胡同口，拍着他的肩膀说：“办学难，但得有人去闯嘛。”这段谈话后来被他写进当晚的日记。

自修大学很快在长沙落地。夏明翰、郭亮、毛泽民轮番站上讲台，课程从世界史到经济学，甚至还有公共卫生。有人只念了几个月就投身工运，有人转去江西、福建办农民夜校，后来成了红军干部。不得不说，一所草创的民办学堂，悄悄成了革命摇篮，这一点连当年的赞助者胡适也许都没料到。

时间进入1945年。抗战胜利在望，傅斯年带着学界祝贺去延安，顺便递上胡适的电报，寥寥数百字核心只有一句：“举国和平，何苦再动兵戈？”毛泽东看完淡淡一笑，“路不同，各自走吧。”这句回应没写进正式回电，却在窑洞里传开了。对比20多年前那间胡同小屋里的热切交谈，两人对国家前途的思考差距已如峡谷。

1949年春，胡适登船离沪。同行者中有人劝他暂留北大，理由是“新政府对学界颇为尊重”，胡适摇头：“理念不合，我去了也无用。”彼时的北平，彭德怀第1兵团已列阵城外，城内师生奔走议论去留。学问与政见，在风云激荡中被迫分道。

建国后，毛泽东偶尔同身边人聊及昔日北大师生，总说胡适“有功于启蒙”，但同时坦言“此君终究停在书房门口”。1959年初春，台北寒潮料峭，胡适拿到一本新出的《毛主席诗词》，随手翻至《蝶恋花·答李淑一》，笔记里写道：“押韵不谐，无一句可通，问赵元任亦云如此。”这句话后来被学生抄录，成为坊间热议的掌故。有人说胡适酸，但也有人觉得他只是延续学术习惯——格律必须合乎旧制。

细细看，两人交往的脉络并不复杂：同处新文化巨浪之初，一人提供学术火种，一人带着火种去点燃实践；等到国家出路绕不过武装与政党竞争的时候，火种却分出了两种燃烧方式。胡适坚持平和改良，相信议会与公共理性；毛泽东则认定枪杆子里出政权。路径不同，很难再有共识。

有意思的是，1950年代末那场关于旧体词押韵的争论，恰好映照出两条道路的分岔：胡适仍在考究平仄，毛泽东已用同一格律写下“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格律之争背后，是自由主义和革命实践之间的张力，亦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