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郭沫若的原配妻子独自守候68年无儿无女，晚年时郭沫若每月只寄15元生活费给她
1914年春，川南宜宾的夜色刚落，鞭炮声却仍在村巷回荡。十八岁的张琼华披上绣有海棠的红衣，还没来得及与新郎说上一句体面的寒暄，就在第二天清晨听见院门被轻轻阖上的动静——郭沫若踏上了去上海再转神户的船，只留下一张写着“留学刻不容缓”的纸条。这种新式“闪离家乡”的情形在那几年屡见不鲜：据统计，辛亥革命后不足十年，赴日读书的中国学生已突破万人，其中不少是在家中完成包办婚礼再背上行囊。对年轻士子而言，学业是未来；对留在家的妻子而言，未来成了猜不透的漫长独白。
张琼华没有读过《新青年》，她识得的几个字只够守祖宗牌位。婆婆早年体弱，又在1919年冬里咳血离世，她披麻守孝三年，靠着几亩薄田与典当来的首饰度日。有人摇着蒲扇来探望：“郭先生何时归家？”她抿嘴摇头，那张红喜服已被翻做粗布围裙。村里人议论现代婚姻的轻薄，她却把这些声音收进柴门内。
同一年秋天，一封从东京寄来的信让她在油灯下愣了许久。信里语气诚恳：郭沫若写道自己与一位名叫佐藤富子的姑娘相识相恋，“离婚不易，愿以侍奉双亲为谢”。烛火摇曳，炉上的红薯被烤焦，烟呛得她直咳嗽。第二天清晨，邻嫂探头：“妹子，可要回信？”她只说：“他既有安排，我就守家。”这是她习惯的回答，也是几十年后仍被乡亲熟记的一句话。
进入20世纪30年代，《女神》等作品让郭沫若名声骤起。偶有报纸随着盐船漂到长江上游，乡里读书人朗声念起那位“郭院长”的新诗，字句铿锵，听众却不敢把目光投向角落里的张琼华。她照旧在晾台上翻晒被褥，像对待普通收成一样，对远方的光环既不羡慕也不控诉。有人说她冷，她笑答：“田里还有草。”
抗战爆发后，郭沫若回国组织文化救亡，1938年春在重庆沙坪坝演讲。会场门口人挤人，张琼华拎着篮子送侄子上学，恰好看见台上的他，只远远站了片刻便拐进小巷。没人知道她有没有被人群撞疼，只听见孩子问：“那是姑父？”她轻声回：“看错了。”话落转身就走。
1946年清明，郭沫若带着于立群回自贡祭祖。坟前三拜后，他挪到一旁低头致歉；张琼华跪在另一边，磕了头，起身就给新媳妇让位。不久后，她回到老宅，仍旧守着空荡的堂屋，偶尔翻出那枚发旧的喜钱，擦拭再收好。
进入1960年代，乡间凭票供应。那年冬天，她托人带信北上，只写了十二个字：“米贵了，五谷歉收，求略赐银两。”信纸辗转到北京东黄城根。郭沫若批示秘书汇款，每月15元，不久加到25元。对外事缠身的他来说，这只是案头一笔零星开销；对她而言，却可以添置两斤猪肉和五尺粗布，足够撑过一个月的清淡日子。
1963年腊月，她第一次离川北上探亲。一只竹篮、一挂腊肉、一包自制豆豉，挤在火车行李架上。北风堵在月台，腿脚已残的她仍坚持下车后自己提篮。门一敲，年轻女秘书先怔住，随后礼貌相迎。客厅桌上堆满文件，郭沫若从书后抬头，两人对视数息，他说：“一路辛苦。”她只应了一声：“坐吧。”三分钟后，秘书端来热水，寒暄草草。屋外的风掀动窗帘，屋内落针可闻。她在北京只住三日，第四天清早便乘车回川。
1972年夏，老宅门前的合欢树又开了花，她却因咳喘被送进县医院。护士将那只缝补多次的布包交给她时，发现里面仍是未拆的汇款单，还有一封折痕发黄的信。医生劝她换好一点的营养餐，她摇头，“留着，来日还得用。”这一留，就是永别。
1973年11月15日，她停心在病榻。乡亲替她掩土入棺，抬往村外竹林。半月后，一笔300元汇款与一块青石碑抵达：正面仅刻“琼华之墓”，落款“郭沫若敬立”，笔锋劲直。老人没有子女，骨灰下葬时，人群寥寥。村里的晚风扫过新土，蹿起一片竹叶，沙沙而过，像极了她青年时夜半捻灯的细碎声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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