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渗透到什么程度?张作霖换车厢都没躲过,只因他碰了不该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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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之初,东北的铁路网看着线路不少,可真正归中国人自己管、自己能说了算的,只勉强有一条京奉铁路。

其余的线路,往南有日本人掌控的南满铁路,往北有俄国人经营的中东铁路,路权全攥在别人手里。

这就造成了一个局面,整个东北但凡涉及人员出行和大宗货物运输,都得先看日俄两家点不点头。

工业时代,谁掌握铁路,谁就捏住了经济与军事的命门。



铁路能拉货,也能运兵。日本人把着南满铁路的干线,又死死握住大连港,这等于是既掐了东北工商贸易的喉咙,又在军事部署上占尽了先机。

关东军靠着那张路网,能在极短的时间把兵力投放到任何一个要点上,想攻击哪里就攻击哪里。可奉军当时调动部队主要靠两条腿走,碰上对手那种机械化的机动效率,根本就没有还手之力。

在这种处处被人卡脖子的局面下,坐镇东北的张作霖自然不肯一直忍下去。

从二十年代初期起,奉天当局就动了自办铁路的心思,开始联络本地商民,筹措资金,着手修筑完全归自己所有的国有铁路。

那几年陆续上马的线路里,有从沈阳铺往海龙的奉海线,也有连接打虎山和通辽的打通线。这些工程从规划的那一天起,就带着要摆脱日本控制的明确目标。

有了自己的路网,奉军的处境就完全不一样了。

将来真要跟日本人闹到兵戎相见的地步,部队可以从容地利用自家交通线实施调动、展开周旋,用不着像从前那样束手无策。

不光军事上见了效,东北各地做买卖的商户也渐渐有了讨价还价的本钱。

过去要出口大豆皮毛,只能通过南满铁路把货发到大连港,运输上的定价权完全被日方抓在手里。自营铁路通车后,商人们可以把货转到营口或者秦皇岛出海口,运输渠道一多,彼此之间就有了竞价,运费成本自然被压了下来。

曾经由南满铁路和大连港独占的过路财,就这样硬生生被人切走了一大块。日本在东北的资本集团和关东军方面,看到这番情景当然不乐意。

偏偏就在这个当口,奉系内部出了大乱子,郭松龄倒戈反奉,张作霖一时间危在旦夕。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郭松龄的部队打到奉天城外,奉系陷入了一场要命的内战。日本方面盯着这个时机,趁火打劫,向张作霖抛出一连串条件,逼着他答应所谓“满蒙问题”的全部要求。

那些要求的内容,细究起来,正是当初“二十一条”里头第五号各款,连袁世凯当年都始终没敢点头的那几条。

那一类条款一旦实实在在执行下去,签字的人不但要落下卖国的千载骂名,被全国上下唾弃,而且会在经济、政治、军事各个领域被套上根本挣脱不开的枷锁。

所以即便火烧到了眉毛,张作霖那时候也只限于口头应承,根本没在正式文件上签字盖章。等到内乱一平,他脸色一变,对先前松口的那些话完全不认账。

日本公使芳泽谦吉见张作霖翻脸不认,就拿“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的话来压他,要他兑现。

张作霖回得也干脆,说自己原本就是绿林出身,压根儿不懂什么君子之道,那些条件履行不了。

这消息传到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抓住由头拼命鼓噪,公开喊出应当除掉张作霖、直接出兵占领东三省的论调。

时间转到一九二八年四月,国民政府的北伐军再一次向北推进。到了五月下旬,北伐军步步紧逼,各国驻北京的使节都看出来,北洋政府这艘船快要沉了。

张作霖的北京政权又到了急需外援的关口。日本方面看准机会,立即把《满蒙新五路协约》摆到他面前,逼他签字。

这个所谓“五路协约”,核心就是日本要求再在东北修筑五条铁路,分别是延吉至海林的延海线、洮南至索伦的洮索线、敦化至图们的敦图线、长春至大赉的长大线,还有吉林至五常的吉五线。

日方要的不单是筑路权,还要求把铁路沿线所有附属权益一并收入囊中。

张作霖心里跟明镜似的,知道这五条铁路一旦贯通,东北一旦与日本发生冲突,日军就能从本土经朝鲜迅速涌入东北腹地。

到时候长春会变成日军的转运中枢,运输线会像蜘蛛结网一样朝吉林和黑龙江的纵深铺过去。真要到了那个地步,东北的大小事务就再也轮不到他来做主了。

正因为看透了这一层,张作霖当时并没有在协约上正式署自己的名,只在那份文书上草草写了一个“阅”字。他打的算盘还是从前那套,继续靠软磨硬泡、装糊涂来拖延。

日本人连着被耍弄了好几回,这一次积压的怒火终于兜不住了。五月二十日,日本参谋本部下达秘密动员令,调第十三、第十四师团向沈阳方向开进,又另派两千人赶往锦州、榆关一带实施布防,打算拦住所有企图进入东北的中国军队,连奉军也不例外。

这种所谓秘密调动,在各方眼线密布的情势下,根本藏不住。五月二十三日,美国国务院直接向日本发出照会,声明“东三省属于中国”。

被美国横插这一杠子,日本政府感受到外交压力,又犹豫起来,紧急修改了先前的命令,决定暂时不动张作霖,先观望局势走向再说。

但关东军里面聚集了大批右翼强硬派,许多人早就按捺不住要对张作霖动手。眼下东京方面一服软,关东军上上下下失望至极。

一部分激进军官横下一条心,决定不跟上面打招呼,自己单干,秘密把张作霖除掉。

五月末,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召集会议,决定派一名叫竹下义晴的少佐前往北京,暗中组织刺杀行动。竹下义晴出发前,在和高级参谋河本大作一道吃饭时,不经意间说出了自己这趟任务。

河本大作听罢,觉得北京城人多眼杂,搞暗杀很难做到滴水不漏,一旦失手,后事难以收拾,就主动表示这件事可以由他来代办。

竹下义晴见有人肯接手,当然求之不得。暗杀的指挥权就这么落到了河本大作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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