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史》与《西津桥东津渡》的时代书写对照及后者的划时代意义

作者 陆刚
十七年文学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阶段，以鲜明的时代性和意识形态性构建了特定的文学叙事范式，柳青的《创业史》正是这一范式的经典代表。这部以陕西关中农村合作化运动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将时代浪潮与英雄叙事相融合，成为歌颂集体化道路、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文学典范。而寅者（沈寅）的《西津桥 东津渡》以1949—1968年的江南水乡为叙事场域，跳出了十七年文学的单一叙事框架，从江南农民的生活本真出发，书写了时代变革中水乡百姓的生活艰辛与命运挣扎。两部作品同以新中国成立后二十年的农村社会为书写对象，却因地域差异、创作视角、价值取向的不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时代图景。《西津桥 东津渡》并非对十七年文学经典的解构，而是以补白式的书写完成了对特定时代农村叙事的丰富与重构，其从“宏大叙事”到“民间视角”、从“英雄塑造”到“众生描摹”、从“单向歌颂”到“多元反思”的创作转向，赋予了作品超越地域与时代的划时代意义，为当代乡土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叙事可能。

叙事视角：从宏大时代颂歌到民间日常叙事

十七年文学的核心创作诉求，是呼应时代发展的主旋律，将文学作为反映社会变革、歌颂时代精神的载体，《创业史》正是这一诉求的完美实践。柳青以宏观的时代视角切入关中农村的合作化运动，将故事的发展与国家政策的推进紧密绑定，以梁生宝互助组的成立、发展、壮大为主线，串联起整个蛤蟆滩的社会变革，书写了一场由党领导的、农民主动参与的集体化运动史诗。在这部作品中，时代是核心叙事主体，农村的变革是时代浪潮的必然结果，农民的命运始终依附于时代的发展方向。柳青的视角始终站在时代的高度，关注的是“集体”的成长与“时代”的进步，他笔下的蛤蟆滩，是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合作化运动的缩影，梁生宝、高增福等人物的奋斗，本质上是为了实现集体化的时代目标，个体的价值在集体的发展中得以彰显。这种宏大的时代视角，让《创业史》成为一部“时代的颂歌”，其文学价值与时代价值高度统一，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农村生活的日常性与个体命运的复杂性。

与《创业史》的宏大视角不同，《西津桥 东津渡》选择以民间日常视角凝视江南水乡的时代变迁，将叙事的重心从“时代变革”转向“生活本真”。寅者以苏州枫桥的西津桥为真实坐标，以东津渡为虚构的文学故乡，将1949—1968年的时代变革作为故事的背景，而非核心叙事内容。在这部五十余万字的长篇小说中，没有轰轰烈烈的运动叙事，没有高屋建瓴的政策解读，只有西津桥与东津镇百姓的日常点滴：水乡农民的耕种劳作、摇船摆渡，邻里之间的家长里短、人情冷暖，普通人在时代浪潮中的求生存、谋温饱，以及面对命运起伏时的无奈与挣扎。江南水乡素有“鱼米之乡”的美誉，在传统认知中，这里的农民生活相对富裕，而寅者却打破了这种刻板印象，以细腻的笔触描摹了水乡农民的真实生存状态：种桑养蚕的辛劳、水上营生的艰险、时代政策变化带来的生活波动，以及物质匮乏、观念束缚下的精神困境。

在《西津桥 东津渡》中，时代变革不再是推动故事发展的唯一动力，而是渗透在民间日常的方方面面，影响着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选择与命运走向。寅者的视角始终贴近水乡的土地与百姓，他以“在场者”的姿态观察、记录着西津桥与东津镇的人间烟火，将时代的宏大叙事拆解为一个个具体的生活细节：吴语的对话、水乡的劳作方式、传统的民俗风情，以及农民面对时代变化时的本能反应。这种民间日常视角，让作品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回归到了乡土文学的本质——书写土地与人民。如果说《创业史》是站在时代的高度书写“农村的变革”，那么《西津桥 东津渡》则是站在民间的立场书写“变革中的农村”，前者是时代对农村的塑造，后者是农村对时代的回应，而这种回应，恰恰是十七年文学中被忽略的叙事维度。寅者以江南水乡为样本，填补了特定时代南方农村民间叙事的空白，让当代读者得以窥见十七年文学宏大叙事背后的民间真实，这正是其叙事视角的突破所在。

人物塑造：从社会主义新人到水乡众生相

人物塑造是十七年文学的核心命题之一，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是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重要目标。《创业史》中的梁生宝，正是十七年文学中“社会主义新人”的经典范本。柳青将梁生宝塑造为一个脱离了个人主义、具有高度集体主义精神和坚定革命信念的农民形象：他勤劳朴实、勇于担当，为了互助组的发展，放弃个人利益，日夜操劳；他思想先进、紧跟时代，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带领蛤蟆滩的农民走合作化道路；他意志坚定、不屈不挠，面对郭世富、姚士杰等富农和中农的阻挠，始终坚守初心，最终带领互助组走向成功。梁生宝的形象，是时代精神的化身，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新中国成立后农民的时代追求与精神风貌。除了梁生宝，《创业史》还塑造了高增福、冯有万等进步农民形象，以及郭世富、姚士杰等反面形象，人物形象的塑造始终围绕“合作化运动”这一核心，人物的性格与命运始终服务于时代叙事的需要，人物形象呈现出鲜明的“类型化”特征——进步与落后、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二元对立。

这种人物塑造的方式，让《创业史》的人物形象具有强烈的时代标识性，却也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人物的复杂性与真实性。而《西津桥 东津渡》则打破了十七年文学人物塑造的二元对立模式，以众生相的描摹取代了“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让水乡的每一个普通人都成为叙事的主角。寅者笔下的西津桥与东津镇，没有完美的英雄人物，也没有绝对的反面人物，只有一个个鲜活、真实的普通人：有辛勤劳作却始终难以摆脱贫困的农民，有以捕捉为生、在水上漂泊的渔人，有坚守传统却不得不面对时代变化的乡民，有懵懂无知却在时代浪潮中被迫成长的少年……这些人物没有崇高的理想，没有坚定的信念，他们的核心诉求只有一个——吃饱穿暖活下去，活得好一点。他们在时代的变革中随波逐流，面对政策的变化、生活的困境，有挣扎、有无奈，有妥协、有坚守，有善良、有自私，有勇敢、有怯懦，他们的性格充满了复杂性与多面性，如同江南水乡的流水一般，真实而鲜活。

寅者对人物的塑造，始终扎根于江南水乡的地域文化与生活土壤。他在作品中融入了大量的吴语表达、水乡民俗，让人物的语言、行为、思维方式都具有鲜明的江南地域特征：水乡农民的含蓄内敛、精明务实，邻里之间的人情世故、礼尚往来，都在人物的互动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例如作品中对农民劳作场景的描写，从春季插秧、长夏管护到秋日的收割，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江南水乡的生活气息，而农民面对农事收成好坏的喜怒哀乐，也让人物形象更加贴近生活。寅者没有对笔下的人物进行道德评判，而是以客观、包容的态度记录他们的命运起伏，因为在他的笔下，这些人物的选择与挣扎，都是时代与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他们不是时代的英雄，却是时代的见证者，他们的命运，正是1949—1968年、社会大动荡前的江南水乡农民命运的缩影。

从《创业史》的“社会主义新人”到《西津桥 东津渡》的“水乡众生相”，是乡土文学人物塑造的重要转向。十七年文学的“社会主义新人”塑造，服务于时代的意识形态诉求，具有鲜明的时代局限性；而寅者的众生相描摹，则回归了人物塑造的本质——书写真实的人。他让乡土文学的人物形象从“时代符号”回归到“生活个体”，让读者得以看到特定时代农村人物的真实面貌，这种人物塑造方式，不仅丰富了当代乡土文学的人物画廊，也为乡土文学的人物创作提供了新的思路。

价值取向：从单向歌颂到多元反思

十七年文学的价值取向具有鲜明的单向性，即歌颂时代变革、歌颂集体主义、歌颂社会主义道路，《创业史》正是这一价值取向的集中体现。柳青在作品中明确表达了对农村合作化运动的肯定，对集体主义精神的赞颂，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念。在他的笔下，合作化运动是解放农村生产力、改变农民命运的唯一正确道路，集体主义是高于一切的价值追求，而个人主义则是阻碍时代发展的落后思想。作品通过梁生宝互助组的成功，与郭世富、姚士杰等个人主义者的失败形成鲜明对比，印证了集体化道路的正确性与时代的进步性。这种单向的歌颂式价值取向，与十七年的时代背景相契合，让《创业史》成为一部具有鲜明时代价值的作品，却也让作品缺乏对时代与历史的多元反思。

而《西津桥 东津渡》则跳出了单向歌颂的价值框架，以多元反思的视角审视1949—1968年的江南农村社会，在书写时代变革给农村带来的发展与变化的同时，也直面时代变革中农村存在的问题、农民遭遇的困境，以及时代与历史留给普通人的伤痛与思考。寅者没有对特定时代的政策与运动进行直接的评判，而是将自己的思考融入对民间日常与人物命运的书写之中，让读者在感受水乡百姓生活艰辛的同时，自行体会时代与历史的复杂性。

作品中的多元反思，首先体现在对时代变革与农民生存关系的思考。在江南水乡，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同样深刻影响着农民的生活，但其影响方式与陕西关中农村截然不同。江南水乡以小农经济和水上营生为主，分散化的生产方式与集体化的生产要求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矛盾，而寅者则真实地书写了这种矛盾给农民带来的生活波动：集体化生产对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影响，政策变化对水乡传统劳作方式的冲击，以及农民在适应时代变革过程中的迷茫与无奈。作品告诉读者，时代的进步与变革，并非总是以“皆大欢喜”的方式呈现，在宏大的时代叙事背后，往往隐藏着普通人的辛酸血泪，和惨淡的生存代价。

其次，作品的多元反思体现在对地域文化与时代变革碰撞的思考。江南水乡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地域文化，水乡的生产方式、生活习俗、价值观念，都与北方农村有着本质的区别。而1949—1968年的时代变革，是一场全国性的社会变革，其统一的政策与要求，不可避免地与江南水乡的地域文化产生碰撞。寅者在作品中书写了这种碰撞：水乡传统的家族观念、邻里关系与集体主义观念的碰撞，水乡的精耕细作与集体化大生产的碰撞，水乡的民间民俗与时代新风尚的碰撞。在这种碰撞中，江南水乡的地域文化既有被时代变革改造的一面，也有坚守自身特质的一面，而农民则成为这种碰撞的承受者，他们在时代与传统之间寻找着生存的平衡点。这种对地域文化与时代变革关系的思考，让作品超越了单纯的命运书写，具有了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

最后，作品的多元反思体现在对乡土文学本质的回归与思考。乡土文学的核心，是对土地、人民与历史的书写，而十七年文学的乡土叙事，更多地将乡土作为时代变革的载体，忽略了乡土本身的文化价值与人文价值。寅者在《西津桥 东津渡》中，重新回归了乡土文学的本质，他以对江南水乡土地的深情，对水乡百姓的热爱，书写了西津桥与东津镇的地域文化、民间习俗、人情冷暖，让江南水乡成为一个具有独特文化标识的文学空间。同时，他也通过对特定时代水乡农民命运的书写，引发了读者对乡土文学使命的思考：乡土文学不仅要反映时代变革，更要书写土地与人民的本真；不仅要歌颂时代的进步，更要反思历史的复杂性；不仅要记录地域文化的特色，更要传承乡土文化的精神。

《西津桥 东津渡》的多元反思，并非对特定时代的否定，而是以客观、理性的态度看待时代与历史的复杂性。它让乡土文学从“时代的传声筒”回归到“历史的记录者”与“人性的探索者”，让乡土文学的价值取向更加多元、更加包容，这正是其与十七年文学经典的本质区别，也是其价值取向的突破所在。

《西津桥 东津渡》的划时代意义：乡土文学的重构与新启

柳青的《创业史》作为十七年文学的经典，为中国当代乡土文学奠定了宏大叙事的范式，其时代价值与文学价值不可磨灭，但受时代背景的限制，其叙事框架、人物塑造、价值取向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而寅者的《西津桥 东津渡》，则以江南水乡为叙事场域，以民间视角为叙事核心，以众生相为叙事主体，以多元反思为价值取向，完成了对十七年文学乡土叙事范式的突破与重构，其划时代意义不仅体现在对特定时代农村叙事的补白，更体现在为当代乡土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叙事路径与创作启示。

其一，填补了特定时代南方农村民间叙事的空白，构建了完整的时代农村文学图景。十七年文学的乡土叙事，多以北方农村为背景，聚焦于合作化运动、土地改革等宏大主题，南方农村的叙事多处于边缘状态，而江南水乡作为中国南方农村的典型代表，其在特定时代的民间真实更是鲜有书写。寅者以三十余年的田野调查与生活记忆为基础，以五十余万字的篇幅，细腻描摹了1949—1968年江南水乡的民间日常与人物命运，打破了北方农村独霸十七年乡土叙事的格局，让南方农村的时代图景得以进入当代文学的视野。《创业史》的关中农村与《西津桥 东津渡》的江南水乡，一北一南，一宏大一民间，一歌颂一反思，共同构建了新中国成立后二十年中国农村的完整文学图景，让当代读者得以从更全面的视角审视特定时代的农村社会。

其二，突破了十七年文学的叙事框架，回归了乡土文学的民间本质。乡土文学的根源在民间，在土地，在人民，而十七年文学的乡土叙事，因意识形态的要求，逐渐偏离了民间本质，成为时代宏大叙事的载体。《西津桥 东津渡》则彻底跳出了这一框架，将叙事的重心重新拉回民间，以民间日常为叙事内容，以民间视角为叙事立场，以民间价值为判断标准，让乡土文学回归到“书写土地与人民”的本质。寅者的创作证明，乡土文学可以不依附于宏大的时代叙事，不服务于特定的意识形态，而是可以以民间的视角，记录时代的真实，描摹人性的复杂，传承地域的文化。这种回归，让乡土文学重新获得了鲜活的生命力，也为当代乡土文学的创作指明了方向——扎根民间，贴近生活，书写真实。

其三，丰富了当代乡土文学的叙事维度，为乡土文学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启示。《西津桥 东津渡》的创作，融合了田野调查、生活记忆与文学想象，其“30%田野+30%记忆+40%情怀”的创作公式，为当代乡土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其将地域文化、民间民俗与时代叙事相融合的书写方式，让乡土文学的地域特色更加鲜明，文化内涵更加丰富；其从“英雄叙事”到“众生叙事”的人物塑造转向，让乡土文学的人物形象更加真实、更加多元。寅者的创作告诉当代乡土文学作家，乡土文学的创新，不在于题材的猎奇，而在于视角的转换；不在于叙事的宏大，而在于细节的真实；不在于价值的单一，而在于思考的多元。只有扎根于特定的地域文化，贴近于真实的民间生活，关注于普通人的命运起伏，才能创作出具有时代价值与文学价值的乡土文学作品。

其四，构建了时代与历史的民间对话渠道，为当代读者理解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历史的书写，既有宏大的正史，也有鲜活的民间史，而民间史往往是历史最真实的写照。《创业史》作为十七年文学的经典，为读者提供了特定时代的正史视角，而《西津桥 东津渡》则为读者提供了这一时代的民间视角。寅者以水乡百姓的生活与命运为线索，将特定时代的历史细节融入民间日常，让历史变得可感、可知、可触。当代读者通过这部作品，不仅可以窥见1949—1968年江南水乡的民间真实，更可以从普通人的命运起伏中，体会时代与历史的复杂性，形成对历史的多元认知。这种民间史的书写，构建了时代与历史、正史与民间史的对话渠道，让历史的书写更加完整、更加真实。

柳青的《创业史》是特定时代的文学典范，它以宏大的叙事、鲜明的人物、单向的歌颂，记录了一个时代的农村变革，成为十七年文学的不朽经典。而寅者的《西津桥 东津渡》则是当代乡土文学的创新之作，它以民间的视角、鲜活的众生、多元的反思，补白了一个时代的民间真实，完成了对乡土文学叙事范式的重构。这部作品并非对十七年文学经典的颠覆，而是对其的丰富与延伸，它让乡土文学重新回归民间本质，重新获得书写真实的力量。在当代乡土文学创作面临题材同质化、视角单一化、价值表面化的困境时，《西津桥 东津渡》的出现，无疑为当代乡土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其划时代的意义，不仅在于其对特定时代的书写，更在于其为当代乡土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新的思路与启示，让乡土文学在扎根土地、贴近民间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稳。而寅者四十年磨一剑的创作态度，也为当代作家树立了榜样——只有沉下心来，扎根生活，才能创作出经得起时间与历史检验的经典之作。
作者：陆刚，1962年生，中共党员，江苏教育学院毕业，特高级教师，无锡市园林技工学校校长。
深耕职业教育三十余年。兼任江苏省《校长杂志》副主任编委、无锡市风景园林协会理事、无锡徐霞客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