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一九九五年深秋，我二十一岁，是一个电影放映员。那个年代的乡下，文化生活极其匮乏，放电影是一件隆重得如同过年一般的盛事。我的交通工具是一辆二八大杠自行车，后座两侧经常挂着两个沉甸甸的铝合金大片匣子，里面装着几部胶片电影。
那一天的目的地是清水湾，那是一个深藏在群山里的偏远村落，从县城出发，要骑行将近三十里的山路。深秋的风已经带了些割人的凉意，漫山遍野是收割后留下的枯黄秸秆。我推着沉重的自行车，翻过最后一道山梁时，已经是下午四点多。
按照往常的经验，放映员进村，必定会引起一阵骚动。半大孩子们会大呼小叫地跟在自行车后面跑，大人们也会停下手里的农活，笑意盈盈地打听晚上放什么片子。但清水湾的气氛却有些异样。我进村的时候，虽然也有孩子围拢过来，但他们出奇地安静。几个蹲在村口抽旱烟的老汉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沉闷，只是木然地点了点头，算是打了招呼。
村长王长贵把我迎进了他家，按照规矩，放映员下乡，是由村里管一顿晚饭的。晚饭很简单，红薯糁子粥，配着一碟自家腌的咸芥菜丝，还有几个杂粮白面揉在一起的窝头。吃饭的时候，王长贵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眉头拧成了一个深深的疙瘩。
屋子里的气氛压抑得让我有些喘不过气，我扒拉了两口粥，试探着问了一句，王叔，咋感觉咱村里人都不怎么高兴呢？今晚我可是带来了刚发下来的喜剧片，保准大家乐呵。
王长贵夹烟的手顿了一下，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烟雾缭绕中，他那张满是沟壑的脸显得更加沧桑。他说，小兄弟，你不知道，咱清水湾，已经有两年多没听见笑声了。
在他的断断续续的讲述中，我渐渐拼凑出了这个村子沉重的往事。两年前的夏天，这一带遭遇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清水湾地处山谷底部，后山爆发了泥石流。当时正是下午，村里的小学还在上课。那个小学是个土坯房，年久失修。泥石流冲下来的时候，半边墙瞬间就塌了。
村里的支教老师叫白雪，是个从省城来的二十出头的大姑娘。在这个穷乡僻壤，她不仅教书，还用自己微薄的工资给孩子们买本子、买铅笔。
泥石流发生的那一刻，她本来已经跑到了门口，但看到教室后排还有两个吓傻了的孩子，她毫不犹豫地转身冲了回去。她把那两个孩子，豆豆和强子，死命地从窗户口推了出去。而她自己，却被轰然倒塌的房梁和泥石流永远地埋在了下面。
王长贵说到这里，眼圈红了，声音也颤抖起来。他说，小白老师是为了咱清水湾的娃没的。事后，村里人连夜挖了三天三夜，把她的遗体扒出来的时候，她手里还死死攥着半截粉笔。从那以后，村子里就像是塌了一块天。被救下来的豆豆和强子，更是好长时间都不开口说话。
整个村子，都被一种深深的愧疚和悲痛压着，谁也笑不出来，谁也不敢笑，生怕这一笑，就对不起那个长眠在后山坡上的年轻姑娘。
听完这番话，我手里的半个窝头再也咽不下去了。我的心里仿佛塞进了一团吸满水的棉花，沉甸甸的。我突然有些后悔，今晚我带来的是喜剧片《三毛从军记》，在这样一个充满悲伤记忆的村庄里放喜剧，会不会显得太不合时宜？会不会刺痛他们敏感的神经？但片子已经带来了，没有替换的可能。我只能在心里默默祈祷，希望电影的光影，能稍微抚平一下这个村子心里的褶皱。
晚饭后，天彻底黑透了。我来到村子中央的打谷场开始架设设备。我把那块带着铜扣眼的巨大白帆布幕布，用粗麻绳结结实实地绑在两棵粗壮的老槐树之间。夜风吹过，幕布发出轻微的扑啦啦的声音。
没过一会儿，村民们开始陆陆续续地往打谷场聚集。没有平时放电影时那种喧闹和争抢好位置的场面，大家都很安静。大人们各自搬着小板凳，或者直接拿个麻袋垫在地上，默默地坐下。孩子们也出奇地乖巧，挤在最前排。
王长贵特意指给我看了坐在最中间的两个孩子，那是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看起来七八岁的样子，眼神怯生生的，这就是豆豆和强子。
我打开放映机，一阵轻微的电流声后，一道刺眼的白色光柱如同利剑一般劈开黑夜，直直地打在前面的幕布上。光柱里，无数细小的灰尘在上下翻飞跳跃。我开始挂片，把胶片从片盒里扯出来，小心翼翼地绕过一个个齿轮，穿过片门，最后卡在收片盘上。
在挂最后那一本胶片的时候，我注意到片尾接了一段很长的废胶片。这是我们这一行的常态。因为电影放映到最后，胶片容易在机器里跑偏或者被强光烤断，为了保护正片不受损，县公司的老放映员经常会找一些报废的、没人要的旧胶片，剪下来一段，用胶水死死地粘在正片的片头和片尾，行话叫“保护片带”。
我当时借这盘片子的时候，县公司的老刘随口说了一句，片尾粘了一段县电视台早年拍废的新闻素材，你放完正片及时关灯就行。我当时也没在意，心想反正只要不影响正片放映就行。
《三毛从军记》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喜剧片。起初，打谷场上依然是一片沉寂。光影在村民们质朴甚至有些麻木的脸上闪烁。但随着剧情的推进，三毛那些滑稽的动作、荒诞的遭遇，开始一点点地瓦解这层沉重的坚冰。
大概放了半个小时后，人群中终于传出了第一声压抑不住的轻笑。就像是春风吹过冰封的湖面，这一声轻笑引起了连锁反应。笑声开始在打谷场上蔓延开来。先是前排的孩子们捂着嘴咯咯地笑，然后是后排的妇女们放声大笑，最后，连那些一直吧嗒吧嗒抽着闷烟的老汉们，也忍不住咧开嘴，笑得露出残缺不全的牙齿。
我站在放映机旁，双手偶尔调整一下焦距，看着这一幕，心里感到一种莫名的欣慰。那个夜晚，这块白色的帆布成了一个神奇的结界，将清水湾所有的悲痛、沉重和苦难都短暂地隔离在外。在那一百多分钟里，他们不用去想后山的坟茔，不用去想失去的亲人，他们只是单纯地沉浸在一个虚构的喜剧世界里，享受着久违的快乐。豆豆和强子也笑了，他们笑得前仰后合，眼睛里倒映着幕布上的光。
电影不知不觉接近了尾声，三毛的故事在一种略带荒诞的氛围中结束了，屏幕上打出了“剧终”两个大字，伴随着雄壮的片尾曲。
按照操作规程，这个时候我应该立刻拉下电闸，切断放映机的光源，然后打开工作灯，告诉大家电影结束了，可以回家了。但那天晚上，我的手上不知什么时候沾满了一层厚厚的机器润滑油，滑腻腻的。我去拉电闸的时候，手滑了一下，没有拉动。我低头去放映箱里摸索平时用来擦手的破布，准备擦干净手再关灯。
就在这短短迟疑的五六秒钟里，正片已经走完。那段被老刘用胶水死死粘在片尾的、作为保护片带的废弃胶片，顺着齿轮，悄无声息地滑进了片门。
我擦干净手，刚抬起头准备拉闸，却突然愣住了。
幕布上的画面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变成一片刺眼的雪白或者布满划痕的黑屏。相反，光柱里出现了一段清晰的、彩色的影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