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文人无行

文人给人们的印象并不是太好，似乎一为文人，便无足观。曹丕《与吴质书》提出“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 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写道：“文人无行，信乎？”说出文人无行的毛病，指喜欢玩弄文字的人品行不端正。

古代文人有恃才傲物的类型，总是认为自己懂得很多知识，有写作的基本功，当然就可以随便乱写。写诗作词的自不必说，有浪漫派的文人，像李白那样，喝醉了就写诗，甚至写的诗文泥沙俱下，还总是认为自己是天才，当然他写的不错。他并不想通过科举考试做官，而是通过投递诗文给王公大臣，获得举荐之后做官。真正做官以后，他才知道官场险恶，不到两年就被排挤出长安，似乎成了文人无行的典型。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行为也被视为文人无行的典型，因为司马相如有“窃色劫财”的嫌疑。当然有学者认为，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爱情是婚姻自主的表现，在那个时代是比较先进的。文人要通过写诗文赚钱，并不想像农民那样在田里耕种。在写文章的时候，文人很可能摇动笔杆，摇唇鼓舌，成为权力系统的传声筒，或者说为权力系统张本，却不顾老百姓的利益。尤其是进入体制内的文人，很可能成为御用文人，要维护封建制度，而不会维护老百姓的利益。在进入封建体制以前，他们很可能是书生，要追求功名利禄。不管被人举荐，还是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体制以内，都要维护权力系统的利益。隋唐以前没有科举考试制度，文人要到权贵家里做门客，为权贵出谋划策，立功之后才可以接受封赏。，实际上这样的文人是没有什么品行可言的，成了被主人豢养的工具。他们真的进入统治阶级内部，成为权贵，就更是张狂，却忽略了民生问题。

隋唐以后有了科举考试制度，民间的书生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体制以内。做书生的时候，他们有修齐治平的理想，而进入体制以内，就要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不管是写诗作词，还是写文章，都要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看问题。哪怕写了民生的疾苦，也仍然要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来写，或者说只是暴露老百姓生活艰难的问题，却并没有良策，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他们会写歌功颂德的诗文，会写抒发个人小情绪的诗文，有时候也会写一些艰苦的民生，写一写老百姓的生活，却偏偏起不了多大的作用。文人毕竟要卖诗文为生，或者说写诗文只是为了养家糊口，当然就要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或者说要维护权贵的利益，在权力的支配下写作，当然就没有太多的自由。除此之外，他们还要寻找读者的兴趣点，或者说要讨好读者，其实就是讨好绝大多数的人。倘若没有这种讨好，只是表达自己鲜明的个性，写出来的诗文就很可能发表不了，就更别提结集出版了。倘若能够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那么在出版方面，将会变得很容易。而对于读者的心理需求，文人总是有所揣摩，要恰到好处。用孔子评价诗经的话来说就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文人大多没有气节，有气节的文人为数很少，像屈原那样，能够把自己命运和国家命运结合在一起的文人很少。南宋末年，南宋十万君臣被元军围困在海上。大臣陆秀夫情急之下，背着小皇帝跳海自尽，十万兵将都跟着跳海自尽。后代有宁死不屈，被诛十族的方孝孺，有投湖自尽的王国维。似乎这样的人物并不多，如果很多，就没必要标榜了，或者说没必要写进历史。有气节的文人不多，而品德不好的文人却很多。究其实还是文人要靠写作谋生，要靠写作立足，而写作本身是有技巧的，可以写一方面，也可以写另一方面。或者说为了符合统治阶级的需求，文人会只写社会发展好的一面，甚至报喜不报忧。他们在科举考试中已经锻炼了这样的写作能力，或者说已经具备了这种超强的写作能力，会报喜不报忧，甚至把坏事报成好事，全在于怎样描写。他们做官以后会发展这种写作能力，给皇帝汇报的时候会报喜不报忧，会把坏事描绘成好事，甚至要一味捂盖子和打棒子，当然就会控制事态，维持地方上的和谐与稳定，其实维持的是现有的阶级关系不变，维持的是权贵的利益不受损害。成为权贵的文人会维护权贵的利益，写好的一面，不写坏的一面。倘若非得写，就把闹事的饥民妖魔化，把叛乱的将军妖魔化，实际上还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看问题。一旦叛乱的将军成功了，那么这位将军就是天赋异禀，以前就有各种神迹出现，当然会成为太祖。

刘邦有这样的事迹，本身只是一个亭长，甚至是乡里的无赖，做了皇帝，被很多文人神化，说他的母亲在河边打水晕倒了。人们救她的时候，发现她的身上趴了一条龙，后来他母亲就怀孕了。刘邦欠酒馆的账不还，酒馆的主人给他要钱的时候，他在一条板凳上睡着了。酒馆的主人分明看到凳子上趴着一条龙，就不敢给他要账了，实际是他赖账，却分明被神化。历朝历代的皇帝都有被神化的记载，似乎验证了文人无行的毛病。鲁迅先生在文章《辩“文人无行”》中写道：“轻薄，浮躁，酗酒，嫖妓而至于闹事、偷香而至于害人，这是古来之所谓‘文人无行’。然而那无行的文人，是自己要负责任的，所食的果子，是‘一生潦倒’。他不会说自己的嫖妓，是因为爱国心切，借此消遣些被人所压的雄心；引诱女人之后，闹出乱子来了，也不说这是女人先来诱他的，因为她本来是婊子。他们的最了不得的辩解，不过要求对于文人应该特别宽恕罢了。”搞文艺的很可能会搞婚外恋，很可能会和很多异性有过不正当的交往。不管是郭沫若还是郁达夫，都曾经有过和多名异性交往的经过，还生了很多孩子。不过郁达夫成了烈士，而郭沫若却成了鲁迅先生笔下文人无形行的代表。文人狎妓，文人喝花酒，文人搞婚外恋，文人和多名异性保持不正当关系，简直玩出了花样，而对于写作，却偏偏乏善可陈。如果文人只是凭借无行来张扬自己的名声，那么这样的文人不要也罢，很可能起到不好的作用。

文人不会参加田间劳动，大多手无缚鸡之力，并不能较力，而是要以智取胜，当然就会不断改变立场，甚至必要的时候，脚踩两只船。但愿有气骨的文人多起来，也但愿有几根硬骨头的文人敢说真话，敢直面惨淡的人生，敢正视淋漓的鲜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