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43年，武工队长巧计消灭日军，菜刀力战斩首敌人，肩膀竟被日军咬下一块肉！
1943年仲夏，皖东平原被暑气笼罩，稻浪起伏间却埋伏着阴影——天长县城外那座破败的土地庙成了日军封锁交通的钉子。几条主道在此交汇，日伪凭借十余名守军和一挺轻机枪，将南来北往的百姓搜得透透的，黑名单上的粮食、布匹与年轻劳力，常被他们硬生生拉走。
天长隶属新四军第三师的活动区，独立团的武工队天天盯着这根钉子。队里流传一句顺口溜：“钉子不拔，百姓难活。”敌后作战讲究“麻雀战”与“拔钉子”并行，这么个不足二十人的据点，却像门闩，把根据地和县城隔成两块，急得各路小交通把货挑到一半就折返，乡亲们连盐巴都买不到。
要动手，得先摸清门道。队里有名叫老刘的兵，被挑去做庙里伙夫，半年里装聋作哑，连“八嘎”都能学得像真日本人。一天黄昏，他冒雨回来，带了一句关键信息：“那帮家伙正午最困，枪都挂在墙角，人散在土炕上打鼾。”王裕仁听罢，捏着帽檐低声嘀咕：“天给机会，咱可不能慢。”情报如刀口子，磨得锋利才有用。
作战会议没有地图沙盘，只有一截树枝在地面戳来划去。三条线条指向庙外二十多米处的土堆——那是哨兵立脚的岗子。王裕仁与两位副手张亚明、李乐山商定：三人化装成赶集汉子贴近哨兵，余下十一名战士带短枪藏在半里外竹林，只等手势一挥。计划说来简单，难在敢不敢贴脸硬上。
尾声尚未到来，话头却轻轻落在细节。化装那天一早，天才蒙蒙亮，三人各裹旧布衣，脚下一双草鞋，手里拎只破藤篮，内里烟酒熟鸡作掩护。走到稻田边，王裕仁叮嘱：“近了别多说。”张亚明点点头，只回了个“明白”。哨兵果然伸枪拦路，斜眼盯着那坛子绍兴酒。张亚明笑着递过去：“桑盖，给你解渴。”哨兵嘟囔着“阿里嘎多”，低头去嗅。
机会在瞬息之间。李乐山猛地扣住枪机，王裕仁抱腰下沉，张亚明抡起菜刀，寒光一闪。哨兵强壮，垂死挣扎时咬住张亚明肩头，竟撕下一块血肉。剧痛袭来，他额角汗珠噼啪滚落，却只咬牙扯下袖口塞住伤口。李乐山抓起路边湿泥，和着汗血涂抹止血，再用草绳一圈圈缠牢。不到半分钟，外人只会以为三个农夫蹲在田边议价买稻谷。
“动！”王裕仁抬手，竹林里十几条黑影刷地窜出。土地庙的门板被撞开时，屋里仍是鼾声连连。枪口先行，可敌人身边的三八大盖正搁墙根，来不及摸。几记短促的闷响，日军小队长刚撑起身子，就被王裕仁一脚踹回土炕。睡眼惺忪的他只来得及吼出半句“八路——”，喉咙已被匕首封死。
室内外一阵翻搅，尘土裹着姜黄灯油味。活下来的八个日军被战士们五花大绑，云梯似的摞在庙墙根，双手反剪。“不许出声！”张亚明提着缴来的轻机枪，声音低得像闷雷。俘虏们惊惧地盯着他血迹斑斑的肩头，没再动弹。
枪械弹药迅速装袋，伙夫老刘找来门板当担架，抬上伤员和缴获物。全队顺着河埂小路悄然消失。两点过后，城里的日军才察觉土地庙无线电静默，火速赶到时只见一地血迹与倒毙同僚。恼羞成怒的军曹命迫击炮轰庙，又把附近三头耕牛炸死，捡些破碎家什扬长而去，声势闹得不小，却抓不到一个新四军影子。
小部队拔掉一个据点，不是头一次，也绝非最后一次。情报、伪装、突袭、速撤，这套流程在华中平原被来回演练，直至敌人再难用稀疏的据点锁住乡村。天长一役后，县南那条官道夜里重新响起木轮声，盐担子、布匹、解放区的报纸陆续通过；而武工队悄悄挪向下一颗“钉子”，肩伤未愈的张亚明照旧跟在最前，背影映着晚霞，薄汗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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