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给杀人犯颁奖？

作者 | 燕公子

一部匪夷所思的电影，捧回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奖杯。

2025年9月，第73届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上，素人演员赵箫泓凭借电影《监狱来的妈妈》一举斩获最佳主角银贝壳奖。

颁奖礼上，她穿着礼服，走过红毯，接受掌声和聚光灯。片方兴奋地宣布，这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原型人物真实出演”的作品将于2026年5月30日登陆全国院线。

所谓的“原型人物真实出演”，意思就是，一个因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的罪犯，本色出演了自己的“救赎故事”。没错，这个罪犯，就是主演赵箫泓。

消息传回国内，汪涵、姚晨等公众人物先后转发支持，为影片站台宣传。一切看起来都像是一个“从废墟里站起来”的悲情妈妈的完美叙事。

然而，就在距离公映仅剩不到两周时，舆论场彻底炸了锅。豆瓣涌入数千条“一星抵制”短评，全网发起了浩浩荡荡的抵制行动。

短短几天内，赵箫泓的微博、抖音等社交平台账号相继被封禁——微博显示“因违反法律法规或《微博社区公约》被禁止关注”，抖音则显示“该用户被禁止发布作品”。

姚晨紧急删除宣传微博，回应称“对影片相关背景缺乏充分了解”。汪涵在凌晨发布道歉声明，承认“未对项目背景及内容进行充分尽职调查”，已与片方解除一切关联。

那么，《监狱来的妈妈》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故事？

片方宣传文案这样描述：女主角廖红是一名幼儿园教师，婚后长期遭受家暴，在一次冲突中因反抗失手致丈夫死亡，入狱服刑十年。

在监狱中，她在文艺队通过艺术活动反思过往，逐渐完成自我救赎。出狱后，她通过自立赢得婆婆谅解，与儿子重新修复亲情纽带。

而电影最大的卖点在于，女主角廖红由赵箫泓本人出演，婆婆和儿子也由真实生活中的婆婆、儿子亲自上阵。片方称之为“真实的力量”。

听起来像是一部催人泪下的反家暴题材电影，对吗？

但真实案件，是另一番光景。

根据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西刑一初字第233号刑事判决书，以及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陕刑一终字第66号刑事裁定书——

2009年4月15日晚，赵箫泓与丈夫张勃因“支床”这一家庭琐事发生争吵并厮打，赵箫泓到客厅拿了把水果刀，一刀刺进丈夫胸部，刺破主动脉，导致丈夫当场死亡。

法医鉴定显示，致命伤“斜向右下入胸腔”，符合蓄意捅刺特征，非失手误伤所能形成。死者身上无防卫性伤痕，赵箫泓体表也无挫伤或殴打痕迹。

合租室友、双方弟弟等多位证人证实，夫妻二人关系基本正常，不存在长期家暴的情形。法院最终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赵箫泓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赵箫泓提出的“家暴抗辩”，因证据不足被陕西省高院逐一驳回。判决书中没有任何一字提到“长期家暴”“正当防卫”或“防卫过当”。

这不是什么“失手反杀”，而是一起因生活琐事引发的故意伤害致死案。

然而电影将“支床争吵”改成了“长期家暴折磨”，将“主动持刀伤人”改成了“绝境被动反抗”，将“故意伤害致死”改成了“无奈失手杀人”，还凭空编造了诸多家暴情节。

影片结尾，女主角出狱后站在阳光下，完成自我救赎，与婆婆相拥而泣。而现实中的赵箫泓出狱后，根本没有和婆婆、儿子一起生活。

这件事最令人愤怒的，其实并不是艺术改编与真实案件之间的差距。如果一部虚构的反家暴电影，哪怕再煽情，只要不打着“真实”的旗号，观众也能接受。

真正踩到红线的是两件事：

第一，失德艺人尚且有封杀之例，一个背负命案的罪犯，凭什么能把自己包装成英雄，靠着自己的罪行名利双收？

让我们看看西方是怎么处理这类问题的。美国早在1977年就出台了著名的“山姆之子法”， 禁止罪犯通过出售自己的犯罪故事（写书、拍电影、接受付费采访）牟利。

这项法律诞生的背景是：连环杀手大卫·伯科维茨被捕后，有出版商想高价购买他的故事版权。社会震怒——一个杀害六人的恶魔，居然想靠杀人的经历赚钱？

纽约州于是通过立法，关闭了这条道路。此后，美国已有27个州效仿出台了类似法律。

欧洲虽然没有专门的“山姆之子法”，但影视行业有一条不成文的铁律：真实犯罪案件改编，必须由专业演员扮演。

罪犯本人绝不能以主角身份参与拍摄，更不能通过商业发行盈利。哪怕是拍摄罪犯出狱后的纪录片，也大多是第三方视角，收益受到严格监管。

2022年，网飞推出剧集《怪物：杰夫瑞·达默的故事》，由专业演员扮演杀人犯达默，尚且因“给受害者家属造成二次创伤”而遭到全美舆论的猛烈批判。

受害者家属直言“我们从未被联系，他们只是拿我们的痛苦赚钱”。可以想象，如果美国有一部由达默本人出演的剧情片，会在社会上引起怎样的轩然大波。

这就是西方社会数十年来死守的一条伦理底线：可以拍凶手、剖析罪行、深挖犯罪根源，但绝不允许真实的凶手本人，以主角身份重回公共叙事中心。

因为一旦越界，就等于向社会传递一个信号——犯罪可以被资本化，恶行可以被商业化，暴力可以被流量化。

一个身负命案的人，最终凭借自己的恶行登上了大银幕，拿到了奖杯，走进了聚光灯，那这个社会的价值导向将彻底倾斜。

而《监狱来的妈妈》，恰恰越过了这条连向来以开放包容自居的西方，都不敢触碰的底线。

更严重的是，根据我国规定，任何商业电影从业者应当坚持德艺双馨，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服刑期的罪犯显然不符合这一要求。

而且一个人因犯罪被判刑，失去自由本身已是对其行为的惩罚，但不代表他可以用这段历史来牟利。

如果犯罪经历可以被包装成“励志故事”来博取掌声和金钱，那无异于告诉公众：犯罪不但不会被彻底清算，反而可能是一条名利双收的捷径。

试想，这样的影片若真能上映大火，是不是在鼓励扭曲的价值导向？

第二，这部电影的整个拍摄过程，本身就涉嫌严重违法违规。

导演秦晓宇在接受采访时坦言，影片从2018年6月开始筹备，最初是以“拍摄监狱教育改造纪录片”的名义申请并得到了司法部相关部门的批准，才得以进入监狱拍摄。

然而实际拍摄中，采用的是“按剧本分镜调度、一条不满意就重拍”的故事片工作方法，最终成片也被本人承认为“故事片而非纪录片”。

这种“报备纪录片、实拍商业片”的操作，本质上是典型的以欺骗手段取得行政许可。

监狱是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不是商业片场，以公益纪录片的名义获批，最终却将素材用于商业盈利，既违背了审批的公益目的，也严重扰乱了监管秩序。

而赵箫泓本人是在服刑期间参与拍摄的。我国有明确规定，严格禁止正在服刑的罪犯参与营业性演出及商业影视拍摄。

此外，赵箫泓于2020年6月提前释放，但剥夺政治权利的执行期持续到2023年6月。《刑法》明确规定，剥夺政治权利包含言论、出版自由，商业电影发行显然属于禁止范畴。

一个服刑期间参与商业拍摄、剥夺政治权利期间持续参与影片制作、宣传甚至出国领奖的人，究竟是如何一路绿灯的？谁批准的？流程合规吗？这背后是否存在默许变通甚至利益输送？

更离谱的是，影片2019年就已开机拍摄，直到2021年才完成备案立项。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十三条，备案是摄制前的法定前置程序，不得倒置。

这种典型的“先拍后备”操作，已构成程序违法。

一部靠谎言堆砌的电影，终究会被真相戳穿。一个靠犯罪经历收割名利的人，终究会被社会唾弃。我们需要追问几个问题：

其一、篡改司法事实、将故意伤害美化成“家暴反杀”，这是艺术创作还是公然歪曲？法律尊严何在？

其二、以纪录片名义获批进入监狱拍摄，最终却拍成商业故事片，这是程序违规还是蓄意欺骗？谁在默许？

其三、服刑期间担任商业片主演、剥夺政治权利期间出国领奖，究竟是凭哪条法律开的绿灯？审批环节是否存在失职甚至权力寻租？

其四、“先拍后备”、程序倒置，却最终拿到了公映许可证，监管链条上的漏洞到底有多大？

目前，国家电影局已回应称“正在处理”，上海市电影局也已跟进。调查要穿透迷雾，还公众一个真相，更要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公众接纳真实的苦难，但绝不纵容虚假的洗白。社会包容改过自新，但不意味着美化犯罪。

法律的尊严，不只在于条文的具体规定，更在于违反规定时有人追问、有人担责。

当罪行都能被公然美化，公平正义的根基也就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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