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声明：本文为虚构小说故事，借虚构故事传递积极价值观，呼吁读者遵纪守法，弘扬友善、正义等正能量，共建和谐社会。
出殡那天，司仪念完所有孝子贤孙的名字，全场突然安静下来。
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站在最末尾的我身上。
没有人给我安排位置，没有人给我递白花，连那一身孝服，也是我自己找了块白布缝的。
灵堂里，继母的遗像冲着我微笑。
就在前一天，她的亲生儿子还指着我的鼻子说："你算什么东西，这里有你什么事？"
我没有回答他。
因为我知道，有些事，不是用来说的，是用来做的。
我叫方远，今年四十一岁，是一个没有血缘意义上的孤儿。
说孤儿，是因为我爸在我十一岁那年走了，肝癌，走得很快，从确诊到下葬，不到四个月。我妈更早，我三岁时她就改嫁了，后来听说去了外省，再后来就没了音讯。
说没有血缘意义上，是因为在我爸走了之后，有一个女人留下来了。
她叫贺兰珍，是我爸的第二任妻子，他们结婚那年我八岁，我叫她阿姨，后来改口叫妈，是我自己提出来的。贺兰珍当时愣了一下，然后用围裙角抹了抹眼睛，没说话。
她有两个亲生孩子。大儿子贺明朗，比我大五岁，当时在外地读高中；小女儿贺晓燕，比我小两岁，跟我一起在镇上的小学念书。
我爸走的时候，贺明朗十六岁，贺晓燕九岁，我十一岁。
镇上的人背后都说，贺兰珍疯了，守着一个继子，一分家产没有，往后的日子怎么过？
但她留下来了。
那些年，她一个人在镇上摆地摊卖早点，豆腐脑、油条、葱花饼，每天凌晨三点起床，干到上午十点收摊，下午在家里做手工，接一些缝缝补补的活计。贺明朗读大学，贺晓燕读初中，我念小学，三个孩子，她一个人撑着。
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我初中那年，班上要交春游费，二十块钱，我揣着那张缴费通知单在家里转了好几圈，最终没跟她说，偷偷退出了春游名单。
结果贺兰珍不知从哪里打听到了，第二天一早把二十块钱压在我枕头底下，上面压着一张纸条，歪歪扭扭写了五个字：
"去玩，别担心。"
她念书不多，字写得难看，但那五个字，我到今天还记得。
后来我读高中，读大专，出来在城里打工，慢慢在建筑公司站稳了脚跟，做到了项目主管。这些年，逢年过节，我都回镇上，给她置办年货，帮她修缮老屋，陪她看那些乡村台的连续剧。
她老了以后，越来越念旧，总爱翻以前的相册，指着里头的照片给我讲：这是贺明朗小时候；这是晓燕第一次上学；这是方远你，你看，这张你才这么小……
每次说到我，她声音会不自觉地轻一些，像是在说一件格外珍贵的东西。
贺明朗和贺晓燕在外地安了家，逢年过节偶尔回来，带着孩子，住两天，走的时候给贺兰珍留些钱，算是尽了孝道。
我不评价这件事。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难处。
直到去年秋天，贺兰珍被查出肺癌晚期。
我是最先知道的。
那天她自己一个人去医院检查，拿了报告，一个人坐公交车回来，进门的时候手里还提着我爱吃的炸藕夹。她把藕夹放在桌上，把那张检查报告也放在桌上，对我说："方远，你看看。"
我看完，手有点抖。
她倒是平静："大夫说，快的话三四个月，慢的话半年多。我想着，你们都忙，先别告诉他们。"
我抬起头看她："妈——"
"别这个样子。"她拍了拍我的手，"你陪我吃藕夹，趁热。"
就那么，我们俩坐在院子里，把那一盒炸藕夹吃完了，也没有说什么特别的话。
之后的日子，我跟公司申请了长期驻地，把工作转到了离镇子最近的项目点，每天下班就过来。帮她买药，陪她去复诊，给她做饭，等她睡了再走，有时候干脆在老屋的小床上将就一夜。
她状态好的时候，还想着去院子里种两棵菜，我陪她蹲在地里翻土，她戴着草帽，冲我叹气："我这一辈子，没什么出息，就会种菜。"
"菜种得好，也是本事。"
她笑了，说我这孩子从小就会说好听的话。
状态不好的那些天，她躺在床上，眼睛盯着天花板，有时候迷迷糊糊地叫一声"方远"，我应了，她就安静下来，不再叫了。
我知道，那个叫声里头，有她说不出口的很多东西。
贺明朗和贺晓燕，是在两个月后才知道的。
我打了电话告诉他们，语气尽量平，说妈病了，你们有空回来看看。
贺明朗第一反应是问："严不严重？要手术吗？"
我说："你来了就知道了。"
他回来了，带着媳妇。进门看见卧床的贺兰珍，脸上有一种复杂的表情，走过去握了握她的手，说了句"妈，我来了"，然后就转过身，把我拉到院子里，低声问："要多少钱？"
我看着他，没说话。
他以为我没听见，又说了一遍："医药费、护理费，缺多少，你跟我说，我转给你。"
我说："不差钱。"
他稍微松了口气，点了点头，像是完成了一件事。
贺晓燕回来晚一些，哭得很厉害，抱着贺兰珍哭了很久，贺兰珍反过来拍她的背，说没事没事，你别哭。
我在门口站着，看着这一幕，心里头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感觉。不是酸，不是嫉妒，更像是——某种长久以来无处安放的安慰。
她们母女，到底是母女。
贺明朗住了三天，贺晓燕住了五天，之后各自有各自的事，陆陆续续走了。
走之前，贺明朗把我叫到一边，说："往后麻烦你多照应，钱的问题，随时说。"
我说："行。"
没有说别的。
贺兰珍走的那天是腊月初六，清晨，窗外的麻雀叫了一声，她长长呼了一口气，就那么去了。
我坐在床边，握着她的手，感觉那只手慢慢凉下去，凉得彻底，彻底得让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我在那里坐了很久，才拿出手机，给贺明朗打了电话。
他们回来的时候，我已经把白事的流程联系好了：通知了镇上的红白理事会，定了灵堂的地方，联系了出殡的日子，买好了香烛纸钱，把贺兰珍生前穿的衣物叠好，该烧的烧了，该留的留了。
我以为这些，应该是应该做的。
贺明朗进门，看了一圈，然后回过头来，对我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晰：
"方远，你费心了。但是从现在开始，我们家的事，用不着你插手。"
我站在院子里，看着他的背影，没有说话。
贺晓燕站在一旁，没有开口，但也没有帮我说一句。
那天下午，我把自己准备的白事流程单递过去，贺明朗接过去看了看，改了两处，就当做自己安排的，跟亲戚们一一通传。
我退到院子的角落里，帮忙搬东西，烧水，跑腿，跟来帮忙的邻居们对接各种琐事。
有个老邻居郑大叔拉住我，低声说："方远，你这孩子，白眼狼不知道心疼你。"
我摇了摇头："郑叔，别这样说。"
"我就是这样说，贺家那两个，这些年……"
"郑叔。"我打断他，"妈刚走，说这些不合适。"
他叹了口气，没再说下去。
出殡是在第三天。
那天一早，灵堂摆开，亲戚们陆续到了。司仪是镇上老张，做这行二十多年，认识方圆十里的人家。
我站在院子里，帮着招呼宾客，端茶递水，一直忙到出殡队列排开的时候，才意识到一个问题：
没有人给我安排位置。
孝子孝女孝孙的队列，贺明朗在最前，贺晓燕在旁边，各自的孩子跟在后头，紧接着是亲戚们按辈分排好的序列。
没有我的名字。
没有我的位置。
我站在院子角落里，看着那个排列整齐的队伍，手里攥着一捧白菊，不知道该站去哪里。
一个邻居走过来，用胳膊肘碰了碰我，轻声问："方远，你咋不进去站？"
我想了想，走到队伍的最末尾，站下了。
没有人给我一件正式的孝服，我昨天晚上用了一块白布，简单缝了个披肩，那时候针脚缝得不齐，白布的边角有些毛糙，跟贺明朗他们身上笔挺的成套孝服比起来，寒碜得很。
我低着头，攥着那把白菊，站在队伍最后面。
出殡的鼓乐响起，队伍开始移动。
司仪老张拿着话筒，开始念孝子贤孙的名单。
这是镇上的老规矩，出殡时司仪要念一遍亡者子孙的名字，表示香火的传承。
他一个个念过去：长子贺明朗，次女贺晓燕，长孙贺泽宇，外孙女贺小雨……
念完了，老张顿了一顿，抬起头，看向队伍最末尾。
他看着我，看了片刻，重新把话筒举起来，清了清嗓子，说出了第十一个名字——
然而就在这时候，队伍里有人动了。
贺明朗转过身来，面对着老张，表情沉着，声音压得很低，但全场都听得清清楚楚：
"老张，名单念完了。"
老张停了下来。
话筒里发出一点电流的嗡嗡声。
全场一下子静下来了。
那种静，不是普通的安静，是一种压着气的、憋着什么的、几十号人同时屏住呼吸的沉寂。
所有人的目光，像是商量好了一样，慢慢地、慢慢地，都落在了站在队伍最末尾的我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