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主人”：冲破反语时刻

尹佳恩在平遥国际电影展

韩国导演尹佳恩花费六年，给出了这样一个领先的创伤叙事。她的第三部长片《世界的主人》在最近几周内已经经历了充分的讨论和猜想。从一次课间开始，到一次课间结束，去事件化的镜头跟随了主角珠仁的一段高三生活。前二十分钟紧凑铺陈了她在校园、家庭、跆拳道馆及清洁屋志愿者团体中的社会关系，展现出一种被维持的“正常”——爸爸因故缺席，妈妈埋怨外婆时说“这孩子好不容易打起精神”。直到同班同学秀浩发起反对性罪犯回到他们社区的联署，而珠仁因为不认可“被性侵毁一生”的说法而拒绝签名，我们才逐渐看清她被遮蔽的那部分。以创伤不会定义人生为核心，以精简有效的对话及人物间的镜像关系辐射各个面向，对这部如此厉害的电影，“朴素”仍是我最深切的感受。感谢创作者尊重平等和不傲慢的价值观，扬弃窥探内心的特写，规避回溯性痛苦，观众得以“以精确的距离，凝视一切”，惊讶于珠仁撕去“受害者”标签后展露出的，如此普通、如此复杂、如此完整、如此广阔的自我。

《世界的主人》电影海报

为人称道的洗车房那场戏，用密闭空间内的长镜头目睹了珠仁片中唯一一次情绪爆发，但这不是一部为表现痛苦而拍的电影。导演有过许多走出影院时心情发生变化的时刻，她希望给艰难时刻中的人也带来这种经验，最后那张匿名者们接力读完的纸条，是她给珠仁创造的一个瞬间。“爱本位”的初衷与美国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的倡导互相契合——“我们不应再让对叙事色彩的自然欲望背离我们曾经的努力”。“我们都需要用某种方式向前走”，而且“需要从现在开始就建构未来，而不是把目光集中于过往的痛苦所带来的折磨”。

努斯鲍姆的开创性作品《傲慢的堡垒》揭露性侵问责方面存在缺陷的特权领域，而要找到特权堡垒的缺口，只有通过建设性的精神、宽宏但不妥协的心态和“积极的爱”（affirmative love）。她提出“一个高贵的道德理想”，即每个人是为了寻求一个结果、而非为她自己讲述自己的故事，这个结果能让所有人——包括女性和男性——联合起来，并代表所有人。这可以说就是珠仁坦露过去后，同意签下的那张倡议书。

《素媛》电影海报

珠仁与秀浩之间的冲突是珠仁与秀浩内化的社会结构之间的抗争（有一种说法是，联署事件的原型是电影《素媛》中的罪犯刑满释放回到社区引发的全国性抗议，如果是这样，秀浩保护妹妹的心情就更容易理解了）。努斯鲍姆在书中警惕我们区分“对正义的强烈要求”和“主要寻求造成痛苦的报复性愤怒”，愤怒是混乱、激进、盲从的，而正义要求细致的区分、甄别以及具有前瞻性的战略。为了让大家完整看待自己而去改变我们思维中惯常秩序的珠仁，正属于前者。另一方面，珠仁第二次说出口，一定比她第一次这么做时接收到了更多善意。“道德世界的弧线很长，但它是向正义弯曲的”，电影和努斯鲍姆一样，理解进步的缓慢，在其中保留希望，她们的正义是为寻求和解。“正如女性要求自己的声音被听到一样，我们也必须下决心在所有分歧中倾听彼此的声音，女性主义者应该而且首先要成为有爱的人”。和深陷泥潭却要帮助更深陷泥潭的互助会成员一样，爱的确成为凝聚在珠仁身体里的一种力量，落在她的志愿书上。

尹佳恩的电影里没有邪恶，而有很多爱的光辉，她给我一种错觉，这个“世界”是她要我们多一点想像力，给我们的新可能性。后来发现导演明确说了“那不是不可能存在的幻想，而是确实存在、只是因为太常见所以常被我们错过的东西”。当我读到加拿大作家米莉亚姆·泰维兹的《战斗之夜》，读得嘻嘻哈哈却感觉想哭时，两者的相通之处更让我理解了这“东西”。《战斗之夜》的主角是女孩斯维芙，她问外婆爸爸去了哪里，外婆说这个问题价值六千四百万加元。全书都是用“我”对失踪爸爸诉说的口吻写成的。妈妈讨厌一切，还要大喊：“这和孕妇没关系！”她肚子里怀着戈德，随时随地觉得好累，还要去剧院排练。“我”因为在学校玩“占地为王”的游戏玩得每次流血，就待在了家里，刚好照顾外婆，外婆则给“我”上课。今天她吃痛风、三叉神经痛、心绞痛三球套餐，外婆说最终的胜利者不是施加最多痛苦的人，而是最能承受的人。今天的数学题是，一个逃走又回到丈夫身边的女人只能祈祷丈夫死掉，女人加上女儿加上朋友，一共有六个疯婆子一天不差地祈祷了五年，结果一个男人的性命一共需要祈祷多少次？小说中有许多大得荒唐的数字，也许孩子觉得世界很大，时间很久，而她还很小。孩子的视角吸收着成年人的理性，作者凭她的口无遮拦传递真相，她在成长中经历的混乱则承担着所有人对生活的探索。在远行的飞机上，外婆说了整整一章，外公和阿姨相继因为抑郁去世，妈妈为他们伤心，也为自己的基因担心，她去很远的地方拍了很苦的戏，演了一个死而复生的角色，有了外遇。这个关头她有两种可能，要么消失，要么开始重建自己。她真的死于心碎，又一路战斗着活过来了！“简单明了！”外婆说，你与学校不怎么对付，“你当时在战斗，我们都……瞎了”。我们都残缺不全，我和你妈妈坐在沙发上都怕挤碎她的骨头，但她没发疯，“我知道我不应该用‘发疯’这个词，她在战斗”。妈妈不得不全方位战斗，但她也付出了爱！“我”问因为戈德吗，外婆说因为所有的事情。外婆觉得斯维芙有一种能力，心中有一团火，她的工作就是不要让这团火熄灭。珠仁在志愿书上也写她有“爱的天赋”。快乐不是对痛苦的否定，是对生命力的夺回。痛苦不仅存在，还可能是永存的，但也有很多人每次被推至痛苦边缘却不坠落，创作者可以选择表现这一点，这是“世界的主人”冲破反语的时刻，也是外婆写给未出生的戈德的箴言——“你是个小东西，你必须学会战斗。”

《世界的主人》电影剧照

斯维芙一家三代，尤其遇到再大的事只会说“多好玩呀”的外婆，看起来都“乐疯了”，她们不只快乐，更在作乐，这是她们战斗的方式。当妈妈谈起战斗，她说战斗中才能感觉自己活着，各种事情才能相互抵销，妈妈说有次她差点死掉，但又没死，惊恐不已居然没人知道。每次回望她都觉得自己好可怜，所以她不仅需要时时刻刻战斗、彻夜战斗，也需要加入所有人都想赢、而不是为了打破个人纪录的战斗。而我们回望珠仁读完纸条很快戴上墨镜去跳舞，发现弟弟藏的信扫了几眼很快又和弟弟打闹，她的快乐有表演的成分，也有真实的振奋，它们是珠仁一次次训练自救的时刻，是珠仁在与她面对的黑暗而战。“为什么没有人称赞说出口的孩子？”在可怜受害人与痛骂加害人这两种对性侵事件约定俗成的处理方法之外，尹佳恩赞美夺回人生的战斗，这是她想让大家看见的“日常生活中的伟大奇迹”。

而电影最令我们难以释怀的，是它通过前二十分钟的遮蔽，迫使我们与影片中不知情的大多数站在了一处，每个旁观者都因为珠仁身上的反差，不得不叩问自己该怎么做。西北大学法学院教授德博拉·陶克海默注意到，日常生活中我们在行使一种强大的权力，评判施暴者和指控者谁更可信，而社会和个人正在以令人不安的方式行使认可或贬损发声者权力。因此有人在发声，这样的声音又被系统性消解了。电影中美度在庭审中被质疑，她的受害者身份覆盖了女儿、高中生、跆拳道亚军的身份，她的上诉甚至要被妈妈反对！珠仁在洗车房的大哭，也揭示了园长妈妈一开始没有相信她，导致性侵持续了很长时间（这也是妈妈自责酗酒的重要原因）。我们的判断受一种强大却不被觉察的力量左右，德博拉指称这一力量为“可信度复合体”。她亲历案例，研究心理学、社会学、法学等领域最新成果，写下《我们为何质疑受害者：论可信度》。书中指出，当指控者站出来时，施暴者从她那里夺走的大部分东西——力量、安全感、信任他人的能力、她的尊严、她作为平等一员的价值——都岌岌可危。当我们相信她的指控，我们在重新填补本该属于她的东西，给予她所寻求的认可和平反。我们对暴力行为的谴责，能被转而看作对性侵本身的必要纠正，帮助受害者将耻辱的重担从自己身上转移到施暴者身上。这或许是美度再怎么努力也原谅不了自己的症结。

德博拉也分析了指控者反而成了“牺牲品”的原因，被视为善意的共情，仍以和偏见一致的方式扭曲着我们的道德判断。施暴者要求旁观者束手坐视，而受害者要求旁观者与之共同承担痛苦。对所有人来说，关心幸存者和她们的需求会破坏我们的生活和社会结构，我们忽视暴力指控，是为了维持现状。这种经济领域中被称为“损失规避”的偏见，在德博拉看来，在反映我们作出稳妥而非颠覆性决策的倾向上具有更广泛的意义。《世界的主人》没有关注加害人，本意是拆解受害人身份的一环，为了珠仁在此后的人生中，拥有几个时刻不再想起罪犯的脸。这也很好地纠正了现实中我们的关照落差，即对幸存者的关照不足和对施暴者的过度重视，因为施暴者处在权力轴线中心，而指控者位置边缘。这也是为什么直到韦恩斯坦受审，十余年前塔拉纳·伯克发起的运动才被推至公共对话与意识前沿。《世界的主人》关注普通人的意义也在于此，如德博拉所说，“我们都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因为每个人都是问题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