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教的历史演进与派别之争

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印度教的信众已超过10亿，约占全世界人口的15～16%。2050年，印度教的信众将达到14亿。其中，三分之二的印度教信众主要分布在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等南亚国家。 近代以来，随着人口迁徙与全球化的发展，印度教也逐渐走出南亚，向世界其他地区传播。作为一种适应性很强的宗教， 印度教已广泛传播并扎根于东南亚、非洲、欧洲及美洲等地区，对当地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等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从吠陀教到婆罗门教

南亚次大陆处于喜玛拉雅山脉与印度洋的环抱之中，形成了半封闭且相对独立的地理环境。早在雅利安人（Aryan）穿过兴都库什（Hindu Kush）山脉进入南亚次大陆之前，印度河（The Indus River）流域就孕育出了文明程度较高的印度河流域文明（Indus valley civilization, IVC）。作为世界上最为古老的宗教之一，印度教的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印度河流域文明以及雅利安人所信奉的吠陀教。塞缪尔认为，学界对吠陀教的历史具有很大的争议性。到后期，吠陀教已与当地的原始宗教融为一体。

随着雅利安人不断迁徙至南亚次大陆，在雅利安人聚居区兴起了吠陀教（Vedism）。吠陀教主要有三个重要的纲领，分别是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及婆罗门至上。吠陀教的主要教义来源于《梨俱吠陀》（Rig Veda）、《夜柔吠陀》（Yajur Veda）、《娑摩吠陀》（Sama Veda）和《阿达婆吠陀》（Atharva Veda）等吠陀（Veda）经典，这些早期的吠陀经典共同构建了雅利安人进入南亚次大陆之后的原始宗教信仰。雅利安人通过兴都库什山口进入南亚次大陆之后，面临着来自当地土著居民达罗毗荼人（Dravidian）与尼格罗人（Negroid）等族群的反抗和排斥。由于达罗毗荼人等土著居民尚处于原始社会阶段，加上其与雅利安人的宗教信仰存在较大差异，导致外来的雅利安人与达罗毗荼人发生了较大规模的冲突。在此过程中，雅利安人逐渐取得了优势地位，并定居下来。从人种的外形特征来看，雅利安人与当地达罗毗荼人等土著居民存在着肤色和发质等方面的差异，两者比较容易区分。所以，为保证自己的奴隶主上层阶级的统治地位，雅利安人把皮肤较为白皙的族群划为“高等”种姓，而将皮肤较为黝黑的达罗毗荼人等土著居民划为“下等”种姓，并逐渐垄断了宗教、政治与文化方面的话语权，使吠陀教逐渐发展成为当时印度社会最重要的社会行为规范。

在此之后，雅利安人将势力范围扩展到了印度河与恒河流域，与达罗毗荼人等土著居民不断融合，并最终从游牧民族过渡成为农耕民族。与此同时，雅利安人内部也出现了阶级分化，开始制定和宣扬以婆罗门种姓为核心的种姓制度。为了进一步巩固其统治地位，雅利安人不断对吠陀教进行改革与发展。在此过程中，雅利安人发展出四大种姓阶层，按“阶序”依次为婆罗门（Brahmana）、刹帝利（Kshatriyas）、吠舍（Vaishya）和首陀罗（Sudras）。

公元前8至前7世纪， 吠陀教教义和规范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一方面，婆罗门祭司确立了梵天（Brahmā)、毗湿奴（Visnu）和湿婆（Shiva）三大主神，分别代表创造之神、守护之神和毁灭之神，在宇宙中肩负不同的责任。另一方面，种姓制度不断得到强化和巩固，婆罗门种姓的社会地位也大幅上升，他们不仅把持着所有宗教祭祀活动，还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更为重要的是，吠陀教适应了雅利安人的统治需求，四大种姓阶层也不断固化，不同种姓阶层各司其职。由此可见，从遵从吠陀天启到婆罗门种姓至上，古代印度社会阶层不断固化，吠陀教从原始宗教逐渐发展成为更加高级的婆罗门教（Brahmanism）。从本质上讲，吠陀教和婆罗门教并无太大区别，婆罗门教是吠陀教内容和形式上不断完善和升华之后展现出来的全新面貌，也是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宗教。种姓制度的最终形成和确立，标志着吠陀教转化成为婆罗门教。

二、婆罗门教 / 印度教的持续改革和发展

随着战乱与阶级压迫问题的加剧，四大种姓阶层之外又产生了贱民/不可接触者（Pariahs/Untouchables）阶层，社会结构更加复杂化。根据种姓制度，高等种姓要避免与低等种姓接触，不同种姓阶层应安于自己的种姓阶层，不得僭越。婆罗门种姓是印度社会的高等种姓，该种姓阶层不仅垄断了宗教话语权，且将其优势从宗教延展到了政治、经济与社会等领域，并逐渐垄断了所有资源。然而，处于吠舍和首陀罗等种姓阶层的人却没有任何向上流动的空间和机会，种姓之间的隔离（区隔）与严格分工，使得整个社会阶层日趋固化。由此，引发了抵制社会阶层固化的“沙门思潮（Samana）”。

这种思潮对婆罗门教所强调的“婆罗门至上”的所谓教义和规范表达了强烈不满，并对婆罗门教统治下的印度社会阶层的固化现象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导致位居中下层种姓的印度教徒纷纷皈依佛教和耆那教等新兴宗教，这也使得婆罗门教陷入了危机。部分中下层种姓阶层对婆罗门种姓独占政治、经济与宗教的特权表达了极大的不满，为打破这一现象，纷纷提出自己的学说，并围绕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重大哲学问题及关于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精神解脱等宗教问题进行思考与辩论，通过各种方式批驳传统的婆罗门教思想。 “沙门思潮”的兴起，是对婆罗门教最为重要的一次外部思想冲击。 “沙门思潮”的出现，反映了当时处于弱势地位的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等种姓阶层对婆罗门至高无上地位的质疑与反抗。“沙门思潮”声势浩大，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派别是以佛教、耆那教和“顺世论”等为主的思想派别。这些观点，逐渐打破了婆罗门教对宗教话语权的垄断地位，使婆罗门教中下层种姓以及贱民阶层纷纷选择加入佛教、耆那教与“顺世论”的组织和团体之中。可以说，佛教产生于“沙门思潮”之中，又反过来丰富和发展了“沙门思潮”。

与此同时，婆罗门教出现了一位划时代的改革者商羯罗（Sankara）。他认识到了婆罗门教的弊端，在强调梵天、毗湿奴、湿婆这三大主神基本信仰不变的前提下，改革了婆罗门教纷繁复杂的教义，指出世界万物皆由“梵”组成， “梵”是世界本源，进一步简化了婆罗门教的宗教仪式，并支持中下层种姓参加婆罗门教的宗教活动。商羯罗的改革顺应了中下层种姓的心愿，使该群体能够通过修行达到“梵我如一”的最高境界，达到修行的目的。另一方面，这项改革通过支持中下层种姓参加婆罗门教的宗教活动，积极回应了中下层种姓的呼声。

经过商羯罗的改革，婆罗门教度过难关，重新焕发出欣欣向荣的面貌，并逐渐发展为更加强大的印度教。“沙门思潮”最终打破了婆罗门教／印度教一教独大的局面，出现了婆罗门教／印度教、佛教和耆那教等多种宗教并存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是，佛教和耆那教等宗教都是印度本土产生的宗教，与印度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宗教教义和教规等方面与印度教也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因此，佛教和耆那教等宗教并未遭到婆罗门教／印度教大规模的压制，由此出现多宗教“百花齐放”的局面。

△ 商羯罗说法图

直到公元9世纪，南亚次大陆这种相对和平与安宁的局面才被打破。随着中亚突厥人的崛起，印度北部开始遭受入侵。同时，伊斯兰教也大规模传入南亚次大陆。突厥人不断攻城略地，对印度本土宗教场所进行了大规模的劫掠和破坏，对僧侣进行了大规模的驱赶和杀戮。印度教和佛教等本土宗教信徒也奋起反抗，并加入到了各地反抗突厥人的武装斗争之中。然而，由于突厥人军事力量十分强大，加上印度北部各王国的四分五裂，突厥人很快占领了印度北部，随之，伊斯兰教在该地区也开始扎根。而印度教中种姓歧视的现象也客观上刺激了伊斯兰教的传播。在伊斯兰教统治者的大力支持下，伊斯兰教在印度的传播不断得以推进。此后，德里苏丹国、莫卧儿帝国两个穆斯林王朝相继建立，伊斯兰教成为了占据统治地位的宗教，而印度教等本土宗教沦为被统治宗教。然而，穆斯林统治者既没有将伊斯兰教倡导的平等理念注入印度社会，也没有兴趣改变以种姓为核心的印度教社会基础，这在一定意义上加剧了印度社会的不平等现象。

当然，印度教也受到了伊斯兰教的剧烈冲击，并引发了印度教内部的变革。除此之外，印度社会内部也亟需新思潮来缓解当时激烈的社会矛盾和宗教冲突。

受伊斯兰教的影响，公元14~17世纪，印度教内部兴起了“虔诚运动（Bhakti Movement）”。在罗摩难陀（Ramananda）等人的带领之下，该运动的参与者对印度教教义再一次进行了改革，提出不论任何种姓，在神面前都一律平等的理念。这促使印度教逐渐复苏，并再一次焕发生机。“虔诚运动”在印度教历史中，甚至在整个印度历史的形成与发展上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对印度教、印度文化以及印度社会都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这项运动前后持续了1000多年，范围几乎遍及整个印度，不仅改变了印度社会绵延几千年的社会传统，该运动的影响还一直延续至今，而且也是中世纪印度教谋求生存和发展的一场自发的、长期的宗教革新运动。然而，这项运动与现代意义上的运动又有所不同。实际上，这是印度教为适应自身需要而进行的自我调试。

后来，一批受西方文化影响、具有强烈爱国思想的印度教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振兴印度教的唯一途径就是对其进行宗教改革。在德里苏丹国、莫卧儿帝国两个穆斯林王朝统治期间，奥朗则布（Aurangzeb）等君主实行了宗教改革，印度教与伊斯兰教之间出现了短暂的“和平时期”。但是，由于多种因素盘根错节，导致两个宗教之间的矛盾并未完全消失。在德里苏丹国、莫卧儿帝国两个穆斯林王朝统治时期，伊斯兰教自然成为南亚次大陆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宗教之一，成为仅次于印度教的第二大宗教。相反，印度教的影响力则逐渐步入低谷。伊斯兰教的到来改变了南亚的宗教格局，改变了印度教、佛教、耆那教等占据优势的局面，使伊斯兰教成为了印度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15~16世纪，随着西欧资本主义的不断兴起，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教面貌焕然一新，西欧的探险家也在基督教新教探险精神的驱使下，不断开始寻找新大陆的尝试，并最终在16、17世纪的大航海中，掀起了对新殖民地的拓展高潮。17世纪初期，伴随着 “东印度公司”的成立，英国殖民当局对印度的影响力日渐增大，并最终确立了对印度的殖民统治。西方殖民者和基督教的入侵，也使印度教再次遭到巨大冲击。随着西方殖民统治者统治的不断加强，印度社会反殖民统治的斗争也此起彼伏。19世纪后，印度又掀起了一场以宗教改革为先导的社会改革运动（在印度史上又称为“近代启蒙思想运动”），它对消除印度教的弊病，促进印度教现代化，提高信众的文化素质和民族自信心都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为了复兴印度教并争取民族独立，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不断号召并推动民族启蒙教育，最终印度教逐渐成为推动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精神力量。

随着殖民统治的加强，印度社会的反英情绪不断发展，最终引发了1857~1859年的印度民族大起义。这场起义遭到了“东印度公司”的残酷镇压，却也沉重打击了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推动了印度民族主义者加快民族独立自主道路的步伐。为了巩固殖民统治，英国殖民当局对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采取了“分而治之”政策，人为制造了印度殖民地的宗教与民族矛盾，印度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同时，英国殖民统治者为了更加有效地管理殖民地事务，逐渐将自己的民主选举制度模式强制在印度殖民统治领土推行。然而，这些所谓的民主选举制度，不仅更加强调不同宗教、民族与种姓之间的差异，还使得不同宗教教派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日益加剧。

1930年，印度著名穆斯林诗人、哲学家穆罕默德 ·伊克巴尔（Mohammed Iqbal）以诗歌的形式，提出对独立建国的憧憬，他的主张引起了印度大多数伊斯兰教教徒的共鸣。这一诉求却遭到了印度教徒的谴责，认为穆罕默德 ·伊克巴尔的建国主张实质是在号召肢解印度。1940年，穆斯林联盟领导人穆罕默德 · 阿里 ·真纳（Muhammad Ali Jannah）吸收并接纳了伊克巴尔的建国理念，并发起了“独立建国运动”。1947年8月，在印度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的领导下，印度一分为二，建立了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

三、英国殖民统治与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兴起

1906年，全印穆斯林联盟（All India Muslim League）成立之后，印度穆斯林的团结局面得到加强。1909年，英国殖民当局颁布了《莫莱—明托改革法案（Morley-Minto Reforms）》，该法案进一步明确了英属印度殖民地的“选举”程序，并规定通过选举制度，组建英国殖民统治当局管理下的“政府”。虽然英国殖民当局一再标榜“民主选举”，但在法案的实施过程中却处处设置障碍，旨在建立一个维护英国殖民统治的“殖民政府”。

全印穆斯林联盟的成立，加上英国殖民当局《莫莱—明托改革法案》的出台，使得印度教徒产生了巨大的危机感，而部分印度教上层精英也逐渐认识到加强印度教徒团结的重要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以印度教徒为核心的印度教组织纷纷成立，这些组织号召团结印度教徒，从而实现印度民族国家独立的终极目标。在莫罕达斯 ·卡拉姆昌德 ·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和米 ·施尔塔南德（Swami Shraddhanand）等名望显赫的印度民族独立运动领袖的大力支持下，1915年全国印度教大会（All India Hindu Mahasabha）正式宣告成立。它旨在保护英国殖民统治下印度教徒的合法权益，这也标志着印度教民族主义运动迈上了新的台阶。

1925年9月27日，在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克沙维 · 巴利拉姆 · 海德盖瓦（Keshav Baliram Hedgewar）等人的倡议下，具有印度教极端主义思想的国民志愿服务团（Rashtriya Swayamasevak Sangh）在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 Pradesh）成立，这标志着印度教极端主义的产生，并在此后逐渐成为左右印度政坛的重要力量。印度教极端主义并未将思想停留在文字层面，而是将其付诸于实际行动。国民志愿服务团发展了大量印度教徒加入到该组织，还在组织内部提倡和组织准军事训练，并倡导通过武力来维护和保障印度教徒的“合法”权益。不难看出，英国殖民统治者“分而治之”的后果不断发酵，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矛盾日渐严峻，最终演变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长期提倡宗教和解的莫罕达斯 ·卡拉姆昌德 ·甘地，成为了印度教极端主义分子的眼中钉。1948年，国民志愿服务团极端主义分子暗杀了莫罕达斯 ·卡拉姆昌德 ·甘地，还发动了针对穆斯林群体的大规模暴力攻击。1948年2月4日，英国殖民统治当局取缔了国民志愿服务团，该组织的一系列活动转入地下。

可以看出，印度教徒在外来宗教的冲击和英国殖民当局的残酷统治下，产生了巨大的反弹。印度教民族主义从产生伊始就有两个明确的指向：分别指向殖民主义（要求摆脱英国殖民统治，最终获得民族独立，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和伊斯兰教（要求建立单一的印度教国家，带有强烈的印度教色彩）。从这个意义上说，印度教民族主义不仅是民族主义与印度教的混合体，更是一场强调印度教至高无上的政治运动。此类政治运动的不断兴起，不仅催生了国民志愿服务团等一大批激进的印度教组织，也使英国的殖民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中。1947年8月，印度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建立了印度共和国，印度教再一次获得生机。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兴起于印度民族独立运动期间，独立之后进一步发展壮大，这一切都与印度教的复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此同时，大量印度教组织也应运而生，诸如国民志愿服务团（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世界印度教大会（Vishva Hindu Parishad）、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等，这些印度教组织和政党的理论核心就是不断推动印度教文化和社会的复兴，最终在印度建立一个以印度教徒为主导的印度教国家。

印度教的复兴对整个印度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历史与现实意义。不容忽视的是，以印度教民族主义为纲领的组织和政党，例如国民志愿服务团、世界印度教大会和印度人民党等，具有强烈的保守主义色彩。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和政党的兴起，虽然推动了印度教的复兴与发展；却对印度的团结与和谐也带来了不小的挑战。特别是作为是一个具有高度“复杂多样性”的国家，印度境内却存在打着复兴印度教旗帜的印度教极端主义组织和政党及一系列反对其他宗教的活动，给其他宗教团体与少数族群带来了巨大的冲击。1996年，印度人民党首次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并于1998年取得政权，开始执政。高举印度教旗帜的印度人民党不断发展壮大，标志着印度教民族主义深深扎根于印度社会。随后，印度社会也建立了大量与之相关的组织与政党，印度教民族主义在印度政坛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显现。特别是印度人民党于1996年、1998年和1999年三次组阁，标志着印度教民族主义在印度政坛已经逐步摆脱了边缘地位并实现了主流化。2014年，印度人民党再一次击败国大党成为执政党，彰显了印度教民族主义已经成为印度政坛的主导力量。随着印度国内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发展，其影响范围从印度境内逐渐扩大到了尼泊尔等其他南亚国家。近年来，尼泊尔国内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分子成立了尼泊尔湿婆军（Nepal Shivsena）和大尼泊尔党（Akhanda Nepal Party）等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与印度国内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遥相呼应。

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兴起，与近年来印度经济的持续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印度经济的快速增长，增强了印度的民族自豪感，同时也使得宣扬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上层精英在印度教的教义中获得了更多的精神动力。此外，与印度教民族主义相生相伴，印度教极端主义也随之产生。印度国内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传播长期是以动摇印度教的下层种姓为主旨而开展活动的，为了避免这一情况再次出现和持续发展，印度教极端主义组织也经常指责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传播并发动暴力对抗活动。不难看出，印度境内的印度教极端主义组织成立的目的，就是捍卫印度教的统治地位。印度教民族主义在印度和尼泊尔等南亚国家的不断发展壮大，并占据重要的地位，加上西方殖民统治的遗留问题，印度、尼泊尔等南亚国家的宗教形势变得更为复杂，给印度教极端主义的滋生提供了土壤。

△ 国民志愿服务团在进行 棒术训练

四、印度教派别之争

印度学者安德里 ·贝特勒 ( Andre Beteille)曾指出，“印度社会具有相互矛盾的特性：对于不同思想、信仰和生活方式的广泛包容性和严格遵守不同社会团体与阶层之间的排斥性。”印巴两国的独立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矛盾与分歧。历史上，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两个群体长期“杂居”，其宗教族群边界模糊不清，不同宗教之间秉持了较大的包容性。历史上，印度社会总能维持“包容性与排斥性”两个社会特征的基本平衡。然而，印巴两国独立后，这个局面逐渐被打破。

独立后，印巴境内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迁徙过程中，大规模的袭击、暴力冲突和屠杀事件时有发生。据估计，约10~50万人遭到暴力屠杀，性暴力达到了7.5万多起。这些暴力活动从加尔各答（Kolkata）一直蔓延到诺克哈里（Noakhali）、旁遮普邦（Panjab）和西孟加拉邦（West Bengal）等全国各个城市，造成了大量的人道主义灾难。从一定意义上说，印巴独立使两国人民最终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然而，大规模的杀戮行为演化成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并直接导致印巴两国的交恶，为之后的三次“印巴战争”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由此可见，早在印度独立运动期间，印度教民族主义运动内部就已经孕育出印度教极端主义。1947年印巴独立期间，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就已经掀起了大规模的教派冲突和宗教仇杀，导致成千上万人丧生。而印度教徒与穆斯林都把“印巴独立”造成的后果以及“大屠杀”的罪责归咎于对方。随着印巴两国的建立，印度教徒与穆斯林都认为自己的安全受到了威胁。 一方面，印度教徒认为穆斯林的教义与理念鼓吹斗争和冲突，不仅破坏了印度的宗教社会结构，还威胁到了印度教的多神信仰。

印度教与伊斯兰教大规模的教派冲突和教派屠杀，进一步引发印度教极端主义思潮的高涨，大量印度教极端主义组织迅速崛起。1949年7月，国民志愿服务团恢复了正常活动，此后，不仅在国内大规模兴办学校，以慈善名义争取印度教徒的同情与支持，还积极开展针对其他宗教教派和团体的攻击行动。1964年，世界印度教大会在孟买成立，该组织以团结全世界的印度教徒为号召，旨在扩大印度教的影响力。1966年，湿婆军（Shiv Sena）在马哈拉施特拉邦成立。湿婆军具有极大的宗教狂热性，大力吸收印度教下层民众加入该组织，它也具有强烈的反穆斯林色彩。1966年，为了抵制穆斯林在“宰牲节”“杀戮”印度教“神牛”的行为，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联合其他印度教极端主义组织对穆斯林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这些印度教极端主义组织传播的印度教极端主义思想引发了一系列暴力事件。此外，穆斯林认为自己属于少数群体，在印度得不到合法权益和保障，并经常受到印度教徒的打压。所以，印度教极端主义在产生和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印度穆斯林极端主义思潮。

△ 印度教徒在拆除清真寺

截止到20世纪90年代，国民志愿服务团约开办了6000所学校和26000家俱乐部，而国民志愿服务团的准军事组织印度青年民兵（Bajrang Dal）也得到了快速发展，这一组织的最初攻击目标主要是穆斯林，随后其攻击范围也逐渐扩大到佛教徒和基督教徒等其他宗教教徒。他们公开宣传对锡克教教徒、基督教教徒等其他宗教少数群体的仇恨情绪。一些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寻求通过暴力手段对印度教徒采取报复行动，以发泄对现状的不满和抗议不公正待遇。印度国内时常发生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暴力冲突，也常常引发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等周边国家的强烈反应，加剧了这些国家内的宗教教派冲突。1992年，国民志愿服务团和湿婆军就攻击和破坏了北印度一所拥有600多年历史的清真寺，并由此引发了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大规模流血冲突事件，导致了数千人伤亡。这一事件迫使国民志愿服务团第三次被取缔，然而该组织在1993年又开始重新活跃。为了回应印度境内发生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冲突，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境内的穆斯林也开始疯狂攻击本国境内的印度教寺庙，从而造成了大量的印度教徒伤亡。到2014年，国民志愿服务团的成员已经发展到了600万人。印度教大斋会(Hindu Mahasabha)也时常发表具有争议性的言论，其副主席萨迪伟 ·德瓦 ·塔库尔（Sadhvi Deva Thakur）曾在2015年的一次公开表态中声称穆斯林和基督徒必须接受绝育手术。

近年来，印度教极端主义思潮持续高涨。印度教极端主义组织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世界印度教大会和湿婆军等组织的理念主要是复兴印度教的社会与文化。然而，不容忽视的是，近年来勃兴的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党、社团与组织不断推动了印度教改革和发展。虽然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党、社团与组织的兴起，一定意义上助推了印度教的发展，但是与此同时，也给印度社会的和谐团结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特别是处于印式“多元一体”的社会印度出现了一系列反对其他宗教抑或教派的活动，印度教民族主义刺激产生了印度教极端主义。印度教极端主义组织也经常发动针对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其他少数宗教群体的暴力活动。如今，印度教极端主义也早已走出国界，对周边国家的印度教组织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印度教民族主义分为巴尔 · 甘格达尔 · 提拉克、斯瑞 · 奥罗宾多、莫罕达斯 · 卡拉姆昌德 ·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等为代表的印度教世俗主义派和民族主义派。持有世俗主义观点的一派最终建立了印度国大党（Indian National Congress），希望印度能够走上世俗化的西方式民主道路。但是，以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印度教大斋会和湿婆军等为主的另外一派则有着强烈的印度教色彩，并期望印度能够建立一个纯粹的“印度教”国家，世俗主义派和民族主义派之间的碰撞与融合共同促进了印度社会向前发展。

独立后，时任印度国民大党领袖的尼赫鲁宣布组建政府，并在1950年《印度宪法》中明确规定了“印度共和国是一个世俗的民主国家”。随着《宪法》的颁布，世俗主义成为了印度立国的奠基石，并指明了其前进方向。在这个背景下，从印度独立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世俗主义一直占据着印度政治的主流，并主导了印度政局的走向。印度独立初期，尼赫鲁将世俗主义（Secularism）、民主主义（Democracy）和社会主义（Socialism）确定为印度世俗主义道路的基石。这一时期，印度沿着世俗主义的道路不断前进，使得该国民主主义政体进一步得到巩固。同时，宗教对印度政治的影响日益衰微，而“政教分离”的世俗主义政治理念在该国传播，并获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

与印度国大党等世俗政党一直提倡西方式的民族主义道路不同，国民志愿服务团等激进组织则奉行印度教教义至上原则，并认为唯有符合印度教教义的政体才能够维护和保障印度教徒的合法权益。因此，这些激进组织的印度教色彩日益浓郁，并演化成了印度教极端分子的大本营。在国民志愿服务团的大力支持下， 1951年10月，第一个具有强烈印度教色彩的政党——印度人民同盟（Bharatiya Jana Sangh）在萨雅玛 ·普拉萨德 ·穆克吉（Shyama Prasad Mukherjee）的领导下宣告成立，该党派秉持“印度教特性”（Hindutva）的意识形态。直到1977年，该政党一直活跃于印度的政治选举之中，成为了印度政党十分重要的一支力量。

1977年，印度人民同盟联合印度左派、右派和中立派的部分政党重新建立了联合政党——人民党（The Janata Party, JNP），共同抵制印度国大党总理英迪拉 ·甘地发起的“全国进入紧急戒备”状态。1980年，联合政党中的人民同盟从中分离出来，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BJP）正式成立，这标志着具有印度教色彩的政党影响力日益上升，成为了主导印度政坛的重要力量，并不断将印度教融入到该国政治中。印度人民党主张实行民族主义、民主和印度教至上主义。此后，印度人民党的印度教“底色”不断加深，并在该国各地建立了大量的基层组织，其影响力和号召力不断扩大。1996年的大选结束之后，印度人民党一跃成为了印度第一大政党，并于1998年开始正式执政。2014年，印度举行大选，在纳伦德拉 ·莫迪（Narendra Modi）的领导下，印度人民党再次成功执政。在被称为“右翼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党”的印度人民党执政期间，印度教民族主义不断发展，“已然威胁到了印度的文化安全和国家形象”。

五、印度教派左右下的印度走向何方？

印度教经过长达几千年的洗礼后，印度教从最初的吠陀教到婆罗门教，演进成了南亚次大陆最大和最重要的宗教，甚至在世界范围内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印度教的教义和教规已然渗透到了大多数印度教徒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虽然其宗教教义和规范还存有一些较为封闭与保守的观念，然而，也未能阻隔印度教的改革与发展的道路。独立后，印度教经历了70多年不断改革和发展的历程，焕发出了新的活力，并逐渐成为了一种团结印度教徒最为重要的思想武器；不断凝聚印度教教徒的归属感与认同感，从而促进印度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自13世纪起，南亚次大陆先后经历了德里苏丹国及莫卧儿帝国两大穆斯林王朝与英国的殖民统治，在此期间，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等外来宗教传入该地，逐渐打破了印度教和佛教等本土宗教在南亚次大陆占据优势的局面。然而，作为南亚次大陆产生的一种本土宗教，印度教在历经数千年后仍然维持着长盛不衰的状态，展示了其极强的生命力。当面对诸如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等外来宗教的挑战时，印度教产生了自我保护和抵御外来宗教的各种思潮，并逐渐发展为南亚次大陆影响力最大的宗教，对印度为代表的几个南亚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自近代以来，印度教内部涌现出世俗主义、民族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多元之争”，这不仅影响了印度国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对周边国家（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近年来，印度国大党代表的世俗主义与印度人民党代表的印度教民族主义之间的博弈成为印度政治与宗教互动的重要载体与途径，不断促成印度徘徊于世俗主义与印度教民族主义之间。由于印度人民党的多次上台执政，使印度教民族主义深深地植根于该国的政治土壤中，这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日益勃兴的印度教极端主义，并对印度社会文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未来，作为印度的主体宗教，印度教世俗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派别之争，仍然是左右印度发展最大的思想因素。（节选自《南亚东南亚研究》，2019年第3期）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本期编辑：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