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开学那天，我站在高三（7）班门口，手里的花名册被汗浸湿了一角。
翻到第三页，目光扫过一行字，整个人突然僵住了。
“叶宏俊。”这三个字像一根针，扎进我的眼睛。
我抬头看向教室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坐着一个瘦高的男孩。
那张脸的轮廓，那微微下垂的眼角，那薄薄的嘴唇……二十八年了，我怎么可能不认得。
我深吸一口气，走上讲台。
“同学们好，我先点个名。”
“叶宏俊。”没人答应。
“叶宏俊！”那个男孩慢悠悠抬起头，懒洋洋答了一声：“到——”我盯着他看了三秒钟，然后移开视线。
下课铃一响，我快步走出教室，在走廊尽头掏出手机，翻到一个很久没打的号码。
“林校长吗？我，王玉秀。我想问您个事……”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你碰上谁了？”
“韩冬梅的儿子。”
01
那天晚上回到家，我没开灯，直接在黑漆漆的客厅里坐了很久。
窗外的路灯透进来，照在茶几上摊开的旧相册上。
那是我今天从柜子最底层翻出来的。
翻开第一页，是一张黑白照片，边角都发黄卷边了。
我和韩冬梅并肩站在学校门口，两个人都扎着马尾辫，笑得没心没肺。
那年我二十三，她二十五。
我们在乡中学教书，住一间宿舍。
冬天冷得受不了，就挤一张床，我抱着她，她抱着我。
我还记得那年冬天特别冷，我穿了两条棉裤，肚子渐渐鼓起来了。
她说：“玉秀，你怎么胖成这样？”我红着脸，小声说：“冬梅，我有了。”她愣了愣，然后使劲掐我胳膊：“你不要命了？学校知道了要开除的！”我咬着嘴唇：“没办法，我婆婆非要我生个儿子。”
我老公是独子，婆婆刘金娥重男轻女，从我生下女儿那天起，她就开始念叨：“玉秀啊，你得给咱家生个带把的。”我女儿三岁的时候，她逼得更紧了，天天往我碗里夹菜，说我太瘦了，怀不上。
我老公在县城建筑队打工，一个月回来一次，每次回来，婆婆都把他叫到屋里说悄悄话。
我知道她在说什么。
韩冬梅沉默了半天，说：“那你也得想办法，到了七八个月，藏不住的。”后来她帮我打掩护，每次开会都说我胃不好吃多了，替我挡了好几次检查。
那时候学校每周都要开会，乡教办的人偶尔来查，谁要是超生被发现了，当场开除，还得罚款。
我那时候民办教师一个月工资才八十块，要是被开除了，家里的日子就更难过了。
韩冬梅帮我藏了三个月。
她帮我把棉裤改肥了，还在上面缝了一层布，把肚子勒紧一点。
她说：“你这样不行，再过两个月就藏不住了。”我说：“能拖一天是一天吧。”她叹了口气，没再说话。
我翻到照片背面，上面还留着我的笔迹：“1996年秋，我和冬梅。”眼泪不知什么时候流下来了。
我把相册合上，使劲擦了把脸。
哭什么哭，都过去二十八年了。
我打开灯，走进厨房，给自己倒了杯水。
水杯端起来的时候，手还在抖。
叶宏俊，韩冬梅的儿子。
那个当年举报我，抢走我工作，毁了我半辈子的人，她的儿子现在就在我班上。
我该怎么办？我咬咬牙，把杯子重重磕在桌上。算了，就当是个普通学生。教完这学期，他毕业，我也解脱了。
可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脑子里全是二十八年前的事。
我记得那天是周五，我请假回家待产。
韩冬梅送我到校门口，她拉着我的手说：“玉秀，你路上小心。等生了，给我捎个信。”我说：“好。”然后坐上了回家的拖拉机。
可我刚到家，第二天早上，乡教办的人就来了。
一共三个人，一个主任，两个干事，开门见山就问我是不是怀孕了。
我婆婆还想打掩护，说我吃胖了。
那个主任冷笑一声：“有人举报了，你们别装了。查出来，不光开除，还要罚款五千块。”
我那时候吓傻了。
五千块，我老公在建筑队干两年都攒不下那么多。
我咬着牙不承认，可他们带来的那个女医生，当场给我做了检查。
结果出来，那个主任说：“王玉秀，你被开除了。明天去学校办手续，工资结算到这个月底。”我瘫在地上，我婆婆当场就晕过去了。
我被开除的第二天，韩冬梅就接了我的班。
她先去乡教办填了表，然后回来收拾我的东西。
同事告诉我，她搬进了我的宿舍，睡了我的床，用我的桌子。
我那时候以为，是她举报了我。
因为她是最知道我怀孕的人，也是唯一能拿到我钥匙的人。
02
第二天上课，我故意没往最后一排看。
讲完一节课，我让课代表把作业本发下去。
发到叶宏俊的时候，我余光扫了一眼。
他正低着头，拿一支钢笔在本子上划拉什么。
我愣住了。
那支钢笔……笔夹上那处指甲盖大小的划痕，我太熟悉了。
那年我被评为乡里优秀教师，婆婆把陪嫁的银镯子卖了，给我买了支钢笔当奖品。
那是上海产的英雄牌钢笔，二十五块钱，我婆婆心疼了好久。
笔杆上刻着我的名字，“王玉秀”三个字。
我用那支笔写了五年的教案，批改了无数的作业本。
后来有一天，笔突然不见了。
我以为是放抽屉里被人偷了，问了好几个人，谁都没承认。
韩冬梅当时说：“玉秀，算了，一支笔而已，我再给你买一支。”我当时还笑着说不用了，心里却难受了好几天。
那是我当老师的第一份荣誉啊。
可现在，那支笔怎么会在他手里？
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继续上完课。
放学后，我把叶宏俊叫到办公室。
“你的作文本我看了，上次写的《我的母亲》……”我说到一半，故意拿起他的作文本，翻了翻：“你这字写得太潦草了，得练练。你平时用什么笔写字的？”叶宏俊有点紧张，从口袋里掏出那支钢笔。
“就……就用这个。”
我伸手接过来，翻过来看了看笔杆。
上面的字迹确实被磨掉了，但刻痕还在。
我用指甲刮了刮，隐隐约约能摸到一个“王”字。
“这笔哪来的？”我尽量让声音听起来随意。
叶宏俊一愣：“我妈给的，说是她以前用的。”
“你妈……叫什么名字？”
“韩冬梅。”他顿了顿，补了一句：“老师，你认识我妈？”
我把笔还给他，笑了笑：“不认识。就是觉得这笔挺有年头的。你早点回去写作业吧。”叶宏俊点点头，转身走了。
等他走远了，我才慢慢坐下来，两只手撑在桌上，整个人像被抽干了力气。
那支笔，到底是怎么到韩冬梅手里的？
是她偷的，还是……我突然不敢往下想了。
回到家，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我打电话给我妈，问了那支笔的事。
我妈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半天：“玉秀，有些事，妈一直没跟你说。”我心里一紧：“什么事？”
“那支笔，不是被人偷的。是韩冬梅拿的。”我愣住了：“你怎么知道的？”
“那年你被开除后，我回学校帮你收拾东西，在韩冬梅的铺底下看到那支笔了。笔夹上有个划痕，就是你之前不小心磕掉漆的那个。我气得不行，想去找她理论，可你爸说，算了，人家把饭碗都抢了，一支笔还计较什么？再说了，你要去找她，人家反过来说你诬陷，你拿什么证明笔是你的？”
我挂了电话，坐在床上，眼泪止不住地流。
原来韩冬梅不光抢了我的工作，还偷了我的笔。
这些年，她拿着我的笔，用着我的东西，心里就没有一点愧疚吗？
03
那个周末，我去了一趟乡中学旧址。
学校早就搬了，原来的老房子变成了仓库。
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想起当年的事。
那时候我还是个年轻姑娘，刚从师范毕业，分配到乡中学教书。
韩冬梅比我早两年，她是从别的学校调过来的。
我们俩都是民办教师，都不是本地人，所以分到一间宿舍。
宿舍很小，就十几平米，一张上下铺，一张桌子，两把椅子。
韩冬梅睡上铺，我睡下铺。
刚开始我们都不太说话，后来慢慢熟了，就什么都聊。
她告诉我她嫁了个跑运输的，老公叫叶长庚，常年在外头跑车。
她老公脾气不好，喝了酒就骂她，有时候还动手。
她怀孕的时候，老公在外面有了女人，她知道，但不敢说。
她说：“玉秀，女人嫁人就是命，嫁什么样的人，就得认什么样的命。”
那时候我不理解，觉得她太软弱了。
现在想想，在那个年代，一个女人带着孩子，离了婚能干什么？
连个工作都没有。
她只有这份民办教师的活，一个月八十块钱，虽然少，但至少能养活自己和孩子。
我还记得那天，韩冬梅送我到校门口，她的手是冰凉的。
她看着我上了拖拉机，一直站在门口没走。
拖拉机开出去一百多米，我回头看了一眼，她还在那里。
我喊了一声：“冬梅，我走了！”她冲我摆了摆手。
这就是我对她最后的记忆。
后来我再也没见过她，直到现在。
我走出乡中学旧址，心情很复杂。
如果当年不是她举报我，现在会是什么样？
我可能还在那个乡中学教书，可能转正了，可能评上高级职称了。
我老公不会死，我的孩子也不会没保住。
可这一切，都被那一封举报信毁了。
但事情真的是那样吗？
韩冬梅举报我，对她有什么好处？
她当时也有孩子，如果被查出来她帮我隐瞒，她也会被开除。
她是不是被逼的？
是谁在背后指使她？
这些问题，困扰了我二十八年。我决定，一定要见到韩冬梅，当面问个清楚。
04
周一早上，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推说要去家访，骑着电动车往档案里写的地址去了。
那是老城区一条巷子，七拐八拐才找到。
房子是那种老式的红砖楼，墙体都掉了皮，楼道里堆着杂物，墙上有小孩画的黑板报，看着有年头了。
我上到三楼，敲了敲门。
开门的是叶宏俊。
一看见我，他整个人愣住了。
“王老师？您……您怎么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