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

文/蒋建农

1960年4月，毛泽东在广州和有关同志研究《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编辑工作

毛泽东不满足于简单地从比较稀有概略的关于党史的读物中获取前人的经验和对客观世界的正确认识，他组织党的高级干部和学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历史和近代中国革命史，特别是加强对尚未经过系统总结的历史——中共党史的研究。他从编辑研究党的历史文献入手，发动党的历史的重要参与者（在延安的高级干部），把自己的亲身经历与感悟和历史文献相结合，共同学习党史，分别进行讨论，认真地研究和总结党史，阐发中国革命的规律，从而升华产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在这个过程中，他不仅为研究中共党史的历史和发展提供了根本的理论指导，而且确定了中共党史研究的对象、立场、方法论、切入点和中共党史学的框架、结构、分期，特别是对中共民主革命时期的发展规律，以及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价，作了结论性的总结，奠定了中共党史学的基础。

毛泽东关于研究中共党史的理论和方法，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方面：

第一，关于研究中共党史的根本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而毛泽东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刘少奇在中共七大《论党》的报告中，将毛泽东思想概括为“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9个方面的内容。而贯穿其中的，则是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概括的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毛泽东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和相关理论观点的总结，对毛泽东思想各个方面的提炼、升华和形成，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反过来看，融会贯通的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对于中共党史研究具有根本指导意义。换句话说，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为延安时期中共党史研究的开展，为中共党史学科奠定了最重要的思想基础。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研究和用以指导全党上下研究中共党史的根本方法论。他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明确说：“如何研究党史呢？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率先示范并一再要求全党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倡导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总结中共党史。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强调：“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

第二，关于研究中共党史的目的。毛泽东不是为研究党史而研究党史，而是在斗争实践的第一线书写党史、研究党史的。如同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所指出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研究党史的目的，是通过总结党的历史，明了“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以作为今天制定新的路线与政策的依据。他认为，只有追溯党的历史，才能深刻理解党的现状，只有把握党的历史经验与现实斗争状况，才可能将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需要相结合。他主张通过对党的奋斗历史的研究，使全体党员了解党的光荣传统，明辨是非，增强党性，推进各方面的工作。

第三，关于研究中共党史的立场。毛泽东明确指出：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世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我们也必须研究，但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毛泽东批评说：“我们有些同志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他尖锐地指出：“如果不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党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我们的研究就不会有结果。”他强调要站在中国的立场上，站在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上来研究中共党史学，实际上也是强调了要站在中国共产党的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路线的立场上，站在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立场上来研究中共党史学。在这里，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涉及中共整个历史和现实与未来的根本原则，这就是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

毛泽东认为，“中国无论何时也应以自力更生为基本立脚点”。但他同时认为，“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的事实，也是我们的立脚点，而且必须成为我们的立脚点。我们不是也不能是闭关主义者，中国早已不能闭关”。1936年7月15日，他同到陕北的美国记者斯诺第一次谈话时就指出，“日本的侵略不仅威胁了中国的和平，而且威胁了世界和平，尤其是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并据此提出建立三个反日统一战线的重要战略思想，即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泛太平洋地区与日本有利害冲突国家的反日世界联盟和日本及其殖民地的反战同盟，其中决定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关键是中国人民自己的齐心协力，而另外两个因素则决定战胜日本时间的早与晚。毛泽东强调：“一定要以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调查研究敌友我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可见，以中国为中心，把独立自主和中国是世界一部分的观点有机地结合起来，是毛泽东认识客观世界、把握时代发展趋势和研究党史的基本立场。

第四，关于研究中共党史的方法论。毛泽东主张全面的联系的发展的辩证的历史观。

其一，把整个党的发展过程作为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他认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他通过研究战争、中国战争、中国革命战争、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革命战争和中日之间的战争，逐层递进，从而得出对抗日战争的规律性认识。

其二，把研究党史的方法概括为“古今中外法”。所谓“古今”，就是历史。中外”，不只是中国与外国，着重是强调方位，比如北伐是“中”，北洋军阀是“外”；内战时期，共产党是“中”，国民党是“外”。采用这个方法，就是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将中共的发展过程作为研究对象，将中外、己方与彼方加以对照，以中国和中共为中心来研究党的历史。毛泽东提出的“古今中外法”，实质上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论去正确地研究历史问题的一种必要程序和科学规范。它要求在一定的时间(古今)和空间(中外)界限以内，从纵横两方面全面地认识客观现实。而分析的目的在于发现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我们研究一个问题，如果能细心地从它的历史发展过程看，从它的内在的基本特征看，从它与周围事物的相互关系看，问题的面貌和性质也就基本上清楚了。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本要求，即在对历史问题进行历史的、全面的、辩证的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对研究对象作出客观的评价。

其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关于历史的发展是曲折向前的观点。毛泽东在《矛盾论》《实践论》等哲学著作中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反对墨守成规，反对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反对绝对化地看问题等形而上学的观点，强调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看重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的转换，特别注重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他主张用发展的辩证的全面的观点研究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他在《反对党八股》中曾经分析道，“洋八股或党八股，是五四运动本来性质的反动”。他指出，“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这些是毛泽东党史研究理论的哲学基础。

其四，阶级分析法。毛泽东早在1926年1月1日发表于《中国农民》第一期的《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中，就阐述了阶级分析方法的一个基本观点，即“其经济地位各不同，其生活状况各不同，因而影响于其对革命的观念也各不同”。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发表的论著中，从《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到1948年2月15日完稿的《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无不是熟练地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的典范。他通过深入剖析中国社会，解决依靠谁、团结谁等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依据不同时期的主要任务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并制定相应的政策和策略，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对象，孤立最主要的敌人，达到最终的胜利。

其五，调查研究。在毛泽东延安时期的斗争历程和理论体系中，调查研究既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又是工作制度，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的基本手段，是确立和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中心环节，是制定和贯彻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政治路线的必经途径，是党的群众路线最主要的实现形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观点在中国的具体实践与升华。同时，也是他研究中共党史的重要方法论。在延安时期，由毛泽东主导进行的对中共自身历史系统深入的研究，可以说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调查研究。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研究党史必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毛泽东认为详细地占有史料是研究中共党史的前提，也是研究党史的基本切入点。他曾建议，为了系统地研究中共党史，要编两套材料：一种是党内的，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种是党外的，包括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等。两种材料都按年月先后编排。后来不久问世的《六大以来》和《六大以前》两部党内文件或文献选编，就是在此思想指导下编辑印发的。

第五，关于研究中共党史的群众观。“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是毛泽东唯物史观的基础，他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国共产党人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把党的群众路线作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他举例说：“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这时期的斗争对象，是帝国主义和他的走狗北洋军阀。如不说明那时候地主怎样压迫农民，资本家怎样压迫工人，帝国主义怎样分裂中国，北洋军阀怎样对付革命，那就很难了解当时的斗争。”毛泽东认为，“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他在《论持久战》中的名言是：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他关于抗日游击战争战略地位的论述，正是以他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为基础的。他认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

毛泽东的群众观和他所倡导的群众路线，实际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广义的即统一战线意义上的；另一个则是狭义的，专指工农等劳动者。他非常重视立场问题，多次强调要“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值得特别关注的是，毛泽东心目中的“人民”，虽然因各个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革命主要任务的调整而有所不同，但始终保持着鲜明的阶级性。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在转战陕北期间，他应邀为葭县（佳县）县委题词，在一块白布上挥笔写下“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13个大字，这反映了毛泽东毕生不渝的人民立场。

第六，关于确立中共党史分期的依据和划分民主革命时期党史的阶段。毛泽东关于党史的分期，在全国抗战爆发前已见端倪。1935年12月，他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指出：“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一九二七年至现在的土地革命……”1936年12月，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又从考察中共武装斗争史的角度提出“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阶段”“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的阶段”和“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三个概念。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就更加明朗和全面，毛泽东把中共文化战线或思想战线分为“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两个历史时期（实际等同于区别了中国革命的旧民主主义与新民主主义两个不同历史时期），并把“五四”以后20年来的文化革命的统一战线划分为四个时期进行了考察，即“第一个时期是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一年的两年，第二个时期是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的六年，第三个时期是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的十年，第四个时期是一九三七年到现在的三年”。虽然他当时是从文化展现的统一战线问题的角度划分的，但实际与他关于中共党史的分期，是大体吻合的。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他则明确提出中共党史不同阶段划分的依据和标准——“斗争目标、打击对象、党的政治路线”，并据此实际把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分为五个阶段。他主张“大革命时期是第一个阶段，内战时期是第二个阶段，抗日时期是第三个阶段”。同时，他认为在大革命之前，还有一个准备阶段，1921至1924年是大革命的直接准备，而1921年开始的第一个阶段，实际上是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准备的。“严格地讲，我们研究党史，只从一九二一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恐怕要有前面这部分的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这前面的部分扯远了嫌太长，从辛亥革命说起差不多，从五四运动说起可能更好”，因为大革命的思想、干部、群众、青年知识分子都是从五四运动开始准备的。毛泽东的这一划分法，成为其后中共中央和各种中共党史研究著作进行历史分期的“权威依据”。

第七，关于中共党史人物的评价。毛泽东主张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采取分析的态度，避免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形而上学。譬如，毛泽东曾多次讲到陈独秀，一方面毫不含糊地指出陈独秀所犯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是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同时又几次在不同场合充分肯定了建党前后，陈独秀作为党的创始人之一的历史地位。毛泽东认为：“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并认为“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

毛泽东强调“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应该找出历史事件的实质和它的客观原因”，当然只看客观原因是不够的，还必须看到领导者的作用，“但是领导人物也是客观的存在，搞‘左’了，搞右了，或者犯了什么错误，都是有客观原因的，找到客观原因才能解释”。他分析过去党在反对陈独秀、李立三等人的斗争时指出：这些斗争在方法上有所失误，“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错误的详细方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他深刻阐明研究党史和评价历史人物功过问题的正确态度是：“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楚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

毛泽东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从根本上讲是源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同时融入和继承了中国的优秀史学传统，是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总结阐发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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