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艺路｜周可：一个始终在问“戏剧到底能干什么”的手艺人

周可是谁？

在上海戏剧圈，你很难用一个现成的标签套住她。不是只闷在学院里搞创作的教师，不是只追着票房跑的商业导演。她是上海小剧场戏剧最早的拓荒者之一，是把欧美“直面戏剧”真正带进中国剧场并让它活下来的关键推手，更是在艺术深度与大众接受度之间硬生生走出一条活路的创作者。

但所有这些头衔加在一起，都还够不到她最核心的那个东西：一个始终在问“戏剧到底能干什么”的手艺人。

导演周可

可以成为终点的“白领话剧”，对她只是起点

周可的戏剧起点，带着一股很具体的上海气质。

1997年从上戏导演系毕业留校，她一边在课堂里深耕专业，一边盯着城市里年轻人的真实生活。四年后，《单身公寓》横空出世，把都市白领的情感、孤独、选择搬上舞台。真实、细腻、不狗血，让很多平时不进剧场的人第一次觉得：舞台上的人，就是自己。

这部戏火了，连演数十场，场场爆满，媒体直接把它叫作上海“白领话剧”的开山之作。市场意义上的成功来得很快，快到一个年轻导演完全可以就此定型：轻巧、好卖、安全，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

但她没有。她转头去排约翰·尚利的《怀疑》、伯格曼的《婚姻风景》、苏联的《青春禁忌游戏》……全是哲学性强、叙事复杂、毫不迎合的硬剧本。明明可以做更轻松的东西，偏要去碰那种专业观众都要看两遍才能消化的戏。

2021版《单身公寓》20周年纪念演出剧照

这些选择里藏着一个决定她此后全部创作走向的东西：她排戏的驱动力不是市场预期，不是品牌积累，而是文本本身构成的诱惑。这种对好剧本的“本能饥饿”，从一开始就让她拒绝被任何单一标签套住。

“白领话剧”对她只是起点，从来不是终点。

2007年，她做了另一个让周围人瞠目的决定：创办上海最早的民营剧场之一“可当代艺术中心”。在凯旋路租下一幢小楼，年租金过百万。这不是精明的商业选择，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跟自己较劲。她要同时当创作者、经营者、管理者，要跟租金搏斗，要跟市场周旋。

在很多人眼里，学院派离市场远，商业场离艺术远。周可偏要把两边打通。她既懂创作规律，也懂剧场生存；既不向流量妥协，也不把观众拒之门外。“可当代”像一个稳定的阵地，让严肃创作能落地，让年轻观众能进场，让小剧场不只是热一阵就散。

可当代艺术中心是上海最早的民营剧场之一，影响了很多上海小剧场的方向。此后先后变更为锦辉·可当代艺术中心、橙剧场·可当代艺术中心。

这条路，后来影响了很多上海小剧场的方向。

但代价也是真实的。多年后她写道：当下的很多演出，有的演给拨款方看，有的演给同行看，真正的决策者“鲜见买票的人”。这段剧场经营者的经历，给了周可一双从生态层面看戏剧的眼睛。看她在作品里那种对权力的敏感、对制度的警惕、对个体困境的共情，都跟那几年的“被现实教训”脱不了关系。

到了2010年前后，她有些撑不住了。理想和现实的裂缝大到无法缝合，她逃到云南，几乎中断所有创作。“再也不想排戏的事情。”她没有粉饰这段经历，也没有把它包装成“寻找自我”的浪漫叙事。她只是走了。

2014年，鼓楼西剧场找到了她。在上海那间小小的出租屋里，一夜长谈。周可终于被同样怀揣剧场梦的李羊朵所打动，接下了《枕头人》的剧本。她决定回来，但不是回到安全范围内做熟悉的戏，是回到“每一部作品都值得冒一次险”。

正是那场逃离，让她完成了从一个有才华的导演到一个有定力的创作者的蜕变。

导演周可

从直面黑暗到追问生命：一条不断升维的路径

《枕头人》是周可艺术生涯的分水岭。

英国剧作家马丁·麦克唐纳这部直面戏剧，讲一个作家因为小说内容接近现实案件而被审讯，在暴力、创伤、良知中反复撕扯。2014年作为鼓楼西剧场开幕大戏首演，场场爆满，场场加座，迅速成为北京小剧场戏剧的标杆。

2014年鼓楼西剧场话剧《枕头人》首演剧照

她处理残酷，跟别的导演不一样。排《枕头人》时，她对演员的方式是“逼出舒适区”。饰演傻哥哥迈克的演员吴嵩，生活里是个出了名的老好人，周可偏要激发他身上善良与邪恶同时在场的那一面。

她说过一句话，拿来当理解她所有作品的钥匙也不为过：“你心中藏有多少善和恶，可能就决定了你将如何去总结这个故事。”在她这里，暴力不当奇观展示，观众被要求同时进入施害者和受害者的双重视角，让每一次审判都反过来审问到审判者自己。

观众和舞台之间最安全的那道道德距离，被她拆掉了。

她不把一部戏排好之后就“封存”起来。此后十几年，《枕头人》全国巡演超百场，从舞美迭代到影像语言的融入，每一次复排都是重新提问的机会。

2026年十二周年纪念版，她做了一个更大胆的改编，把主角性别改为女性，剧中兄弟关系转换成姐妹关系，让整部戏的创伤与救赎多了一层女性视角。这是她一贯的态度：经典不是拿来照搬的，是要被当代人重新讲活的。一个把一出戏排了十二年还在重新提问的导演，她的风格不是凝固的，是生长的。

2026年《枕头人》十二周年纪念版，周可把主角性别改编为女性，剧中兄弟关系转换成姐妹关系。

如果说《枕头人》往人性深处走，《初步举证》（2023）就是往社会现场冲。

这部独角戏讲女律师泰莎在遭遇性侵后，第一次从辩护席站到了证人席。130分钟，一个人，24个角色。题材极其敏感，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这会变成一部“控诉剧”吗？周可选择了一条更难的路线，反复强调：“做中文版的初衷，并不是希望它变成一种女性对男性的情绪宣泄，而是希望通过这个作品向社会传递力量，传递理解。”

舞台上没有口号。对称的栏杆像赛马栏，暗喻陪审团；可拆分的长桌隐喻破碎与重建；结尾一束光打在空椅上，无声胜有声。周可最擅长的事，就是把剧本里没法直接说出来的话用空间说出来。

《初步举证》从上海演到北京，从国家大剧院演到北大百年讲堂，年轻观众涌进来，沉默着走出去，然后在社交媒体写下几千字的观后感。戴锦华称其为“非常难得的剧场体验”，而周可说了一句后来被广泛引用的话：“戏剧的意义不仅在于舞台之上，更在于演出之外引发的思考与行动。”

《初步举证》三位主演，从上至下分别为：辛芷蕾、范祎琳和陈昊宇。

让剧场成为一间公共讨论室，从此成为她创作中一个自觉的目标。

她没有在“直面现实”的赛道上停下来。近五年，她的步伐明显更快了。2021年，她自编自导《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改编自法拉奇的诗体小说。原作没有完整故事线，满篇是一个女人面对未出生生命的内心拷问。

周可启用三位女演员共同演绎，理由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三”就是“众”，这份体验属于所有女性。手碟音乐在剧场流淌，一千个问号悬在空中：为什么要将一个孩子带到这个不确定的世界？她没有给答案，但在先锋性和文学性之间找到了一种诗意的平衡，让人看到她的女性叙事已从“呈现困境”升维到了“追问生命”。

2025年，舞剧《白蛇》从上海演到纽约林肯中心。周可用心理剧思维重构这则中国经典传说：白素贞是当代妻子内心世界的古典投射，小青代表自由欲念的声音，不同舞种的融合不是炫技，而是主题本身：“我们如何去接纳不同，如何成为一体？”她抛出的问题让人心头一紧：“在现代社会，雷峰塔有没有演化成别的东西，继续束缚着我们？”这跟她做性别议题时的提问方式一模一样，都不满足于呈现表面的压迫，非要追问结构性枷锁在当代的形状。

舞剧《白蛇》首轮演出剧照和谢幕合影

还有一部风格迥异的《邬达克》，以国际饭店设计师邬达克的移民身份审问为主线，舞台上9个邬达克同时存在，“不仅写一个人，而是写每一个人”。该剧获第二届全国小剧场戏剧展演“优秀剧目”奖。

回头看这些作品，一条清晰的线索浮现出来。从《枕头人》的暴力寓言，到《初步举证》的法律辩词，再到《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的生命诗篇、《白蛇》的心理变奏和《邬达克》的身份追问，她始终在处理“困境”，但困境的层次在不断上升：从个体创伤，到制度不公，再到生命根本意义的存在之问。

这不是在不同热门话题之间跳跃，这是一个导演的视野在持续打开。

更值得留意的是她导演语汇的变化。早年的周可“少而准”，空间简洁近乎严苛，灯光冷峻，节奏精准，一切服务于文本。近几年，她开始不排斥诗意的注入。手碟、多舞种、多媒体影像的运用不是走向华丽，而是找到了让“残酷”用更柔软的方式落地的办法。

她不再需要靠暴力和血腥让观众面对黑暗，她学会了用提问和诗意完成同样的事情。残酷还在，但包裹了一层东西。那层东西，就是她一直在说的“温柔”。

而这正是她区别于其他直面戏剧导演的核心风格。可以概括成八个字：残酷里有温柔，思辨中有共情。不软弱，也不冷漠；不鸡汤，也不绝望。

她不是愤怒的批判者，是那个执意要在黑暗里点灯的人。

话剧《邬达克》剧照

站在学院和市场之间：一个“平衡者”的道路

深入周可，绕不开一个根本问题：她是怎么在学院和市场之间活下来的？

她身上有两样东西一直在互相喂养。一个是上戏副教授的身份，给她一副硬骨架。扎实的文本分析能力、对戏剧史的自觉、对导演语法的系统掌控。

另一个是始终在一线排戏、在市场上搏杀的剧场导演身份，给她一身血肉。她必须让戏活下去，让观众坐得住，让作品有巡演的生命力。二者加在一起，就是周可的独特配方：学院派的骨，市场化的肉。

这种平衡不是天然存在的，是在中国戏剧的生态里“打”出来的。2025年她在一篇行业评论里写：“购买海外版权和引进的海外演出越来越多，本土化的原创戏剧越来越少；‘明星+大IP’的商业演出模式成为标配，优秀舞台剧演员出演小成本制作却鲜有人问津。”这不是抱怨，而是诊断。

她对自己所处的生态有太清醒的认知，这种认知反过来让她在任何一棵树上都不吊死——她排直面戏剧，也做跨文化舞剧；处理女性议题，也追问移民身份。这种多元不是策略性的摇摆，是她在学院和市场之间反复穿梭之后，自然长出来的生存肌理。

导演周可

放到整个行业看，她的价值更清晰。她为中国戏剧解决了几个悬置多年的结构性难题：引进国外经典如何不“水土不服”？她不直译，不照搬，做的是文化转译和精神落地，《枕头人》的中国版不是英国版的复制，《初步举证》的上海首演也不同于伦敦西区。学院创作如何不脱离观众？她把专业素养转化成观众能感知的质地，让精深不等于晦涩。商业剧场如何不丢人文底线？她坚持议题有分量、表达有态度，从不把“好卖”当作放弃思考的理由。

她不是一个在两端之间“取中”的平衡者。她是那种同时站在两端、并用作品把它们缝合在一起的创作者。这比妥协难得多。

周可曾说，剧场是“最接近教堂的地方”。教堂不负责给答案，只是提供一个空间，让人愿意走进来，面对平时不愿意面对的真相。她二十多年的创作，做的就是这么一件事。

她总是在你最放松的时候，把灯关了。然后让你听见什么东西塌下去的声音。那不是舞台上的音效，是你心里某个角落，突然碎了。坐在她的戏里，你很难保持安全距离。她有一种令人不安的能力：让观众笑着走进来，沉默着走出去。但她不会让你一直待在黑暗里。她会让你在黑暗中先学会看见那些原本不想看见的东西。然后，光才会慢慢亮起来。

今天的文艺创作，最需要的正是这样的创作者：有立场、有眼光、有手艺，也有对观众的诚意。周可的路告诉我们，好的戏剧不必在尖锐与温暖之间二选一，不必在艺术与市场之间二选一。她以温柔为底，以思辨为刃，在人性的光明与幽暗之间，持续搭建着一座属于当代中国的、真诚而有力的思辨现场。

来源：程姣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