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特朗普政府对美国精英大学的强硬打压或许已经放缓，但高等教育机构的危机并未因此消散，反而进一步加深，而且原因并不在特朗普。基本未受总统怒火波及的耶鲁大学，借着这场针对同类院校的正面冲击，展开了一次严肃的自我审视。相关结果已在一份刚刚发布的报告中公布。
报告关注的是公众对高等教育的信任状况。先说结论：美国高等教育的公信力流失得相当严重。2015年，仍有57%的美国民众信任高等教育；到2024年，这一比例只剩36%。70%的受访者认为，大学“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
靠奖学金，20%的学生完全不用缴费，55%的学生获得经济资助。即便如此，一个问题仍然难以回避：当一个四口之家的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只有84000美元时，这样的费用如何解释？
第二个原因是选拔机制。2030届申请者中，只有4.2%被录取。问题不只在于录取率低，更在于过程缺乏透明度。因为直到现在，收入分布处于最顶端1%的申请者仍会在录取中受到优待。
1963年，最高等级的A和A－只占全部成绩的10%；到2022/23学年，这一比例已升至79%。如今，一个处于中位数水平的学生，在任何一场考试中都可以预期拿到A。
第三个导致信任下滑的原因，从社会角度看也最为严重，那就是言论表达自由的脆弱处境。根据2025年的一项校园调查，三分之一受访学生表示，他们并不觉得自己可以自由公开地表达政治观点。其中，保守派学生感受到的压迫最强，但自我审查的趋势也已蔓延到其他政治立场的学生。
至于原因，报告本身也给出了答案：耶鲁教授中，登记为民主党人的人数与共和党人的比例是36比1。多年来，大学行政体系中的多元化倡导者一直强调“多元主义”，但在教师队伍内部，这种多元几乎无从谈起。
把这三个因素串联起来的，是耶鲁以及其他美国顶尖大学在过去数年乃至数十年间，逐渐放任自身制度目标被稀释、被美化。它们既想“严格筛选”，又想“包容开放”；既想“价格可负担”，又想“提供奢华体验”；既想“任人唯贤”，又想“结果平等”。归根结底，它们想让所有人都满意。
这份报告在美国引发了很大反响，并被称赞为精英大学公开进行过的最具自我批判精神的反思之一。耶鲁主动自我检讨，在事实层面是恰当的，在策略上也很聪明——这会让其他常春藤盟校面临更大压力。
不过，报告中的诊断仍带有假设性质。它所提出的关联看上去合理，但并无法被证明。报告最大的弱点在于，它没有触及问题真正的核心：在美国，大学教育已经不再保证社会流动，因此也打破了它最重要的承诺。而这一点并非始于2022年由人工智能引发的“聊天生成式预训练转换器冲击”，而是更早就已出现。
统计数据已经说明问题。42%的新近大学毕业生处于就业不足状态。50%的毕业生从事的工作根本不需要大学学历。还有将近10%处于失业状态，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原因并不复杂：进入大学的美国年轻人实在太多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比其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同龄人更聪明，而是因为美国大多数学院的入学门槛太低。
结果是，自2000年以来，拥有学士学位的美国劳动者比例已从31%升至45%。美国的大学教育已经成为一种大众现象，进而造成毕业生供给过剩，大量涌入劳动力市场。背后的原因之一，是替代路径不足。职业教育长期名声不佳，也长期背负社会污名。
放在国际比较中看，美国的教育格局显得相当特殊。高度成功的瑞士双轨制道路，走的恰恰是相反方向。瑞士高等教育入学率为22%，比美国低了近一半，而更为普遍的学徒制教育则能带来很好的职业前景。也正因替代路径足够优质，瑞士大学教育的价值才保持得如此稳定。
不过，美国也在发生观念转变。一项针对Z世代代表的调查显示，77%的人在选择职业时会主动考虑人工智能带来的自动化风险。在这种权衡之下，那些持续向服务业典型岗位输送人才的专业表现不佳，从市场营销专员到审计人员都包括在内。
大学教育吸引力下降，再叠加人工智能带来的不确定性，正把美国高校推向巨大挑战。许多规模较小的学院将因此走向衰亡。
像耶鲁这样的精英机构，暂时仍拥有足够的资源和声望，能够在这场根本性变局中维持自身地位。但它们必须提高警觉。这份报告只是一次自我探查的克制开端，接下来还会引出更多关乎生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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