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正站在新的历史周期起点，注定是一个躁动时期

特朗普访华、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已经落幕，但激起的涟漪还在一圈圈扩大。

“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中美关系新定位，备受全球关注。5月15日，国务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在介绍中美元首会晤相关情况及共识时表示，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美国白宫官网发布的特朗普访华事实清单中，也明确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写入其中。

台湾问题、伊朗问题、俄乌问题、经贸、能源、AI科技……这一系列事关中美关系、也关乎国际局势的议题，无疑都在中美元首北京会晤中得到了讨论。那么，接下来事态会如何发展？中美对于两国关系新定位会如何在实践中落实、“对表”？而中美关系的新变化，又会如何深刻影响地区局势与世界大势？这是当前全世界之问。

根据特朗普访华期间透露的消息，他已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今年秋天赴美进行国事访问，同时双方将互相支持APEC深圳峰会及G20迈阿密峰会。可以预测，未来中美双方还将有更加持续、深入的沟通。

就美国而言，当下特朗普政府面临内外问题，既有中期选举、美债危机的压力，也有深陷伊朗战争的可能，外界认为其在诸多事务上希望得到中国的帮助，甚至也会用“东升西降”的概念来形容中美力量对比、国际局势变迁。那么，如果从美国历史发展阶段来看，当下美国是在经历霸权撤退，还是站在一个躁动的“新的历史周期起点”？而观察人士常用的“G2”“大交易”抑或“势力范围”等词，又是否足以准确描述现状？

对此，观察者网邀请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特约研究员、历史学博士贾敏谈谈他的观点和见解。

5月14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欢迎宴会。特朗普总统在晚宴上致辞。视频截图

今年的中美关系，充满想象力

观察者网：贾老师，您好。虽然特朗普已经结束访华回到华盛顿，但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激起的讨论仍在持续。自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世界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动，且不甚明朗，所以借着特朗普访华这一重大事件，请您再来分析、复盘、预测一些“结构性”议题。

首先，想请教您对这次中美元首会晤的整体印象和预期如何？从去年10月中美釜山会谈以 来，国际社会可以说万众期待，都在等待“靴子落地”，尤其是特朗普不断抛出“G2”“大交易”等词汇，惹人联想。但今年3月，美以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美国无法脱身，随之特朗普访华行程延期，这次访华北京停留的时间其实也不到48小时。您怎么看待在这个时间点上中美安排的这样一场元首会晤？是一种过渡性的，或是事务性，抑或大家期待的一锤定音的？我们应该什么样的角度和高度来把握？

贾敏：我谈一些个人的感受和观点，想用三个词来概括特朗普整个访华行程给我留下的印象。第一个是“万众期待”。去年10月中美釜山会谈之后，特朗普便公开表示自己将于2026年4月访问北京，可见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已经摆上议程，这个消息必然引发全球媒体的广泛关注与追踪。

但我们同样也清楚，过去几个月全球地缘政治危机不断，一月美国悍然押解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前往纽约接受审判，二月末美以悍然空袭伊朗，清除其领导高层，导致全球能源与金融市场持续动荡，中国国家利益也深陷其中。所以，大家对这场会面能否如期举办、中美能否坐下来谈，内心有很多不确定性。后来特朗普果然因伊朗战事向中方通报访问推迟，后经双方多次沟通，最终确定在五月中旬，所以第二个词语显然是“一波三折”。

第三个则是“出乎意料”，行程公布后，我们发现特朗普此次访问时间很紧凑，差不多36小时内，5月13日（周三）晚上到北京，周四一整天，再加上15日早上半天茶叙，下午就要返程。联系到特朗普面对内政外交的诸多棘手事务，想要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与中方实现有效且实质的互动，还是令外界感到有些疑虑。但即便在如此紧凑的时间内，中方的接待规格没有任何“缩水”，给予美方非常隆重高阶的接待礼仪，超乎外界许多人的意料。

比如，国家副主席韩正亲自到首都国际机场迎接特朗普总统。这个规格非常高，过去一般是副国级的外长级别官员接待，当时我们看到直播就觉得眼前一亮。此外1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举行隆重欢迎仪式，下午两国元首参观天坛祈年殿，后者象征着中华文明天人合一、祈求太平、风调雨顺的重要场所。当然反响最热烈、也最为全世界广泛传播和解读的就是14日的晚宴。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分别发表了蕴含深意、积极礼赞的致辞。外界对特朗普在答谢词中提到的一些生动细节印象深刻，比如提到美国建国元勋之一的本杰明·富兰克林是孔夫子的热情粉丝，在其著述中曾大段引用《论语》中的箴言，他还提到美国最高法院建筑屋顶的浮雕墙上塑有来自古代中国的孔夫子（代表道德与伦理），他与摩西（代表信仰与神）、梭伦（代表民众与民主），构成了今天美国法律文化中的三种重要来源。

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他在致答谢词后举杯抿了一口酒，要知道特朗普因为家族和个人原因，严格遵循滴酒不沾的原则，但在北京他对这个原则做了轻微“弯折”，不要小看这个肢体动作，这足以展示他对中方此次盛情款待的认可、感谢与回敬谢意。这种自然流露的友善的肢体语言，令我印象很深。除此之外，跟随特朗普团队访华的美国企业家不仅得到与习主席见面寒暄的机会，随后也得到国务院总理李强的会面接待，气氛融洽。

从很多渠道汇总来看，观察者们都有一个共同感受，此次中方的安排确实到位，既展现了东方大国的气度，也在细节上充分照顾美方的感受。正如受邀参加晚宴的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教授所感慨，很久没有感受到中美关系能有这样一种融洽友善的氛围了。

那么，这样一种友善交往是否只存在于五月的北京呢？我觉得还远远不够。中方已经公布习主席接受特朗普总统的邀请将于9月下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那必将是一次美式外交礼仪的大展示。同时下半年，中美元首预计将参加APEC领导人会晤（中国主场），G20领导人峰会（美国主场），可以说互动见面的场景还有很多，更多的善意和惊喜或许会一点点释放。

因此我们或可说一句，对于今年的中美关系，充满想象力应该是一种积极且大胆的正向描述。

观察者网：在特朗普正式开启访华行程前，全世界都在推测双方到底会谈什么，比如最关心的，台湾问题、经贸问题、伊朗问题、俄乌问题、AI等科技问题……每个人都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中美会针对各种议题分歧进行管控，能不能建立护栏机制，是不是要签署订单等等。但在看了各种纷繁复杂的消息后，觉得也许我们应该化繁为简、着眼大处，除了解读具体的议题，还要站在更高的层次来看待中美关系如何定义，首先有大框架，定方向，然后再来具体问题具体解决。这就不得不提中美官方公告中都提到的一点，中美关系新定位——“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是不是中国主动为下一阶段中美关系的定义作出解释？您怎么看这个新表述？

贾敏：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细节互动外，最重要的就是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公布的关于中美元首会晤的相关情况和共识，其中提到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而且，中方对“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了非常具体的描述：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可以清晰看到，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关键词是“稳定”，“稳定”不是空洞的表述，而是有非常具体的细节。

比如，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就目前中美关系来讲，合作的主要渠道可能是人文交流、共同执法等，双方都做了一些努力，包括纪念乒乓外交、打击跨境毒品犯罪等。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这也是一大突破，过去中方不大愿意用“竞争”这个词来描述中美关系，总是突出合作。但从今天中美关系的客观现实来讲，竞争已经无处不在，那么双方把“竞争”大大方方摆出来。“竞争”对应的英文单词是“competition”，在美国语境中是一个颇为中性的词汇，在体育、商业、政治等各领域都存在显性或隐性的竞争，美国人的性格决定了他们敢于拥抱竞争；竞争往往是阶段性的，以结果目的为导向的，最终输赢浮现后，竞争就会转化为合作。在美方看来，中国在科技、先进制造、人工智能、EV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强势崛起，意味着美国要跟中国进行某种长期竞争，但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导致长期矛盾。

中国在跟美方的长期磨合中逐渐接受了这一点，中美关系中存在的“竞争”元素更多是指科技、经济、全球市场争夺等，而不是指向任何发生直接冲突的场景。所以我认为官方表述里的“竞争”意涵是偏中性的、良性的，双方只要不搞恶性竞争，包括美方最擅长的贸易壁垒、长臂管辖等措施，那么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就有可能会得到落实。

再如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主要指中美在全球地缘政治领域出现的分歧，如俄乌冲突、伊朗问题等，双方的分歧毋庸讳言，甚至尖锐对立。那么通过可控、制度化的谈判与沟通来构建一种常态，这是非常需要的。

“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毫无疑问指的是台湾问题，这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所在。过去我们常常认为中国在谈中美关系时一定会把台湾问题放到第一位，但这次在谈到“建设性战略稳定”时有意放到最后，从中国文化来讲，放到最后一位未必不是最重要的，反而可能是最关键的一点。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意味着中美要在台湾问题上达成战略共识，达成可信的相互认知。习主席在中美元首会谈中专门用一段话来谈论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这次中国提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为后面三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设置了一个指南针。这一点非常重要，我对这个理念深表认可。四个“稳定”涵盖了中美关系从合作到竞争、从分歧到冲突的四个维度，相当于构建一张战略性蓝图、或着说一张施工指南图，为双方可操作、可预期的互动搭好了框架。

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不希望看到（台湾）有人试图走向‘独立’”。

美国要不要走出“AI陷阱”

观察者网：当然，中国抛出这个议题后，外界也在观察美方的回应，美国国务卿在北京接受NBC采访时提到美国对于“建设性的战略稳定”是认同的，最新消息是美国白宫网站发布的特朗普访华事实清单中也提到这个表述，那么大家显然也在期待美方在实践中会如何行动？包括您前面提到的台湾问题，特朗普在北京的时候，其实外界都认为“一定谈了，只是谈到什么程度不知道”，在他结束访华返程途中，我们陆陆续续看到相关媒体采访信息传出，其中有些信号值得关注，但目前仍不敢说是一个确切性的结果。当然，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对于当前东亚局势而言，有时候不一定要有确定的政策出台，措辞的变动就足以带来政策性效果。您觉得，未来中美之间还会有怎样的“对表”或者说博弈过程？

贾敏：这个问题很大，回答起来需要做点回顾。一直以来，美国人在接受中方提出关于中美关系的定义或表述时，直到此次北京元首会晤前，从来都是用傲慢和挑剔的态度去看待的。

我这里也要抛出我的一个观点，曾在多个场合进行宣讲和表达，借着这次机会再次提出：我们常说中美之间存在AI人工智能竞争，这是客观存在的现实。但我认为中美之间不单单存在AI竞争，更有所谓的AI陷阱。这里“AI陷阱”中的“A”不是Artificial，而是Arrogance（傲慢），“I”不是Intelligence，而是Ignorance（无知），因此我所谓的“AI Trap”，就是指“傲慢与无知”的美式偏见，它寄生于美国对华政治经济外交、媒体与智库、政府行政与决策部门的许多精英人士脑海之中，已然成为美式对华偏执症的病症表现。

比如中方曾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太平洋容得下中美两国；但最后，美方将其误读曲解，认为中国想当老大、美国只能做老二，中国要引领美国。后来中国提出不冲突、不对抗、合作共赢的主张，美国也没有认真予以重视。

反过来，美国人经常危言耸听地提出中美会落入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而我认为恰恰是美国陷入了我所称的“AI陷阱”，即“傲慢与无知的陷阱”，并且在这个陷阱中徘徊了数十年。

那么，今天的美国精英群体是否能够接受“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我觉得还需要一些时间耐心观察。

我们期待美方能积极回应，同时也要冷静地看到，在当今世界，只有靠自身发展练好内功，才能真正取信于他者。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确实到了把皮球踢到美方这一边的阶段，看看你们能不能接受这样一种战略稳定的预期。从过往历史与经验来看，这一定会在美国国内遭受非议，甚至遇到很大阻力，但这些阻力是可以预期的。美国没有走出给自己设下的“AI陷阱”，一部分是傲慢，觉得中国永远不可能超越美国，就好比认为中国的科技实力永远只能跟在美国后面，但事实是如此吗？现实已经有答案了。另一部分就是无知，无视中国在经济、社会、民生问题上取得的发展。现在很多来中国旅行的西方游客、包括美国游客，他们看到中国在很多领域比美国做得更好，甚至有比较优势，有了很多真实的感慨。这些普通人反而比精英更接地气，更能理解今天的中国。

如果美国的媒体精英、政治精英始终无法超越“AI陷阱”，那么很遗憾，这种自我认知的内循环还会继续下去。当然，我们也不必非得让他们从中跳出来，这种困境只会成为他们挥之不去的精神包袱。

观察者网：您提的这一点很有意思，接下来关键要观察美国人接不接这个球、以及怎么理解这个概念、怎么接这个球。当然有一个现象也不得不提，有时候即便两个国家都在提一个概念，两国之间存在良好共识和稳定关系，但双方对同一个概念的理解仍然存在差异以及实现路径的不同，对此可以抱有一定的理解。比如“多极秩序”，中俄都在谈，但是双方对此的理解并不是完全相同的，但至少我们有共识。同样的，在看待中美可能的共识时，是不是也应如此？

贾敏：这里我有一个观点，大国的行为特质与其理念表述间有很大的空间，也就是说文本与行动之间是有很多张力、矛盾、抵牾之处的。如果我们把文本视作唯一的权威，而不去洞察文本生成背后的时机与环境，会很容易被误导。

以美国为例，去年提出的国家安全报告出台后各界褒贬不一，但确定的是，特朗普2.0对美国安全决策与外交制定的架构进行了大规模重组，国安会的功能和人数被大幅度精简乃至剔除，因此在撰写国安委报告时，更多是一种拼凑的拿来主义方式，报告本身的质量下降很多。如果我们仅用报告来解读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行为和战略，是不够充分的。我们国内有些学者习惯于美国一旦出台某份战略报告文本，马上翻译马上解读马上预测，以为这就可以把握美国的战略与政策行为，我觉得是有点刻舟求剑的味道。

今天的美国政治正在转向灵活的权威主义、务实的保守主义、精致的利己主义。特朗普团队是用行为、事件、案例来构建自己的合法性和成功叙述，而不是从文本出发。战略报告文本和政府行为之间会存在区别，我们不能仅仅依赖文本来判断特朗普政府的战略政策，而是要根据其过往经验、行为案例来做判断。

现在大家都很清楚，特朗普本人是个性很强的领导人，在他身上还兼具商业、媒体等因素。你会发现很多一般意义上认为的长远战略在他面前不过是当下的一个决策，而他的决策又隐藏着美式商业智慧。所以，对特朗普行为的判断、预测，不能只看文本、只关注战略报告，还应关注他本身的经历、性格等因素，这些都可能会对中美关系发展带来意想不到的进展和突破。

2025年12月，美国政府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与其说“东升西降”，我更想用“新的历史周期起点”来形容当下美国

观察者网：确实，美方的各类报告文本、发言表态，不仅有来自各个政府部门的，也有各大智库、研究机构的，还包括特朗普团队核心圈成员的，对于这些信息及其背后发布者的辨别、取舍和研判是考验外界研判能力的。包括这次访华结束后，特朗普本人在返程途中接受福克斯访问、国务卿鲁比奥在北京期间接受NBC访问等等，有很多官方的表述和措辞，需要与其实际的行动、政策来对照解读。

这可能就像高手过招，不仅知道自己的牌也在研判对方的牌，阅读比赛很重要。特朗普这次访问中国，很多国际媒体认为他是“灰头土脸”地来，因为伊朗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甚至认为他在这些问题上“有求于”中国，尽管特朗普、鲁比奥等对此予以否认。可能外界会这么认为，也是基于对中美局势的一个判断，有人认为“东升西降”正在加速，有人认为现在是美国霸权衰落/撤退之际，当然也有人对中美力量转换持谨慎态度……您怎么看这些不同的观点？对于中美形势的转换，是线性的还是震荡式的，如果从历史经验上来看，强大力量之间的转手过程往往是漫长混沌、也是十分危险的，您对此有什么看法？此外，特朗普目前所处的内外形势——尤其是国内局势究竟如何，他有些什么筹码？

贾敏：过去一段时间，“东升西降”这个概念很热，并且外溢到美西方国家。如果我们回到这个词出现的历史语境，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对特定时期我们的治理模式、社会秩序、应对外部因素的表现，确实具有优势。我认为这个概念有特定的时间段指向，并不是泛指。现在有人把这个词泛化了，似乎认为我们一直在上升而西方一直在走下坡路，这并不符合我们想要对外传达的一些观点。

比如我们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中美两国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共同繁荣”，“中美应当做伙伴、做朋友，这是历史的启示，也是现实的需要”……我觉得如果认可这些表述和观点，那么“东升西降”这个词汇放在这个语境中似乎就不成立了。中国的发展成就不用我赘述，但谈到美国是不是处于下降期，我个人持审慎态度。我更倾向于认为“美国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发展周期的起点”。

我是研究美国历史出身的，我想换个视角，从美国自身发展周期来进行叙事。从1776年算起，今年是美国独立250周年；以1783年美国13个州缔结宪法来算，美国建国探索历程有240多年。如果把美国历史分成三段，每段80多年，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在将近240多年时间中主要经历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美国建国到美国内战，我称之为“制度建国时期”。所谓制度建国，就是制宪会议批准宪法、联邦政府建立之后进行的一系列制度探索，同时伴随在美洲大陆的持续扩张。这场制度扩展的结果是疆域的扩大以及制度基因中最具破坏性的南方奴隶制扩散，我称之为美国之癌。最终癌细胞随着美国扩张、经济发展而爆发，导致南北内战。前80年美国建国历程是以内战告一段落的。

第二个阶段，是内战之后美国统一大市场的真正形成。从1860年到1940年代，我称之为“市场建国时期”。所谓市场建国，既是指美国国内市场；随着西进扩张美国成为两洋国家，构建起一个庞大的国内生产与消费市场，同时美国开始追求世界影响力，向全球销售商品，扩大影响范围，追求金融与货币霸权。美国在这一时期通过对外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在曲折中登顶世界。

第三阶段，1940年到2020年，我称之为美国的“观念建国时期”。美国成为了世界性大国，一方面为了维系霸权地位，一方面与苏联展开冷战，不管是美国梦也好、自由民主也罢，这个时期的美国强调理念构建与输出价值观。但同时内部积累的矛盾也愈发激烈，但美国并没有通过一场内战，或是外部战争加以解决，而是一场无止尽的社会文化战争来延续，以2021年国会山骚乱事件为标志，美国历史的第三个周期宣告终结。

那么到了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的开端，按规律美国又步入一个怎样的历史阶段呢？我大胆用一个词，“AI建国时期”，也就是新的科技创新能力，结合美国新的社会发展力量，驱动其走入一个新的历史周期。

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总统就职典礼，美国科技巨头悉数出席。大西洋月刊称，“这次典礼不仅是一场政治庆典，更是技术寡头在权力核心登场的象征。”

新周期的开端很有特色，一方面美国正在经历动荡的政治极化和社会议题纷争，有形与无形的“内战”依然在场，但另一方面通过科技创新再度打造美国霸权、实现美国再次伟大的共识也正在凝聚。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大抓手就是AI领域。而要取得新的科技领导力，技术、人才必须世界第一，资本，军事，霸主地位亦能锦上添花。

这新一轮以AI为主导的科技革命期，美国是all in的。也正因如此，这轮的美国历史周期与中国之间的张力，如量子纠缠般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也解释了美国与中国之间如此激烈的竞争与博弈，也完美预测了中美未来在某个时刻的止战、休和与再度合作，这真的是命运休戚的大国命运马拉松。

美国能否再次伟大，我无法预测。但肯定的是，新周期中的美国，和历史上历次新开端都有共同的相似点，那就是步入朝气蓬勃、同时又野心勃勃的躁动时期。

今天的中国处于历史的上升期、复兴期，用竞争来比喻中美关系合乎实情。一个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强调包容、共惠的发展模式，另一个是高扬个人，市场驱动的，利益至上的。两种模式究竟孰好孰坏，双方完全可以在未来更长的时间内相互比试，开展一场漫长的马拉松式竞赛。

在当下与历史之间搭建对话，才能理解现状

观察者网：您的这个观点有一定启发性，提供了一种从美国历史和美国内部来反观国际力量对比的视角。现在国内外媒体或智库或研究者，在看待中美关系、地缘政治或国际秩序时使用的一些词汇、概念，似乎是在往回找，比如“G2”“势力范围”“新雅尔塔体系”，包括特朗政府口中的“门罗主义推论”等等，都是从十八、十九世纪以来的国际关系中找概念，乍一看有点像，但放到当下现实，好像又不能准确描述现状；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每个人都知道当下的中美力量对比、国际秩序处于某种变动期。对于这些概念背后所隐藏的信息，您怎么看？

贾敏：“势力范围”“门罗主义”等等这些词大家现在都在用，但它们都属于19世纪，是帝国时代、革命时代的词汇。因为我们对当下现状无法进行完整、精确、到位的描述，所以不得不借用过去的旧词汇来形容，其实是我们自己没有突破语言和理论的桎梏。包括我们对帝国的认知、对全球治理的认知。这种现象暂时是可以的，但一定要根据新形势，与时俱进，加以改变。

其实，美国并没有从全球撤退，反而是变得更有弹性、更加敏锐、更具扩张性。今天的世界与之前相比，如果说交通工具拉进了全球交往的便利性，那么今天国际传播、社交媒体、数智化媒介、乃至人工智能的发展彻底改变固有的时空观念。从某种意义而言，北京的时政与华盛顿、莫斯科的政治动态是完全同步，完全共时性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过多强调空间因素而忽略时间维度，可能就会对一些问题的感知不够到位。

我举个例子，今天的美国政治人物对时间观念非常在意。比如这次美以伊战争，美国跟伊朗就打60天宣告结束，因为国会授权给美国总统发动这个所谓“非战争行动”的时间上限只有60天。但你能说这场战争到时间就完全停止了吗？显然不是。但特朗普政府充分利用了时间这个杠杆来和各方进行交易，包括在选择与中国的互动上。对现在的美国来讲，它的交易、政治模式是跟时间、空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不能完全依赖一些旧有的概念能把当今美国政府的行为、乃至国际秩序的变化描述清楚，这恐怕是不现实的。既要紧盯当下，也要关注历史，搭建两者之间的对话，才能逐渐勾勒出一个较为清晰的当下轮廓。

“刻薄呼吁、优待退出”

观察者网：时空概念是观察美国政治的一个有趣角度。既然我们前面提到了旧时代、旧词汇、旧秩序，也想请您聊聊在美国霸权体系中长期存在的战略资产——盟友体系，虽然现在很难说特朗普到底把盟友视为资产还是包袱，您怎么看特朗普政府对美国盟友体系的新定位？尤其对中国来说，美国在亚太地区有众多传统盟友伙伴，这几年慢慢发生变化，比如各类相互嵌套的小多边体系构建，如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之间的互动，再比如北约似乎有意在印太刷存在感等等，但特朗普从第一次担任总统以来，就有意对美国盟友体系做出某种改变，他到底是收紧还是放松、甚至放弃这个体系背后的承诺与义务？毕竟对当下东亚局势来说，无论哪种转变都影响甚大。

贾敏：冷战结束后，北约的去留就被放到台面上认真讨论过。但随着欧洲事务的变化，特别是前南地区的冲突，以及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政治与经济转型困境，让西方认为保留北约存在一定的现实需要。

北约东扩的原动力不仅是继续维持在欧洲的战略与安全优势，美国内部一群东欧背景的外交政治精英也发挥了特殊重要的作用，极力游说克林顿政府。上世纪90年代末的北约东扩让部分东欧国家有了安全保障，却消解了俄罗斯对西方的幻想，双方的安全猜忌和困境持续恶化。两次俄乌冲突——不管是2014年，还是2022年，都是北约东扩埋下的祸事。

1994年9月28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和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白宫签署美俄两国经济及安全合作声明。签字仪式后，克林顿（右）和叶利钦互换声明文本。

美国承担北约盟国军事费用的大头，历年来美国两党对此都有不少意见，冷战结束后更是希望欧洲盟国承担更多支出。2008年美国陷入金融危机，维系北约军费开支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特朗普在首次总统竞选前也一直说，美国没有必要承担那么多费用支出，上台后胁迫盟国承担更多费用。到了特朗普2.0时期，他公然提出解散北约，未来不排除更为激进的做法。这里的表达虚虚实实，一方面是美国真的有想法要解散旧有的体系，另起炉灶；另一方面也是特朗普的谈判技巧、极限施压。

美国不是真正想要废弃自己的盟友体系，而是要坚持哪些能发挥主导作用，且成本可控、利益可期的同盟关系。美国可能会逐渐有所选择、偏重，比如从多边体系偏向双边或小多边体系。在印太地区，美国明显把力量更多地投放到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等，这些国家可以牵制中国，在与中国竞争博弈的时候是可估价的筹码。

我再次援引我熟悉的赫希曼命题，即美国的对内对外政策存在着一种深刻的行为取向偏好，即“刻薄呼吁、优待退出”。简单说，美国从历史上就并非一个愿意长期坚守对外承诺、承担高额成本的国度。如果美国认定维系一个组织或是秩序没有任何收益，也没有价值可挖，维系它还要付出额外的投入，那么断舍离的概率就会激增。从历史来看，美国对国际联盟、泛美组织、联合国及其附属国际组织的各种恩怨纷争，细究下来都有相似的痕迹。

相较之下，双边体系由于建立在双方经济、贸易、军事、地缘政治等共通利益之上，这种架构远比多边关系来得牢靠。

今天的美国宁愿去维系发展英美特殊关系、强化日美同盟关系，有意扶持菲律宾等，也不愿意构建新的多边体系。这是特朗普时期跟过去美国政府很大的一个区别。你看拜登时期，搞了一系列多边同盟和协作平台，各种头衔满天飞，导致成本增大，效率未能上去，华盛顿又要设置更多岗位，安排更多人员去运转。你可以说，这不是增加了很多就业岗位吗？的确如此。但在特朗普看来，人员臃肿，效率低下，政出多头，完全不如他喜欢的垂直、扁平化管理。总裁办公室直接指导介入，那就非常符合特朗普的领导风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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