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我把账本拍在桌上，彭玉萍的手抖得拿不住筷子。
两个月，7320块，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
她丈夫谢铁柱站起来就要打她，我拦住了。
可当警察真要带走她时，她却死死抓住我的手，嘴唇哆嗦了半天，终于说了实话：“周姐，是你女婿让我干的。”包厢里安静得可怕。
我看到黄睿渊的脸，一瞬间白得像纸。
01
王金宝带着彭玉萍来我家那天，是个星期三。
我正坐在沙发上择豆角，听见门铃响，隔着猫眼看见王金宝那张圆脸。旁边站着个女人，穿着洗得发白的格子衬衫，头发扎得一丝不苟。
我打开门，王金宝笑嘻嘻地说：“周姐，人我给你带来了。”
这是我退休后第一次请保姆。
丈夫去世十年了，女儿蔡沛菡在城北上班，一个月回来一次。
我一个人住这套两居室，日子过得清汤寡水。
去年摔了一跤，把脚崴了，邻居王桂琴照顾了我三天，回去就跟她儿子王金宝说了这事。
王金宝是小区物业经理，热心肠，嘴也碎。他跟我说了好几次，让我请个人做饭打扫。我一直没松口，觉得花那个钱冤枉。
直到上个月，我半夜起来喝水，眼前一黑，栽倒在地上。
自己爬起来坐了半天，才缓过劲来。
第二天我给女儿打电话说了这事，她二话不说，逼着我请保姆。
“妈，你要是再出点事，让我怎么办？”蔡沛菡在电话里声音都变了。
我这才松了口。
王金宝说他老家有个远房亲戚，干活利索，人也老实，正好在城里找不到活干。我一听是他亲戚，心里踏实了不少。
彭玉萍站在门口，低着头，手攥着个旧布包。我让她进来，她换鞋的时候，我看见她脚上那双布鞋，鞋底都快磨没了。
“周姐好。”她说话声音很小，带着点儿口音。
我让她坐下，给她倒了杯水。她没坐，站在客厅里四处看，手脚不知道往哪儿放。
“你多大了？”我问。
“五十二了。”
“家里还有什么人？”
她愣了一下，说：“老公在老家，有个女儿上高三。”
我没再多问，领她看了厨房和卫生间，告诉她平时做饭打扫就行。她说好，声音还是那么轻。
谈工钱的时候，我说按市场价，一个月三千八。
她赶紧摇头，说太多了，三千就行。
我看着她那双满是冻疮的手，心里一软，说三千五，包吃。
她连声道谢，眼眶都红了。
王金宝在一旁笑：“周姐人心眼好，你好好干，亏不了你。”
当天她就住下了。我把客房的床单换了一套新的，她看着那床单，用手摸了半天，说：“周姐，这床单太新了，别弄脏了。”
我说：“脏了洗就是。”
她没再说什么，但那天晚上，我看见她睡在床单上，身子都不敢乱翻，生怕弄皱了。
第二天一早，她五点半就起来了。等我七点起床，厨房里已经飘出香味。她做了洋芋焖饭，炒了个青菜，还煮了碗蛋花汤。
那顿饭，我吃得很舒服。洋芋焖饭是老家做法，米粒软硬刚好，洋芋切成小丁，煎得金黄，再和米饭一起焖，满屋子都是香味。
我心里想，这保姆，请对了。
02
头半个月，一切都好。
彭玉萍干活确实利索。
每天早上六点起来，先拖地，再擦灶台。
她把厨房收拾得能照出人影来。
窗台上那几盆半死不活的绿萝，被她浇了水，施了肥，重新精神起来。
她做饭也好吃。知道我不吃辣，她做菜都清淡。洋芋焖饭、西红柿炒蛋、清炒豆苗，都是些家常菜，但味道就是不一样。
我夸她手艺好，她不好意思地笑了：“农村的，就会这些粗活。”
有几次，我想去厨房帮她，她死活不让。“周姐，你坐着看你的电视，饭好了我叫你。”
我说我自己动动手挺好，省得闲出毛病。她说：“那你也坐着，陪我说说话就行。”
我就在厨房门口，坐在小凳子上，看她忙活。
她话不多，我问一句她答一句。
偶尔说起她女儿，她眼睛会亮一下，说孩子成绩好，老师说能考上重点大学。
“那你可得好好供她。”我说。
“是，再苦再累也得供。”她把菜刀在案板上剁得飞快。
那段日子，我挺舒心。
一个人住习惯了，突然多了个人，刚开始还有点别扭。
但她不吵不闹，做事有分寸，我在客厅看《甄嬛传》，她在厨房忙活，互不打扰。
女儿蔡沛菡打电话来问情况，我说挺好的，你别操心。她不信，专门抽了个周末回来，一进门就四处看。
彭玉萍正在擦窗户，看见蔡沛菡，赶紧从窗台上下来。“哎呦，回来啦。”她说得挺热情。
蔡沛菡没理她，把我拉到卧室，关上门：“妈，她怎么样？”
“挺好的，干活利索，人也老实。”
“农村来的，你可别太大意。”蔡沛菡皱着眉，“我听王金宝说她老公有病，万一到时候找你要钱怎么办？”
我说：“人家还没开口呢，你别乱猜。”
蔡沛菡哼了一声：“等开口就晚了。”
她走的时候，彭玉萍送到门口，笑着说：“有空常来。”蔡沛菡头都没回。
那天晚上，彭玉萍做饭的时候，一直没说话。我坐在厨房门口，看见她切菜的劲儿特别大，刀剁在案板上，砰砰响。
我说：“玉萍，我女儿就那脾气，你别往心里去。”
她说：“没事，周姐。你女儿说得对，农村来的，是得防着点。”
我看她那副样子，心里也不是滋味。
半个月后，一切开始变了。
那天我去楼下买东西，路过超市门口，看见门口摆的广告牌上写着：猪肉特价，15块8一斤。
我停下脚步，盯着那行字看了好一会儿。昨天彭玉萍跟我报账，说猪肉买了，19块一斤。
我想可能是我看错了，又进了超市，到生鲜区转了转。价签上清清楚楚写着：猪后腿肉，15块8一斤。
我站在那儿，心里咯噔一下。
03
我没声张。
回到家，彭玉萍正在炒菜，油烟机呼呼响。她听见门响，探出头来：“周姐，回来了？”
“嗯，买点东西。”
我坐在沙发上，脑子里乱糟糟的。15块8和19块，差了3块2。昨儿她报的一斤半，就是4块8。一天4块8，不算多，但天天如此呢？
我告诉自己，也许人家买的是好肉，超市也有贵的。但那个念头一旦起了，就像根刺扎在心里。
第二天，我留了个心眼。她说去菜市场买菜，我在家等了半个小时，估摸着她该买完了，才慢慢溜达过去。
菜市场我熟，住了十好几年，跟老张的菜摊、老李的肉摊都打过交道。我远远看见彭玉萍在老张那儿挑土豆，等了会儿，等她走了，我凑过去。
“老张，刚才那女的买的啥？”
“土豆啊，买了三斤。”
“多少钱一斤？”
“一块五。”
一块五。可昨晚彭玉萍报的账，写得清清楚楚：土豆，三斤，九块。三块钱一斤。
我心里一沉，但脸上没露出来。又去老李那儿转了转，假装挑排骨，问价。
“排骨啊，二十一块五一斤。”老李说。
可彭玉萍报的是二十八。
那天回去，我一句话都没多说。中午吃饭的时候，彭玉萍做了红烧排骨，味道确实不错。我夹了一块，嚼了半天，咽不下去。
下午她出去扔垃圾，我在她房间里转了一圈。
没什么特别的，一个旧布包放在床头柜上，拉链没拉严。
我犹豫了一下，打开看了看。
里面有一张医院缴费单，上面写着：尿毒症血液透析，费用400元。
日期是上周的。
还有一个药盒子，装的降压药，没了，空盒子。
我把东西放回原样，回到客厅，给自己倒了杯水。
晚上，彭玉萍做完饭，坐在厨房里吃。我说让她上桌一起吃，她说不用，习惯了。我就看着她端着碗，蹲在厨房角落里，吃得很香。
那一刻，我心里又是气，又是心酸。
气的是她骗我。心酸的是，她也不容易。
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想着直接跟她说，但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万一她承认了，我怎么办？叫她走？还是原谅她？
想了半天，我决定先记账。
我找出蔡沛菡上学时用的硬壳笔记本，翻开第一页，还有女儿歪歪扭扭写的名字。我翻到空白页，写了日期，然后列出每天的菜价。
从那天开始，每天下午她报完账，我就去菜市场转一圈，把她买的每样菜都问个价，回家记在本子上。
04
第一个星期记下来，她多报了210块。
我把本子夹在衣柜里的衣服中间，谁都不知道。
每天早上起来，我还是那副样子，跟她说“早”。她还是给我做饭，做洋芋焖饭，炒青菜，间或炖个汤。菜少了，她报的价还是老样子。
我慢慢摸出了规律。
她每次买菜回来的塑料袋，都有两套。
一套是菜市场的袋子，透明的，里面装的是便宜的菜。
另一套是超市的袋子，上面有超市名字，里面装的是贵的那种。
她报账的时候，说的是超市的价，但拿出来的菜，是菜市场的。
比如今天，她说买了超市的排骨，28一斤。但袋子是菜市场的，排骨也就20来块。她在厨房一煮，调料一放，谁知道是什么肉？
我心里冷笑，但脸上不动声色。这女人，看着老实，心眼不少。
半个月后，我发现了第二个问题。
每周二下午，她都要出去两个小时。说是买菜，可每次回来，眼睛都红红的。我一开始没在意，后来觉得不对劲。
有一次，我偷偷跟着她。她出了小区，没去菜市场，而是往医院方向走了。我远远跟着，看见她进了市人民医院的大门。
我在门口等了快一个小时，才看见她出来。她低着头，用手背擦眼睛，走出去没多远，蹲在路边哭了一会儿。
我站在马路对面，看着她蹲在那儿，肩膀一抖一抖的。
那天晚上，她回来得比平时晚。进门的时候，眼圈还是红的。我假装在看电视，没问她。
她进了厨房，开始做饭。我在客厅听见她切菜的动静，比平时更大，刀剁在案板上，砰、砰、砰。
我起身去厨房倒水，看见她正背对着我，使劲儿切土豆。切着切着，手停了下来，肩膀抽搐了两下。
我没出声，倒了水就回客厅了。
又过了一个星期，我多了个心眼。趁她周二又去医院，我打电话给王金宝，问彭玉萍家里到底什么情况。
王金宝叹了口气，说：“姐，我也不瞒你。她老公尿毒症，在这边医院透析。孩子今年高三，住校。她出来干活，挣的钱，大半都交给医院了。”
“她老公不能干活？”
“瘫着呢，走路都费劲，每个月透析就得两千多。”
我挂了电话，坐在沙发上，半天没动。
尿毒症，透析，一个月两千多。她的工资三千五，再加上每天多报的三十块，一个月才四千五。刨去吃饭、房租，剩下的全交医院了。
我想起那天在医院门口，她蹲在路边哭的样子。
晚上，她又多报了几块钱。我拿起笔，在本子上记下来。一边记，一边想，我是不是太狠了？
可转念一想，她骗我，就是不对。我不能因为她可怜，就让她这么骗下去。
记录越记越多，本子越翻越厚。两个月下来，本子上密密麻麻写满了一页又一页。最后一页上，我算了个总数：7320块。
我看着那个数字，心里五味杂陈。
05
第二个月中旬，我发现了一件更奇怪的事。
那天下午，我在阳台上晒太阳，听见彭玉萍的手机响了。她看了一眼来电显示，脸色突然变了，拿着手机走到阳台上，把门关上。
我竖起耳朵，听不清她在说什么，但能感觉到她声音里带着紧张。说了几分钟，她挂了电话，站在阳台上，背对着我，一动不动。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转身进来。看见我，她愣了一下，然后挤出一个笑：“周姐，我出去买点菜。”
“去吧。”我没多问。
她走了之后，我翻了一下今天的账本。她今天多报了45块。我盯着那个数字，觉得不对。平时都是30左右，今天突然多了15块。
从那以后，我注意到，每次她接完那个电话，报的账都会多十几块钱。有时候是35，有时候是40，最多的一次报了50。
我开始怀疑，她不是一个人在干这事。
有一天，她的手机落在客厅充电。我犹豫了很久，还是忍不住看了一眼通话记录。只有一个号码，没有存名字，来电显示是本地的。
我记下那个号码，心里堵得慌。
晚上，她做完饭，照例蹲在厨房吃。我坐在客厅里看电视，但眼睛没在屏幕里。我一直在想，她背后到底是谁？
我想打电话给女儿商量，但想起蔡沛菡那个脾气，肯定上来就是一顿骂。我决定先查清楚再说。
第二天，我去营业厅查那个号码。柜员说是个移动号，没实名，查不到是谁。我有点失望，但也觉得正常，干这种事的人肯定得藏着掖着。
回到家，彭玉萍正在拖地。我换鞋的时候，她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神有点躲闪。
“周姐，你出去买东西了？”
“嗯，买点日用品。”我随口撒了个谎。
她没再问，继续拖地。我坐在沙发上，看着她弯着腰拖地的背影，心里说不清楚是什么滋味。
晚上躺在床上，我翻了翻账本。
两个月，7320块。
我拿着那个本子，翻来覆去地看。
封面是蔡沛菡上初中时贴的贴画，一个粉红色的卡通兔子，贴画的边角都已经磨花了。
我合上本子，放在枕头底下，闭上眼睛。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做了个决定。
我打了个电话给彭玉萍，说我想请她全家吃顿饭。
她听了有点意外：“请我们吃饭？”
“是啊，你在我这儿干了两个月，我还没请你家里人吃过饭呢。明天晚上，你去把你老公和女儿都叫上，我请你们吃顿好的。”
她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好，周姐。谢谢。”
我听她声音有点发颤。
06
第二天下午，我提前去了小区旁边那家湘菜馆，订了个包间。
那家店我经常去，老板姓苏，认得我。看我订包间，笑着说：“周姐，今天有客人？”
“嗯，请个人吃饭。”
“那我给您安排个好点的菜。”
我点了几个菜，红烧肉、清蒸鱼、剁椒鸡蛋、炒豆角，还加了个汤。苏老板说：“就这几个人，够吃了。”
我说：“够了。”
到了六点，彭玉萍来了。
她换了件干净的衣服，深蓝色的外套，袖口有点发白。
她旁边跟着个男人，瘦得皮包骨头，脸色蜡黄，走路一瘸一拐的。
身后还跟着个姑娘，穿着校服，扎着马尾辫，低着头。
“周姐，这是我老公谢铁柱，这是我女儿婷婷。”彭玉萍的声音有点发抖。
谢铁柱勉强跟我笑了笑：“周姐好。麻烦您了。”
谢婷婷小声叫了句“阿姨好”，声音小得跟蚊子似的。
我说：“快坐，别客气。”
彭玉萍扶着谢铁柱坐下。他坐下去的时候，我听见他喘气的声音，很粗。谢婷婷坐在她妈旁边，低着头，手绞在一起。
菜陆陆续续上来了。我给谢铁柱倒了一杯酒，彭玉萍赶紧说：“周姐，他不能喝，身体不好。”
“没事，少喝点，高兴高兴。”我递过去。
谢铁柱接过酒杯，看了看瓶子，眼睛亮了一下。他端起酒杯喝了一口，然后眯着眼睛，好像在品味道。
“好酒。”他说。
我又给彭玉萍和谢婷婷倒了点饮料，给自己倒了一杯白酒。
我们开始吃饭。谢铁柱吃得很慢，吃两口就要停下来喘口气。但几杯酒下肚，他活泛起来，说话声音也大了。
“周姐，我家玉萍在你那儿干活，没给你添麻烦吧？”
“没，干得很好。”我说。
“那就好。”他端起酒杯，又喝了一口，“我就怕她给你添乱。我这病，拖累她。”
彭玉萍低下头，夹菜的手停在半空。
我放下筷子，端起酒杯，喝了一口。酒有点辣，顺着嗓子眼下去，胃里暖暖的。
“玉萍。”我叫她。
她抬起头，看着我。
“你在我家干了两个月，我一直想谢谢你。”我从包里拿出那本硬壳笔记本，放在桌上，“今天，我也有点事想跟你说。”
她的脸，一瞬间白得像纸。
谢铁柱看出了不对劲，放下酒杯：“周姐，咋了？”
我没回答他，翻到笔记本的最后一页，清了清嗓子，念了起来。
“6月3日，猪肉多报3块，排骨多报8块，青菜多报2块，当天多报31块。6月4日，土豆多报1块5，青椒多报2块，鱼多报5块，当天多报29块……”
我越念，包间里越安静。谢铁柱的脸先红后白，最后变成青灰色。他握着酒杯的手，在发抖。
彭玉萍低着头，看不清表情。谢婷婷的肩膀在抖，眼泪啪嗒啪嗒掉在桌上。
我念完最后一笔账，合上了笔记本。
“两个月，244顿饭，每顿多报30块左右，总共7320块。”
包间里，安静得像墓园。
07
谢铁柱猛地站起来，椅子往后翻，砰的一声砸在地上。
他的脸上全是青色，嘴唇哆嗦着，眼睛瞪得跟铜铃一样大。他抬手指着彭玉萍，手指都在发抖：“你……你个不要脸的！”
彭玉萍低着头，没敢抬头。
“我说你怎么每月寄回家的钱越来越少！”谢铁柱的嗓子像是被人掐住了，“原来你是在人家家里偷！”
他越说越气，抬起手就要打过去。我赶紧站起来，拦住他：“老谢，别动手！”
“周姐，我对不起你！”谢铁柱的声音带着哭腔，“我这张老脸不要了！”
“你别激动，坐下说话。”我按住他的胳膊。
他喘着粗气，身子直哆嗦。我扶着他坐下来，给他倒了杯水。他没喝，把脸埋在手心里，闷闷地哭了出来。
一个五十多岁的大男人，哭得跟孩子一样。
谢婷婷也哭了，她一抽一抽的，擦眼泪的手绢都湿透了。彭玉萍还是低着头，一声不吭，只有眼泪一滴一滴掉在桌布上。
我看在眼里，心里也软了。
“算了，玉萍。”我说，“这些钱我不要了，你走吧。明天不用来了。”
彭玉萍抬起头，满脸泪痕：“周姐，我……”
“别说了，走吧。”
她站不起来，整个人像是被抽空了力气。谢铁柱一把拽住她的胳膊，把她拖起来：“走！别在这儿丢人了！”
他转身看着我，深深鞠了一躬：“周姐，是我教妻无方。你大人大量，别跟她一般见识。”
我摆摆手，说：“去吧。”
谢铁柱拖着彭玉萍往外走，谢婷婷跟在后面，低着头，连看都不敢看我一眼。
包间里只剩下我一个人。
桌上的菜几乎没动，红烧肉还冒着热气。我拿起筷子，夹了一块，放进嘴里。肉炖得很烂，入口即化，但我吃不出什么味道。
我把那本笔记本收进包里，结了账，回家。
回到家，家里空荡荡的。彭玉萍的东西还在客房里，就一个旧布包，里面几件衣服，还有医院那几张缴费单。
我坐在沙发上，发了很久的呆。
手机响了，是蔡沛菡打来的。她问：“妈，咋样了？”
我把今天的事说了一遍，蔡沛菡一听就炸了：“什么？她偷了你七千多块钱？你这就放她走了？”
“算了，她也不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