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失踪叙利亚囚犯家属为取得死亡证明，正经历“官僚地狱”。那些在阿萨德政权统治下遭受酷刑致死的叙利亚囚犯家属，如今正陷入一场近乎卡夫卡式的噩梦：他们想为亲人办理死亡证明，却屡屡受阻。
数以万计被阿萨德政权拘押者的亲属，至今仍无法找到亲人的下落，而这些人普遍被推定已经死亡。
阿德尔·哈吉·奥斯曼原本没有想到，寻找兄弟下落这件事——后来他得知，兄弟死在臭名昭著的塞德纳亚监狱——会把自己带入一项既无法完成、又令人费解的要求之中。为了拿到死亡证明，他在不同官方机构之间奔走了6个月，最后却被告知，必须带来两名曾在塞德纳亚监狱服刑的人，来证明他兄弟已经死亡。
他说：“法官提出的要求让我们震惊。他要求我们带来两名目睹我兄弟在羁押期间被杀的人。我们根本不知道该怎么满足这种荒唐要求。如果法官自己也有兄弟或儿子死在塞德纳亚，他能找到两名证人吗？”
他还表示：“这项要求不仅根本做不到，而且极具伤害性。杀害我兄弟的人，正是前政权成员，而当年那个体系中的许多人，如今仍在处理失踪被拘押者家属档案的机构里工作。两个月前，我们已经停止办理相关手续，但这场闹剧必须结束。”
哈吉·奥斯曼的遭遇并非个案。过去一年多来，成千上万叙利亚家庭一直试图为那些死于阿萨德政权监狱、或在其中失踪的被拘押者登记死亡。
这场挣扎，几乎和他们多年苦等亲人命运消息一样残酷。摆在这些家庭面前的，是一套原本为自然死亡设计的司法和行政程序，而不是为拘押、酷刑和强迫失踪受害者准备的程序。
去年，叙利亚人权网络表示，十几年来，已有45342人死于阿萨德政权监狱中的酷刑，其中包括儿童和妇女。另有数以万计的人失踪，并被推定已经死亡。
扎因·巴德拉来自叙利亚沿海城市贾卜莱。他说，在他的城市里，只有极少数人成功为曾被拘押者办到了死亡证明。
巴德拉对《新阿拉伯人报》说：“我们城里有360人死于政权监狱，但因为家属在法院面临重重阻碍，最终只有三四个家庭成功为亲人拿到死亡证明。”
他说：“有些法官要求为死者提供品行证明；有些要求出入境和护照部门出具行动记录，以证明死者在被拘押期间没有离开叙利亚；还有一些法官要求提供来自监狱的证人。”
他还表示：“这些要求都不合理。尤其是受害者经历了多年强迫失踪，在大多数情况下，家属对他们死亡时的具体情形根本一无所知。”
即便具备法律专业背景的人，也未能为亲属办下死亡证明。叙利亚律师法蒂玛·哈穆什在反对阿萨德统治起义的早期，失去了两名死于塞德纳亚监狱的兄弟。她说，大约6个月前，她开始为两名兄弟办理死亡证明，但最终因失去希望而决定放弃。
她对《新阿拉伯人报》说：“即便我是律师，也没能走完整个程序。法院处理这类案件时，采用的是僵硬死板的程序，完全无视拘押和强迫失踪受害者的特殊性。”哈穆什还提到，法官提出的种种要求近乎卡夫卡式，此外还有索要钱款的情况。
她还表示：“更让我震惊的是，我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开口就要1000美元，说可以帮忙加快办下死亡证明。”
叙利亚人权网络负责人法德勒·阿卜杜勒·加尼表示，家属所描述的司法和行政障碍，反映出的是一个积累多年的危机，而这场危机与拘押和强迫失踪案件本身的性质密切相关。
他对《新阿拉伯人报》说：“像证人、品行证明这样的要求，完全脱离现实。被拘押者死在一个未知地点，死因和死亡经过也无人知晓。要求强迫失踪受害者的家属提供两名死亡证人，实际上等于逼他们去证明原本就是国家自己实施的行为。”
他表示，问题很大一部分在于，阿萨德政权过去曾发放伪造的死亡证明，以掩盖被拘押者死于酷刑这一事实。
他说：“阿萨德政权把伪造死亡证明当成抹去真相的工具。在一些案例中，死亡证明上写的是捏造出来的死因。叙利亚人权网络记录了数百份这样的虚假证明，这些证明声称死于自然原因，但证据显示，受害者实际上死于酷刑。”
他说：“这意味着，这套系统并不是失灵了，而是在主动伪造真相，并掩盖针对数千名被拘押者所犯罪行的证据。”
阿卜杜勒·加尼表示，现政府应尽快针对政权监狱中酷刑、处决和强迫失踪的受害者出台一项特别规定，免除家属提供证人、品行证明及其他类似材料的义务。
他还表示，新的程序应当以人权组织数据库、叙利亚冲突期间政权控制区之外宗教法院作出的裁定，以及从叙利亚政权安全部门查获的档案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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