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公里徒步者：在中国，走一条长路有多难？

你没有约会，没有承诺，没有义务或者责任，没有特别的野心，只有最小、最简单的需求。你生活在一个静谧的单调世界里，安然地远离人世的烦恼，如同早期的探险家兼植物学家威廉·巴特拉姆所说的“远离纷争的所在地”，你所需求的一切就是跋涉。

——比尔·布莱森

这或许是一场不合时宜的探讨。当国内徒步环境如此脆弱，路线被切割、保护区封锁、官方步道形同虚设，那些走在千公里级别路线上的人，是一群怎样的人？正在经历着什么？

尤记2024年岁末，凌晨的塔克拉玛干沙漠，零下三四十度，石头躺在帐篷里，全身都在疼，像刀割一样。脚趾疼、脚底板疼、小腿疼、大腿疼、膝盖疼、腰疼、背疼、肩疼，整个人像要散架了。他缩在睡袋里缩成一团，只留一条小缝透气，不至于被闷死。沙漠的风像刀割一样刮在帐篷上，也刮在他的神经上。

那时候他真的觉得徒步没有意义。“人都快死翘翘了。”他后来跟我说。

这条线是他和飞鸟一起走的。两个人，在冬天，以最长横轴穿越“死亡之海”，1004公里。沙子细软，每天背着七八十斤的包，一步一步熬，熬到身体所有零件都在抗议。可他还是走完了。然后继续走。

千公里远途，不管是线路、天气还是身体对自己的影响，最终都是内心的折磨。

这么苦，做什么？这个问题我问了许多仍行走在道路上的人，得到的答案拼在一起，像一张未完成的地图，上面标注着几个名字、几条路线，藏着跋涉的艰辛与抵达的欢喜，和余下的空白。

撰文｜了了

编辑｜玄天

设计｜周末

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本文为《户外探险》原创内容

飞鸟算过，国内真正在走千公里的人，个位数。他停顿了一下，又补了一句：“真正经常走动的，只有三四个人。”

石头给出的数字也差不多，“不到10人，有10人左右”。这个圈子太小了，小到你自己都说不清楚边界在哪。今天还在走的人，明天可能就不走了。

圈子这么小，圈子的联系方式也很“单线”。没有微信群，没有群聊。你要走一条线，就去找那个走过的人。飞鸟走大横断之前，就是单线联系石头（2019年与余星完成大横断穿越）和守静笃（大横断线路总设计师），了解详细的线路信息。

飞鸟

这个小群体的共同点也很清晰。第一，全职。你不可能上班上到一半消失好几个月。第二，30左右到40岁之间。第三，自己喜欢。

但“喜欢”在这个级别上已经不是兴趣，是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执拗。你很难跟一个不上班、没收入、在零下三十度的沙漠里走了几个月的人讨论“喜欢”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

15天是一个门槛。很少有人能在户外坚持15天以上。无论是个人时间精力，还是长距离徒步要吃的苦。时间和长度只是问题的一方面，你的身体能不能承受长时间户外的孤独以及风险，这才是更重要的。

事实上，国外成熟长线的风险远没有这么极端。完善的路标、补给、营地与救援体系，让一场相对安全可控的心灵救赎之旅，成为可能。而国内的千公里徒步，仍要面对大量未知与高风险，这也进一步劝退了大多数人。

石头

步道体系的成熟，也意味着线路上的人中途方便出去，回来接着走。但国内情况不一样，线路更加原始，你下来了，想再上去，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都更高。还有经验和信息的门槛。不是有体能就能走。你得知道什么时候走、走哪条线、避开什么。

在采访中，他们反复提到“心理承压能力”，但我觉得这里所说的“心理”，不全是意志力的问题，更多的是你对超长距离徒步的理解。你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和你不知道，完全不同。你知道你会疼，和你真的在疼，也是两码事。这个圈子里的人之所以能走下来，不是因为他们比别人更勇敢，是因为他们比别人更清楚自己在干什么。

时间、钱、信息、心理、体能。这些门槛筛选下来，就是国内当前活跃在千公里级徒步路线上的人。他们说到这个数字的时候，语气里并没有骄傲。

飞鸟第一次走超长距离，是从两百公里直接跳到两千六百公里。

走大横断之前，他最长只走过半个月左右的路线。而两千六意味着至少一百天，一百天里要面对雨季的塌方、洪水、滑坡，还有比汽车还大的乱石，以及那些据说存在的、但从没见过的猛兽。

他承认，过程中有很多“之前没考虑到的问题”，随时可能出意外。一个人在那种地方，没有救援，没有后援，全靠自己扛。“把自己长时间置于危险和风险都很大的情况下，自己能不能承受？能不能安然走完？这是很大的问题。”飞鸟说。

飞鸟行走在尼泊尔的大喜马拉雅徒步路线（Great Himalaya Trail, GHT）。

小祝走上这条路，源于一个精神偶像——杨柳松。他是国内最早走千公里级别线路的人之一，穿越羌塘，七十七天。小祝看到他的穿越故事后，就一直想，有生之年自己也要走一次羌塘。后来羌塘成了保护区，没法走了。但他没放下这件事。疫情放开之后，他选了几条知名路线，连在一起，开始走喜马拉雅。也是从那时候起，他决定拍自媒体。

一个人怎么走上超长距离，有时候不是规划出来的。你看到一个人做了某件事，你觉得那是你想做的，然后你花了很多年，等一个时机。

石头走了四条千公里以上的线路，每条线消耗人的方式都不一样。走大横断，最折磨人的是天气，一直下雨，一直下雪，一直下冰雹，你本来是为了看风景走的，但风景从来不在你抵达的时候出现。

走太行山，是密林、蚊虫和酷热，每一步都像在跟什么东西搏斗。走塔克拉玛干沙漠，是身体本身在拉扯你。每天背着七八十斤的包，在细软的沙子里翻一天，翻到整个人像要散架。每条路都会在某一个节点上把你推到某个极限，而你只能等它过去。

我问过石头，走了这么多路线，会不会腻。他说不会。他说自己唯一的优点是，每次看到风景，仍然会以最初徒步时的心情去面对。即使那条路走过八次，即使所有的风景都已经看过，他还是会开心。有时候云多，有时候云少，有时候天气好，有时候天气不好，每一次都不一样。

他说这话的时候，你没办法怀疑他，一个曾经连饭都吃不起还在走的人，你怀疑他什么呢？

但这不是故事的全部。走完塔克拉玛干之后，石头回来休整了快一年，身体还没恢复到之前的状态。进沙漠之前他做过一次体检，基本正常。出沙漠之后，血液、肝脏，好几个地方出了问题。

“如果再持续走两次，人可能就没了。”石头说。

他还是会热爱户外，但如果有一天不从事这个工作了，他会选择一条简单的线路，走一两天，晒晒太阳，带着朋友和家人。他提到了“晒太阳”，一个人从零下三四十度的沙漠里走出来，他知道什么是用来享受的好东西。

2025年，石头在塔克拉玛干沙漠。

这群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在做自媒体，或者说，他们必须做自媒体。某种意义上，不是他们选择了全职，是只有全职才有可能。你不可能上班上到一半消失好几个月。但全职做这个，也不意味着能活得好。小祝在2023年走喜马拉雅的时候，总共只有5000元收入，没有接到广告，全靠B站网友私下转钱打赏。石头之前连饭都吃不起，情况很糟糕。近两年户外热起来，品牌开始愿意给点赞助，情况才好转了一些。

但全职的代价是什么？

小祝在采访里说了无比真实的一段话，他说：“我坚持多久取决于发展情况。如果流量越来越少，那可能就继续不下去了。”他目前的视频做得不错，能接到广告了，但他会控制数量，“不想接太多，否则人家会觉得我完全是为了搞钱”。他说自己不能完全把粉丝当提款机。

他又补充道：“以前在喜马拉雅只有五千块。现在有一些钱了，反而顾虑更多。”

是啊，徒步圈子里几乎没有人是富二代，但他们又必须看起来不像是在意钱的人。

小祝提到了杨柳松，说杨柳松走完羌塘之后，在8264发了个帖子，然后销声匿迹，不接受采访。正因为他不求名、低调，才能得到全网的关注和崇拜。小祝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有一种很复杂的东西。不是羡慕，也不是自嘲，更像是在说一个自己永远够不到的理想。“我们后来的出发点不一样，我们是为了吸引人（流量）。”

2020年春节，小祝独自在贡嘎东坡过年。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状态。你本来是为了自由去走的，但走成了职业之后，自由本身变成了你要维护的东西。你要维护你的“纯粹”，但你也不能放下流量。你羡慕那个走完就消失的人，但你不能像他那样做，因为你还要靠这件事活着。

几千公里像另一个世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你需要与现实生活剥离。但现实生活从来不会真的放过你。你的身体在承受极限，你的钱包在告诉你撑不了多久，你的播放量在决定你下个月还能不能继续走。你以为你在逃离，其实你只是在用一种更复杂的方式和它拉扯。

这是他们个人内心与身体的困境。与此同时，这群人还面临着环境和国内徒步生态的困境。

石头说“目前国内能够完成的千公里路线，只有一条。环浙步道。”（其他所有线路几乎都会涉及到核心保护区。）这句话我与他反复确认了三遍。

环浙步道是国家发改委拨款、浙江政府出资维护的试点。但就算是这条官方规划的步道，有些路段也因为划进了保护区不让走了，需要绕行。石头说，环浙步道的轨迹跟政府APP上的轨迹都不一样。你拿着官方APP走官方步道，走不通。

2017年以来，国家林草局先后公布了3批12条国家森林步道，分别是秦岭、太行山、大兴安岭、武夷山、罗霄山、天目山、南岭、苗岭、横断山、小兴安岭、大别山、武陵山国家森林步道，沿线途经20个省份，全程超过2.2万公里。

规划都有了，标识也都有了。但石头说：“有开头没结尾，收不了尾。”

石头，太行山。

拿太行山来说，总长一千八百多公里，跨越河南、河北、山西、北京四个省市。济源段修了一百二十公里，花了三个多亿，做得确实不错。专门给徒步的人留了入口，不收门票，还修了驿站和营地。但山西没开发，河北没开发，北京门头沟修了一段，又被山洪冲毁了。各自为政，谁也不管谁。飞鸟说得更直白：“目前国内没有任何一条国家步道是真正建成的，都是形同虚设。甚至没有完整的轨迹，或者藏在国家图书馆里。”

这种“有开头没结尾”的困境，并非中国独有的难题。首位完成美国长距离徒步“三重冠”的华人女性张诺娅，在对比了全球多个国家的步道体系后，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宏观的视角：一个成熟的千公里徒步体系，究竟是“自下而上”的生长，还是“自上而下”的规划？

美国的步道体系与我们的情况截然相反。张诺娅介绍，美国庞大的步道网络源于二战后婴儿潮的户外需求爆发，民众自发徒步、游说政府，最终在1968年催生了《国家步道法案》，为阿巴拉契亚小径（3500公里）和太平洋山脊步道（4200公里）等国家级景观步道提供了法律背书。资金则来源于石油天然气等税款，形成了“破坏者付费，徒步者受益”的闭环。这是一个典型的“自下而上”的过程：民众先有需求，政府后立法保障。

张诺娅在新西兰“长径”步道。

而另一个极端是她刚刚走完的“长径”步道的所在地——新西兰。这个依赖户外旅游的国家，没有类似美国的强力法律支持。环保部（DOC）资金匮乏，于是将部分精华路段包装成“伟大之路”（Great Walks），如著名的路特本、米尔福德峡湾。这些路线设施精良，有山屋、有预约系统，但价格不菲。一晚山屋可能高达数百纽币。这种“绅士化”的徒步体系，虽然服务了全球游客，却无形中将本国中低收入的徒步爱好者拒之门外。

而那条真正纵贯南北岛、长达3000公里的长径，则因缺乏稳定的地权支持，路线每年都在变：也许今年某位毛利酋长同意你从他土地上经过，明年他去世了，你就得改走危险的公路。

对比之下，中国的处境更为复杂。我们既没有美国那样历经百年沉淀的“土地公有”意识和庞大的志愿者维护传统，也尚未形成新西兰那种“以高端旅游反哺荒野”的成熟商业模式。张诺娅指出，国内并非没有规划。体育总局有“登山健身步道系统”，林业局有“国家森林步道系统”，其设计蓝本甚至与美国同步。

问题在于落地。“发到每个地方的乡镇政府手里，修建出来的步道风格完全不同。”地方政府换届、政绩考量、对“出事”的恐惧，让原本规范的蓝本，最终修成了要么过度硬化、要么中途夭折的半拉子工程。没有路的路，背后实则是制度、资金与观念的三重断层。

石头，太行山。

但太行山或许是最有可能开发成国内长距离徒步路线的地方。石头和飞鸟走完太行山之后在路上讨论过这个问题。石头之前一直想在藏东南开发一条大众能走的千公里路线，但走完太行山之后，他的想法变了。他说，中国版的超长距离徒步路线，可能就在太行山。不是因为它风景最好，是因为它离人最近。低海拔，靠近北京，经济成本低，这是它最核心的优势。

但官方想修的步道，或许并不是徒步者想要的路。官方修步道，标准里要求照明、驿站、护栏，修出来比景区还规整。徒步者想要的是保持原貌的、尽量荒野的路线。几块石头垒一个台阶就够了，不需要栈道。

另一个深层原因是责任。地方政府最怕出事。一旦有人在某条线上出了事，舆论一发酵，官方就要背锅。一旦出事，大家就会指责“滥用社会资源”、“吃饱了没事做”。所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封。

“真正的长距离线路，百分之九十九都是保护区。”石头无奈地说。只要你是走长线的，你基本就在保护区里走。这不是因为徒步者故意违法，是因为中国的森林大部分都是保护区，你要走长线，就不可能绕开。

政策是有的，但执行是有弹性的。这个弹性取决于很多因素：当地管理者怎么想，村民怎么想，你这个人怎么样。

小祝，贡嘎东坡徒步。

小祝在藏区遇到的村民，大部分非常友善。“你去牧场扎营，他们会不停地给你送食物、酥油茶、开水、饼。”甘孜那边，藏民刷抖音知道他们是搞旅游的，很欢迎。但边境是另一回事。小祝走过一次喜马拉雅边境线，走完之后说：“再也不要碰边境旁边的路线了。”小祝有一次直接被警察拦住，强制送出。“我们徒步是为了追求自由，”他说，“你走得像个贼一样，何必呢？”

走得像个贼。仿佛你不是在探索，而是在偷偷摸摸地做一件本来应该光明正大的事。这种感觉可能比任何身体上的疲惫都更难承受。

但也有好的例子。飞鸟和石头走太行山，第一天到了王屋山景区，遇到了一位景区经理。飞鸟故意问他：“我们走太行山，一直走到北京，你欢迎吗？”经理当场给他们安排了免费食宿，不收门票。

飞鸟问他为什么，“一般景区都不欢迎徒步的人”。那位经理说：“两码事。徒步的人会多宣传，宣传之后买票进来的人会更多。”他还建议他们尽量避免晚上在景区内扎营，以免发生危险，甚至要开车接他们。飞鸟说：“河南境内的景区，基本上都对我们很友好。”

太行山

这个例子说明，“封”不是唯一的选择。关键在于当地管理者能不能算清楚这笔账：徒步者带来口碑，口碑带来游客，游客带来收入。

石头的态度更复杂一些。他一方面承认政策在收紧，另一方面也不太怨管理。“这几年环保问题太多。单一户外徒步人数可能5000万甚至更多，1%的人丢垃圾，那就是50万人丢出来的垃圾，非常恐怖。”

徒步圈子正在变。

飞鸟说：“疫情之后，年轻人、小白涌进来了。”石头也注意到了：“新手太多了。”

新人不一定是坏事，但他们带来了风险。小祝说，很多人只是跟风心态，没有真正理解户外的真谛。“为什么去户外？能给我带来什么？”很多人只是为了发朋友圈、发小红书。结果是事故增多，舆论恶化，官方压力加大。

但长距离圈子没有扩大，“如果非要说，就是年轻化了”飞鸟说。

与此同时，走千公里的人心态也在变。小祝走到去年十一月的时候，已经非常烦躁了。“徒步本身没问题，难度不大。但你要产出内容，要拍视频、剪辑，到后来已经有生理性的抵触。”你的身体在告诉你够了，但你的脑子说再坚持一下，你还要拍，还要剪，还要发。这种拉扯可能比徒步本身更消耗人。

小祝，磨子沟徒步。

石头走完塔克拉玛干之后，整个人不一样了。走之前，塔漠是他非常大的梦想，那时候他提到这片沙漠的眼睛是泛着光的。走完之后，他说：“以前我是‘只要没死就往死里干’。现在变了，我会慢慢享受路上的美好。”这个转变听起来很正向，但你知道它不是轻松得来的。

飞鸟正在尼泊尔走一条“大喜马拉雅徒步路线（Great Himalaya Trail, GHT），这条路线总长4500公里，跨越中国、尼泊尔、不丹、印度、巴基斯坦。目前能走的只有尼泊尔段，共1800公里。他们这次的目标是完成路线的5%，大概150公里。

为什么选这条线？飞鸟说，去年他就和队友小严商量，国内走得差不多了，能不能到国外了解一下他们成熟的步道情况，做一些资料收集，为国内未来的发展提供一些建议。他们希望能够完整地记录徒步过程。

飞鸟在尼泊尔的大喜马拉雅徒步路线（Great Himalaya Trail, GHT）。

而国内的徒步环境正在收紧。石头对未来两年的判断很直接：“野山会被持续打压。”但他对更远的未来并不悲观。他认为五到十年会是好的。因为轻徒步会先普及，官方会更倾向于推广周边城市和商业区域的轻徒步。像杭州、浙江的小型线路，他们会推广作为常态化的、安全的户外线路，而不是鼓动大家去探索和冒险。等大家有经验了、不出事了，才能慢慢走那些难线。

这些行走在长线上的人，保持着谨慎的乐观。

“这其实是好事。从轻徒步开始，让大家先了解徒步，慢慢认知深入，全民才会有这个意识和能力。”石头说，“但对我们这种走长线的人来说，这就很难了。我们原本就是走"野路"的，没办法，不能怪政府的决策，只能自己做好。”

“国内谈千公里徒步文化，几乎没有。”

为什么国内能完成千公里级徒步的人如此稀少？原因无非是线路本身，以及人的观念。

线路条件原始，补给与信息极度匮乏。国内成熟的长距离徒步体系尚未形成，路标、水源、补给点、救援预案等基础信息大多靠前人零散记录，容错率极低。

文化与观念的差异。在国外，户外运动早已融入大众文化。徒步不只是运动，更是一种被普遍接受的生活方式选择。国外像太平洋山脊步道、阿巴拉契亚步道这类世界级长线，每年有几千上万人走完。朝圣之路每年也有约五万人走完。

飞鸟在尼泊尔的大喜马拉雅徒步路线（Great Himalaya Trail, GHT）。

尼泊尔的经济比中国落后不少，但他们的徒步体系领先中国几十年。飞鸟观察到，尼泊尔的做法是：在核心保护区强制要求请向导，建立很多庇护所，利用当地老百姓的房屋做住宿驿站，让每天几乎都有一个安全的停靠点。每个村庄几乎都有直升机停靠点。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可以报警或者请求支援，但你需要为自己买单。

他们修的路是什么样子的？飞鸟介绍，在危险的地方，他们可能垒几块石头、做一个台阶。“绝对不会修成栈道或者石阶。绝对不会。”飞鸟说，尼泊尔的徒步线路最早是欧美背包客走出来的，有了需求，政府看到了利益，才开始投入整合。这是一个需求倒逼供给的过程。

而除却步道设施的差异，更深层的隔阂与桎梏，根植于一个国家的户外文化本身。

想要探寻长距离徒步背后的精神与文化，我翻开了比尔·布莱森的作品《偏跟山过不去》。这本译作于去年正式引进国内。书中记录了作者结束二十余年英国旅居生活、重返美国后，从家门前的阿巴拉契亚小道启程，踏上这条漫延三千余公里、全球最长徒步路线的旅程。他最终并没能走完全程，但这段对个人而言“伟大”的旅程，彻底重塑了他的精神世界。

电影《林中漫步》（A Walk in the Woods）/《偏跟山过不去》的电影版本。

他在书中写道——

「我学会了搭帐篷和在星光下安眠；在一段骄傲的短暂时光里，我曾经苗条而健康；我对于莽原和大自然，以及森林那宽厚的黑暗力量产生了深切的尊重。现在我以我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方式理解了世界的浩瀚，我发现了自己都不曾知道的自己所拥有的耐心和毅力。

……最好的是，如今我看到一座山，我会眯着眼，信心十足地用看待一件花岗岩艺术品的眼光，慢慢地、鉴赏般地察看它。」

那些围绕这些步道讲述的书籍、电影里，常有这样的叙事：人在遭遇困境、内心失衡时，选择用数月时间独自上路，在行走中完成自我修复与重建。《涉足荒野》《朝圣之路》这类千公里题材作品，本质上都在讲述一件事：长距离徒步是直面内心、重启人生的仪式。

电影《朝圣之路》。

这种认知在国内仍然非常稀缺。多数人仍将徒步视作短途休闲，很难理解为何要把数月时间完全交付给一条路线。加之国内千公里徒步的公众传播极少，大众对其认知模糊，又普遍觉得长距离徒步近乎“玩命”。

常在国外行走的张诺娅对此有更犀利的观察。她认为，国内舆论常常将长距离徒步赋予“内心修复”、“人生重启”的宏大叙事，这在某种程度上恰恰反映了认知的单一。

在国外，徒步的动机极其多元。“你可以挑战自我、接近自然、逃避现实、重启人生，或者闲得无聊，或者从小在大自然长大。” 她指出，根本差异在于国民性与土地的关系。在美国，每年有超过5000万人参与户外徒步，占其成年人口的近五分之一。这意味着有庞大的基数去理解、支持并维护这项活动。

张诺娅完成新西兰“长径”步道。

而中国户外运动的井喷式增长发生在互联网时代，大家被“有腿就行”的短视频吸引进来，却缺乏像西方社会那样长达150年的户外安全教育与土地伦理熏陶。“我们差的并非线路或者风景，”张诺娅总结，“短时间无法跟上的是户外人群的经验和认知。”

国内走千公里的人不到十个。不是因为别人不能，是因为这条路太难。不是难在山水，是难在你需要对抗的东西太多了：认知、时间、钱、心理、政策、舆论，还有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把你往回拉的力量。

石头在采访最后说了这样一句话，“有很多人在绝望中找不到出路。有些人想要走长距离线路，隔绝世界上最艰苦的东西，长距离徒步可能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朝圣之路》是父亲为了完成儿子的梦想走上到道路；《涉足荒野》是一个人想脱离自己原有的生活方式走上道路。这两部电影讲的是同一种东西：你走那么远的路，不是为了到什么地方，是为了而是为了告别旧我、重塑自己。如果你想理解这种思想，可以看看这两部电影。

石头现在正在走的路，叫“大十字”计划。最初的想法来自杨波涛前辈，他在直播中构想了一个中国未来长距离步道的规划蓝图。中国的山脉走势是东西向、东北向西南，呈几个十字形状。石头想根据山脉走势，把中国的山脉连起来，预计需要走五年。他觉得这条路走出来，会让更多人有选择。

石头的“大十字”计划。

我问他这个计划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石头告诉我的依旧是隐藏在道路本身背后的意义。“是给更多迷茫的人带来选择，让他们去另一个世界寻找另一种生活方式。就像国外的朝圣之路和太平洋山脊，这种趋势无法阻挡，不可能束缚所有人的思想。”

“谁能拦住一颗向往自由的心呢？”他说。

这不是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

当我们在国内谈千公里级徒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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