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甲医生航班临时改签，竟救回一条命

*仅供医学专业人士阅读参考

一名76岁老人在万米高空突发心脏骤停。

危急时刻，因一次临时改签而搭上这班飞机的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肝胆胰内科教授牛俊奇，和主管护师周丽萍合力施救，将患者救了回来。

在接受“医学界”专访时，牛俊奇教授表示，希望进一步明确公共场所施救者的免责边界，完善相关保障机制，让更多医务人员敢于出手。

撰文 |文慧

5月16日傍晚，一架从上海飞往长春的航班上，一名老年乘客突然两度陷入晕厥，心跳、呼吸、脉搏相继消失，命悬一线。

恰在同一架飞机上的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肝胆胰内科教授牛俊奇和透析中心主管护师周丽萍，在狭窄的客舱过道里展开了一场生死救援。

此后一个多小时，牛俊奇赤脚跪在机舱过道的硬地板上，与周丽萍轮流按压、人工呼吸，用浓茶替代对症药物，硬生生将患者生命从死亡边缘拽了回来。

而这场生死救治，源于一次临时改签。5月18日，“医学界”专访牛俊奇，还原这场万米高空救治的全过程。

救治现场/图源网络

一次改签，救回一条命

牛俊奇告诉“医学界”，当天他本该搭乘更早的航班回长春，但上海的学术会议临时增加了一场讨论，他将机票改签至下午五点半。

这次偶然的改签，救回了一个陌生老人的命。

航班起飞约半小时后，后排出现响动。牛俊奇没有迟疑，直接站起来问：“我是医生，发生了什么事？”没等广播寻医，他已经站在了患者身边。

他俯身听诊，发现老人心音极其微弱，呼吸极浅，大汗淋漓，意识模糊。结合当时情况，牛俊奇初步判断为低血糖引发的休克。

恰好同机的，还有吉大一院透析中心主管护师周丽萍。她此行是陪孩子到上海参加答辩，与牛俊奇偶然同班。

两人当即配合施救，喂下果汁、面包后，老人慢慢睁开了眼睛，意识逐渐恢复。然而，十几分钟后，险情毫无预兆地再次降临。老人头突然一歪，呼之不应。

“这一次，他已经没有了呼吸，心跳和脉搏都无法触及，意识完全丧失。”牛俊奇明白，老人已发生心源性休克，再不施救，后果将是猝死。

“放平患者，立即心肺复苏！”牛俊奇当机立断。

机舱过道是机上唯一能容一人平躺的地方。牛俊奇、周丽萍两人迅速将老人平放于此。

由于机上未配备AED（自动体外除颤器），牛俊奇先用拳击打患者前胸——这在医学上称为“心前区捶击术”，是心脏骤停后90秒内的紧急复苏技术，通过捶击产生的电能刺激心肌，促使心脏复跳。

随后，牛俊奇开始胸外按压和人工呼吸，周丽萍跪在患者身侧辅助。连续按压数下后，老人有了呼吸，但脉搏仍无法触及，听诊心音杂乱，急救必须持续。两人交替按压，直至患者逐渐恢复意识。

此时，牛俊奇才发现，因空间狭窄、事态紧急，他的鞋子早已被踢掉了，一直赤脚跪在坚硬的地板上施救。

进一步问询后，牛俊奇判断出了病因：老人在起飞前服用过会导致心率减慢的降压药，引发了心动过缓。“普通人正常静息心率在60至100次/分钟之间，但若降至每分钟三四十次，大脑供血不足，就可能导致心脏骤停。”

机上没有对症药物，牛俊奇想到了一个替代方案：浓茶。

茶碱类物质可兴奋交感神经，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心率。这不是教科书上的标准治疗方案，却是在万米高空、药械俱无的极端条件下，一位经验丰富的临床医生能做出的最优选择。

此后，患者情况进一步好转，心率和血压均逐渐回升。

整个救治过程中，机组全力配合：乘务员始终在旁协助，飞行员主动降低飞行高度，因为高度越低，客舱气压越接近地面，有助于缓解高空低压造成的缺氧。

“这是医生的本能”

老人脱离危险，但一个更棘手的问题随之而来。机长和乘务长向牛俊奇征询意见：“需不需要备降？”

最近的备降选项是烟台或大连。备降意味着全机乘客行程被打乱，航空公司承受巨大的经济和调度压力。不备降，则意味着一旦患者在剩余航程中再度恶化，做出这一决定的人将承担最沉重的责任。

“我说了，不用备降。”牛俊奇向“医学界”坦言，“这个决定很难做，责任太大，但我相信自己的专业判断。”根据患者当时心率和血压的恢复情况，他判断老人可以撑到长春落地。

飞行员随即申请变更航线，将原本的弧形航路改为直飞长春，以最短时间完成剩余航程。

此后一个多小时，牛俊奇一直赤脚坐在过道上监测患者，周丽萍则跪坐在患者脚侧，反复测量血压、观察意识状态。两人寸步不离，轮流守护。

飞机即将降落时，乘务员担心患者无法承受降落冲击，牛俊奇和周丽萍确认生命体征平稳后，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扶起，先让其保持半坐姿势，再缓缓搀至座位，系好安全带。

晚上七点半，飞机平稳落地，机场急救车已在停机坪等候。地面急救人员检测：老人血氧恢复正常，血压接近130，心率稳定在65次左右，意识清楚，可以正常交流，无生命危险。

“我想带他到我们医院进一步诊治，但患者和家属决定回吉林市老家。”牛俊奇将老两口送上车，叮嘱老人尽快前往医院详查，并拜托司机平稳驾驶。

事后，患者家属致电表达感谢：“太谢谢他们了，他们一直跪在地上抢救，鞋都掉了，汗流浃背，还守护到我们上车……我们素不相识，他们却拼了命救我们。”家属表示，待病情稳定后，将亲自登门致谢，送上锦旗和感谢信。

牛俊奇说：“这是医生的本能，谁碰上都会这么做。”

让公共场所施救的人，没有后顾之忧

作为肝胆胰内科的权威专家，面对心脏骤停患者，是否会因超出专业范畴而迟疑？

牛俊奇答得干脆：“没有任何负担。一方面是对自己专业能力有自信，另一方面，我向来是个爱管闲事的热心肠。”

牛俊奇/图源：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医学界”了解到，这并不是牛俊奇第一次在交通工具上救人。

多年前，他在长春开往北京的火车上救助过一位心脏病发作的乘客，当时连氧气设备都没有，患者最终仍撑了过来。

就在此次飞机事件数月前，他又在北京返长春的高铁上响应广播寻医，患者是一位颞下颌关节脱位——俗称“下巴掉了”。

“那次是真的完全不在我的诊疗范围内。”他笑着说。但凭着学生时代学过的基本手法，一压一推，他仍成功帮助患者完成了关节复位。

牛俊奇的经历并非孤例。近年来，医务人员在公共场所见义勇为、紧急施救的新闻屡见不鲜：医生在高铁上为产妇接生，护士在地铁里为晕厥乘客做心肺复苏，儿科医生在商场里抢救窒息儿童……他们以专业之力，在医疗场景之外守护着陌生人的生命。

此次高空救人的视频被同机乘客发上社交媒体后，网友在为牛俊奇和周丽萍点赞的同时，纷纷感叹患者“命好”“刚好遇上了专业医护”。

牛俊奇坦言，对他来说，这只是医护人员应尽之责。但他更关注的是制度层面的问题——在飞机、高铁、轮船等特殊封闭环境中，急症发作并不罕见，不能永远依赖“恰好有一位好医生在场”。

提升交通工具的应急配置与人员急救能力首当其冲。牛俊奇发现，此次救援的航班虽配备了急救包，但仍存在明显短板。

“增加血糖仪、指端血氧仪等基础检测工具，可帮助医护人员更快速、准确地判断病情。”此外，许多航班至今未配备AED。

相比之下，美国自2004年起已强制要求载客量30人及以上、配备乘务员的商业航班配备AED，欧盟于2021年跟进实施该要求。

相关数据显示，配备AED后，航班上心脏骤停患者的存活率从6%提升至44%。2024年，东航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签署协议，计划在飞机上布设AED，但迄今这一举措仍未在行业内全面铺开。

牛俊奇建议，飞机、火车、轮船等封闭交通场景中，所有司乘人员都应接受系统急救培训，掌握心肺复苏等基础技能。“关键时刻，司乘人员的有效配合，能为患者争取更多生机。”

其次，医务人员在公共场所施救的保障体系需进一步健全。

牛俊奇建议，航空公司可建立医务人员自愿登记机制，为登记者提供优先登机、灵活选座等便利，既便于突发情况下快速找到医护人员，也让医护人员感受到应有的尊重。

事实上，东航的“空中医疗专家”项目和南航的“机上医疗志愿者计划”已在进行类似尝试，但知晓度和参与度仍然有限。

牛俊奇还指出，只有进一步明确施救者的免责边界、完善相关保障机制，才能让更多医务人员敢于“出手”。

目前，我国院外猝死抢救成功率仅为1%至2%，若能在黄金8分钟内实施有效急救，成功率将大幅提升，但这有赖于急救知识在全社会的广泛普及。

面对外界的称赞，这位资深专家笑着说：“我年纪已经很大，荣辱不重要。大家的表扬，我也很高兴。”

“但我更希望看到的是未来当有人在公共场所突发疾病时，有更多的普通人有知识和能力帮助处在危急中的伤病人；能有更多人敢于伸手，不仅仅是出于是出于道德层面的乐于助人，更希望有更完善的法律和制度体系为意外的生命风险保驾护航。”牛俊奇说。

本文来源：医学界

责任编辑：蕾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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