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巴嫩当局面临两难：复制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经验，还是走向内战

华盛顿谈判桌上的各方力量严重失衡，而围绕黎巴嫩谈判团队的氛围又充满毒性。在这种情况下，黎方仿佛是“一场无耻者盛宴中的孤儿”。

黎巴嫩与“以色列”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三轮谈判已经结束，双方同意将停火再延长45天。若仅从客观层面看，停火本应是一个好消息，也是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发动战争背景下的积极进展。

但从操作层面和政治层面看，局势要复杂得多，甚至包含许多与停战、缓和、停止敌对行动相去甚远的情形。

卷入这场重大对抗的各方，对“停火”的理解并不一致。“以色列”将其理解为要求真主党和抵抗力量停止在南部和最南端地区的行动。抵抗力量则认为，这是一项相互约束的承诺。华盛顿所追求的，不过是让大贝鲁特“中立化”。至于黎巴嫩当局，则在两种立场之间显得困惑不定。

正因如此，停火延长期的第一天，就出现了以色列在南部和贝卡地区扩大并加剧军事行动的情况。这并不令人意外，而且很可能还会持续并进一步升级。

至于所谓让大贝鲁特“中立化”，这并不会真正限制“特拉维夫”在首都核心地带发动打击。只要出现“高价值目标”，它仍会出手，就像针对拉德万部队指挥官时那样。

这至少意味着两种可能，或者两者同时存在。其一，我们面对的其实是降级，而不是停火，因此外界对华盛顿“争取”到这一重大成果的大肆庆祝，并没有充分依据。

其二，美国方面的热情以及以色列同意延长停火，背后仍然是自黎以谈判一开始就主导整个进程的那一前提：同当局谈判，同时打击真主党和抵抗力量。

这一前提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它决定了降级的地理范围，也使真主党的社会环境和部署区域始终处在以色列“打击目标”的中心，而且从未改变。

三方谈判者都承认，有必要在政治谈判进程之外，建立一条并行的安全进程。这绝不是无关紧要的细节。

事实上，可以说从以色列的视角看，进而从美国的视角看，安全进程先于政治进程。若以方不相信当局有能力落实“武器唯一性”的决定，并解除真主党的武装，那么政治进程就不会向前推进哪怕一步，更不用说实现以色列从被占黎巴嫩领土撤出的目标。

对于黎巴嫩谈判代表在华盛顿提出的四项要求，以及其优先次序，本身并没有异议。过去一些阿拉伯谈判者也曾如此，最后却走向相反的结果。奥斯陆的经验及其后续发展，就是一个鲜活的例证。

与黎方诉求相对的，是以色列方面在美国支持下提出的另一套要求和优先事项。它们指向完全不同的方向，甚至在黎巴嫩当局尚未得到任何关于其谈判目标能够实现的“承诺”之前，就已经开始向其分派任务。

“以色列”早已习惯于成批、预先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交换条件只是一些在墨迹未干前就会蒸发的承诺和保证，甚至这些承诺未必真的写下来过。

华盛顿谈判桌上的力量失衡极其明显，围绕黎巴嫩团队的谈判环境也充满毒性。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美方和以方两个谈判团队的意识形态身份上：美国团队是迈克·赫卡比及其同路人，以色列团队则由一名比本－格维尔还要极端的大使代表。在这种环境中，黎巴嫩团队就像“无耻者盛宴中的孤儿”。

要判断黎巴嫩议题在政治、谈判和地面局势上的发展方向，并不需要多么高深的洞察。

在我看来，“以色列”将在华盛顿的全力支持下，试图在黎巴嫩南部、贝卡以及郊区复制其在约旦河西岸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打交道的经验。当然，两种经验之间既有相似，也有差异。它将沿着两条互补且并行的路径推进。

第一条路径是，以色列“军队”将在任何情况下继续开展行动，打击那些潜在的、现实存在的以及“正在筹划中的”危险。它所依赖的，是依据与华盛顿达成的谅解而享有的“行动自由”，这与其多年来在约旦河西岸的做法完全一致。

根本不存在真正的停火。战争还会继续，并将继续发生在真主党和抵抗力量的地理空间及其人口环境之中，因为这始终是以方的首要优先事项。它会一直推进下去，直到损益平衡发生变化，直到继续打这场战争在军事和政治上的代价，高于结束战争的代价。

第二条路径，则是把黎巴嫩当局改造成“拉姆安拉权力机构2.0”。这并不是为了实现其主权目标，而是要把它拉入直接承担某些角色的轨道，并与“以色列”合作，在额外的“神圣安全协调”框架下行事。其第一条渠道将于本月底在五角大楼开启。

目标始终如一：加快解除武装的任务，降低这一任务对以色列方面的成本，并让黎巴嫩承担部分责任和负担。这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过去在约旦河西岸所做、现在仍在做的事情如出一辙，所用口号也大体相同：“一种武器”“一个权力中心”“神圣的安全协调”，而荒诞谈判之外的唯一替代，似乎只是更多荒诞谈判。

这并不是要指控任何人，无论是在当局内部还是外部，而是要提醒人们警惕一种类似经验可能带来的后果。这样的经验，如今仍然摆在我们眼前。

不妨再回顾一些巴勒斯坦经验的“投影”，作为提醒。也许提醒本身仍有意义。

第二次起义之后，在亚西尔·阿拉法特遭到投毒之后，美国政府委托基思·代顿将军监督巴勒斯坦安全机构的组建，并重塑其安全学说。

随后出现了“新巴勒斯坦人”理论。这一理论把抵抗视为敌人和威胁，却把占领看作“潜在盟友项目”。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竭尽所能压制“西岸之怒”，并将抵抗扼杀在萌芽状态。

在这方面，它确实取得了重要成果。尤其是因为这一“安全进程”恰好与一项由臭名昭著的托尼·布莱尔主导并“设计”的经济进程同步展开。这一进程把巴勒斯坦经济从一种抵抗与韧性经济，改造成了消费型经济，并让整整一代人背上了银行贷款及其票据。

如今，华盛顿正急于在黎巴嫩复制同样的做法。黎巴嫩军队，就像巴勒斯坦安全机构第一代领导人与成员一样，并不被信任，其指挥官也成为指责对象。“以色列”认为，黎巴嫩军队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问题的工具。因此，在它看来，必须组建一支特

殊力量。

这支力量既隶属于这支军队，又不完全隶属于它；它将在训练、武器和作战理念上，全面沿用当年在约旦河西岸建立“代顿体系”时所使用的那一套。同时，双方还要把安全协调神圣化，轮番把目标对准“失控武器”。这一切都被置于全球反恐战争的框架之下，当然也伴随着一场针对真主党及其民事和社会结构的猛烈经济金融战。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并没有得到多少与其所作所为相称的“安慰奖”，相反，它遭遇的是孤立、边缘化以及经济和金融围困。它得到的唯一回报，只是自身得以存续，尽管这种存续方式充满屈辱。

我不认为黎巴嫩当局会获得更优厚的待遇，除非我们愿意相信某些人的荒唐说法，即黎巴嫩的力量在于某些阿拉伯国家和欧洲人“喜欢”它。“以色列”未能实现其最大的梦想，即消灭抵抗力量并拆解真主党，因此它已经意识到，单靠武力并不能有效对付一支勇敢的抵抗力量和一个有韧性的社会环境。

正因如此，它转向了其他选项，而这些选项本质上来自美国：渐进式拆解，分工配合——一边是“国防军”，一边是一支仿照代顿部队建立的新军事力量；再通过经济围困和金融窒息，把真主党及其社会环境包围起来。

但那些与这些设想站在一起的黎巴嫩力量，将同“特拉维夫”和华盛顿一样，面对黎巴嫩与约旦河西岸之间、黎巴嫩当局与拉姆安拉当局之间存在差异这一难题。

黎巴嫩若要走上“代顿式”安全协调道路，将极其困难。黎巴嫩自身的结构甚至可能在这条道路刚刚起步时就先行崩塌。

但这种差异，绝不能让人低估另一种危险：在黎巴嫩当局内外，确实存在一些倾向，愿意追随拉姆安拉当局的脚步。尤其是，有人主张由黎巴嫩官方及其军队在完成这一任务中承担主导角色，而不仅仅是辅助角色。

还有一些人认为，只要其他地区和其他社会环境不成为打击对象，那么“以色列”继续攻击真主党及其社会环境就是可以接受的。他们甚至把这视为一项重要的外交成果，认为若不走直接谈判这条路，这样的结果本不可能获得。

美国和以色列脑海中的设想，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命运。在真主党的社会环境内外，都有一些人意识到，沿着一条没有出口的道路走下去，最终只会通向混乱和内战。

在“内部撕裂的黑暗隧道尽头”，也并非没有一丝光亮。随着有关巴卜达与“双人组”即真主党和阿迈勒运动之间活跃幕后渠道的泄露信息被公开，这道光亮开始显现。在我看来，尽管分裂不断加深、相互指责的战争持续升级，但在多数黎巴嫩人之间建立共同点的机会仍然存在。

真主党一再表示，只要对方也遵守缓和，它就致力于缓和局势；但它不会回到2024年10月27日至2026年3月2日那一阶段。这是一个可以据以继续推进的良好起点，而国家及其各类机构有责任继续保持接触和对话。

另一方面，真主党也应提出自己的方案，说明如何带领黎巴嫩摆脱当前困局，其中应包括它对武器未来的设想。因为仅仅是一名善战的战士还不够，还必须成为一名有领导力、能创新的政治人物。

的确，到目前为止，多数各方更倾向于管理危机，而不是解决危机。至少在海湾战事尘埃落定、对伊朗战争的结果明朗之前，情况大概都会如此。

但这不应妨碍黎巴嫩人努力为自己的国家、人民的牺牲以及下一代的未来，寻找一条有尊严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