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稀缺的两种“孤勇者”：体制内的马翔宇，学术界的耿同学

一个清华毕业生，一个北航退学生。一个在体制内掀翻了顶头上司，一个在学术圈撂倒了五位杰青。

两个人素不相识，做的事也八竿子打不着，但仔细想想，他们其实是同一类人——那种在所有人都选择沉默的时候，偏偏要站出来说“不”的人。

2024年7月，马翔宇手持身份证在网上公开实名举报苏州工业园区商务局局长祝欢，指控其在政府采购中围标串标、虚设项目套取资金、进行利益输送，涉案金额超过1700万元。

36天，5位杰青。一个人，36天，撂倒了5位手握“杰青”“长江学者”头衔的学术大牛。

这两个人，一个在体制内孤军奋战，一个在学术圈单枪匹马。他们的故事，是这个时代少有的“孤勇者”样本。

马翔宇的事，得从头说起。2019年，从清华大学毕业的马翔宇进入苏州工业园区商务局工作。进去没多久，他就发现了问题——局长祝欢在政府采购中存在围标串标、虚设项目套取资金等行为。

他拒绝了参与其中的要求，代价随之而来：2021年和2022年的年度考核被连续评为“基本合格”，2023年被调离业务岗位，档案被挂上“不担当、不作为”的评语。一个清华毕业的年轻人，在体制内硬生生被边缘化了四年。

马翔宇没有忍气吞声。他选择了一条更难走的路——实名举报。2023年3月，他向苏州市纪委监委提交了大量的合同、票据、询价记录单、通话录音、微信聊天记录、邮件账目等材料。

举报石沉大海。从2023年3月受理到2024年7月，一年零四个月没有反馈。一个普通人面对层层关卡，用尽了正常渠道，得到的只有沉默。

2024年7月28日，马翔宇彻底豁出去了。手持身份证，在网上公开实名举报。视频一经发布，迅速引爆全网。

当天，苏州市政府值班室回应称已介入调查；7月29日，苏州工业园区成立专项工作组；8月2日，苏州市纪委监委正式立案审查调查，祝欢被暂停职务。

一个普通科员，凭一己之力掀翻了一个正处级局长。但代价也是沉重的——马翔宇最终辞去了公职，离开了那个他曾经满怀理想进入的体制。

2024年12月，祝欢被给予留党察看一年、撤职降级处分，从正处职降为正科级。用网上一个流传的说法，这场仗，“马翔宇丢了铁饭碗，祝欢降了一级”。

很多人觉得，马翔宇的结局说不上完满。举报两年多，自己被逼走了，被举报的人也仅仅是降职处分，官帽还在头上。但这件事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个案胜负本身。

在体制内，太多的人选择了“趋利避害”“随波逐流”，把“自保”当成最高行为准则。马翔宇用一个人的坚持，撕开了基层官场那层心照不宣的遮羞布——向来如此，便是对的吗？

如果说马翔宇是在体制内“以下犯上”，那耿同学就是在学术界“以下克上”。

用他自己的话说：“编造者甚至没有花心思和时间去做一组随机数据，而是完全随心所欲地人为乱填。如果用心去编，其实我是看不出来的。”这种造假之粗糙，已经到了荒唐的地步。

同济大学成立调查组，最终认定被质疑的14张图表中10张存在学术不端，免去王平院长职务，降两级专业技术岗位等级，取消聘用资格24个月。

“同济样本”诞生后，耿同学没有收手。接下来仅一个月内，他接连举报了南开大学陈佺、中山大学康铁邦、中山大学邝栋明、上海大学苏佳灿，全是国家杰青、长江学者级别的顶尖学者，中山大学、南开大学、上海大学先后启动调查。

5月17日，他又放出了更重磅的话：“杰青造假的素材我手里还有，而且不止一个，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湖南大学和中山大学等4所高校，5个杰青。”

最让我感到复杂的，不是耿同学的打假手段有多高明，而是他的身份本身。他不是匿名投稿，也不是动用内部资源，而是一个退学生，一个“不在学术圈里的人”。

但恰恰是这样的身份，给他上了一道无形的枷锁。他已经不在学术圈，不必担心导师卡毕业、卡经费，却也自动丧失了进入这个圈子的资格和资源。

一个无法进入这个圈子的人，反而成了这个圈子“最硬的质检员”——这本身就是对学术体系的一记响亮耳光。

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看，会发现他们的底层逻辑惊人的相似：都是在正常的制度渠道走不通之后，选择了“鱼死网破”式的公开举报；都凭借一己之力撕开了各自领域的暗疮；也都为此付出了超出常人的代价。

这是中国最稀缺的两种“孤勇者”——体制内的马翔宇，学术界的耿同学。

一个以一己之力对抗体制的惰性，一个凭个人良心挑战学术的虚伪。他们的存在，照出了两个领域的监督失灵。

但我们在为“孤勇者”鼓掌的同时，更该追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总要靠“孤勇者”才能解决问题？体制内，苏州市纪委监委2023年3月就受理了举报，一年四个月没有任何反馈。

但个体的勇气注定是稀缺资源。耿同学的线索都来自内部同行的爆料，那些手握证据的同行，为什么不敢自己站出来？因为怕毕不了业、怕拿不到经费、怕被排挤出圈子。

有资格、有权限去监督的人，选择了沉默；有能力去查的机构，选择了视而不见。这才是这个时代最深的悲哀。

两个人的故事，换一个角度看都是悲剧。不是因为失败，而是因为孤勇。

当体系靠不住的时候，社会需要一个又一个“孤勇者”用血肉之躯去堵漏洞。这本身就不正常。清朗的学术生态不该依赖退学生的个人勇气，廉洁的体制不该指望科员的牺牲来维系。

好在这两个人的努力，都没有白费。马翔宇之后，2025年8月苏州工业园区再有官员落马，曾经不敢举报的人开始看到了希望。

耿同学之后，那些身负证据的同行也许会多一丝勇气，那些沉睡的调查机制也许会多一分效率。这些人用一个人的代价撬动了整个系统的反思。

但愿有一天，不再需要“孤勇者”来兜底。但愿有一天，制度比人更可靠。这才是这些“孤勇者”最期待看到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