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傍晚，我刚把直播支架调好，余光瞥见村口停下来一辆白色面包车。
车门拉开，下来三个人，其中一个扛着摄像机。
我心跳猛地加速，手不自觉攥紧了手机。
回头看了一眼自家院门，李秀芝正端着盆出来倒水，看见那辆车也愣了愣。
我快速钻进屋里，从床头柜抽屉里摸出那个旧书包，拉链拉开，里面的东西触感冰凉。
我深吸一口气，拉开大门......
01
2024年3月15日，我拖着行李箱站在村口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
三月的风还带着凉意，吹得村道两旁的杨树叶子哗哗响。
我掏出手机看了一眼时间，下午六点四十分，从省城坐大巴到镇上，又花二十块钱搭了摩的，颠簸了将近四个小时才到。
行李箱的轮子在水泥路上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像是我回村的宣言。
李秀芝正在院子里收衣服，听见动静抬起头，手里的衣服差点掉在地上。
“景行？你咋回来了？”她快步走过来，上下打量我，目光落在我身后的行李箱上，“这……这不是放假的时候吧？”
“妈，我辞职了。”
我说得很平静。
李秀芝愣了好几秒，嘴唇动了动，最终只叹了口气，转身往屋里走。
我跟着她进屋，把行李箱靠在墙角。
堂屋的灯管发出惨白的光，照得她脸上的皱纹格外清晰。
她背对着我叠衣服，肩膀微微抖了一下，没回头。
“吃了吗？”她问。
“还没。”
她走进厨房，锅碗瓢盆响了一阵，端出一碗面条，上面卧了个荷包蛋。
我坐在桌前埋头吃面，她就坐在对面看着我，一句话也不说。
我知道她想问什么，但她不问，我也就不解释。
辞职的决定我做了三个月。
省城那家公司的工资确实高，月薪两万，年底还有分红，可我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每天对着电脑屏幕敲数据，下班回到出租屋刷手机，周末睡到中午，日子像复印机一样重复。
去年年底父亲病重，我请假回来照顾了他半个月，那半个月里我翻他的旧物，看到了一个泛黄的账本，当时没多想，随手塞回原处。
父亲走的那天晚上，他拉着我的手说：“景行，有些事，得有人去做。”
我当时以为他说的是让我照顾好李秀芝。
现在想来，他说的可能是别的事。
吃完面，我去院子里洗碗。
隔壁的王婶趴在墙头上，探出半张脸：“哟，景行回来了？城里工作不要了？”
“辞了。”
我说。
“辞了？”她声音拔高了八度，“那一个月两万块的工资，你说辞就辞了？你这孩子是不是傻？”
我没接话，端着碗回了厨房。
王婶的声音从墙那头传过来，越来越大声，像是在跟谁打电话：“可不是嘛，李家那小子回来了，说是辞职了……谁知道呢，八成是被开除了……”
我关上厨房的门，把声音隔绝在外。
晚上八点多，我搬出父亲留下的旧木箱，坐在堂屋里翻。
箱子是樟木的，上了铜锁，钥匙一直挂在父亲的书桌抽屉里。
我打开锁，里面是一些旧衣服、几本泛黄的书，还有一本黑色封皮的账本。
账本的纸张已经脆了，边角卷起，一翻就掉渣。
我随手翻开，里面密密麻麻记着村里历年土地账目，从1998年开始，一直记到2019年，每一笔都写得很工整。
我翻到最后一页，上面用红笔圈着四个字——“东头20亩”。
红笔圈的力道很大，纸张都被划破了。
我没当回事，合上账本塞回箱底。
父亲生前是村里的老会计，记账是他的习惯，这本账本大概是他留下的工作记录。
我在心里这么跟自己说。
窗外突然传来一阵狗叫声。
我抬起头，余光瞥见院外有个黑影晃了一下。
我走到窗边，掀开窗帘的一角往外看，院子里空荡荡的，只有月光照在地上，白惨惨的一片。
狗叫声渐渐停了，我正要放下窗帘，突然看见院门口的地上有一个烟头。
烟头还冒着细烟。
我推开门走出去，蹲下身捡起那个烟头。
是红塔山，过滤嘴上还带着牙印。
我脑子里闪过白天的画面——村霸王大彪叼着烟从巷子里走出来，用脚踢了踢我的行李箱，烟头就是红塔山。
“城里混不下去了？回来抢地？”他当时吐了口烟圈，眼睛眯成一条缝，脸上的横肉挤在一起。
我没吭声，拖着箱子从他身边走过去。
现在我手里捏着这个烟头，心里突然涌上一股说不清的感觉。
我回头看了一眼院子，院墙外的巷子里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
我回到屋里，把烟头扔进垃圾桶，又把账本从箱底拿出来，重新翻了翻。
这次我注意到账本里夹着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几个字——“别让人知道。”
是父亲的笔迹。
我坐在灯下，盯着那四个字看了很久，然后把账本塞进自己的背包里，拉上拉链。
02
第二天一早，我扛着锄头去了东头的那块荒地。
说是荒地，其实就是一片长满野草的空地，约莫二十亩，紧挨着王大彪的仓库。
这块地荒了很多年，村里人都不种，说是土质不好，长不出东西。
我查过资料，这块地以前是村里的集体菜地，后来不知怎么就荒了。
我蹲下身抓了一把土，土质偏沙，但不算差，只要好好侍弄，种有机蔬菜完全没问题。
“景行，你真要种地啊？”
我抬起头，看见李秀芝站在地头，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
“嗯，种点有机蔬菜。”
我拍了拍手上的土，站起来，“妈，你放心，我心里有数。”
李秀芝把塑料袋递给我，里面装着几个馒头和一瓶水。
她欲言又止地看着我，最后还是没忍住：“景行，村里人都在说你……”
“让他们说去。”
我接过馒头，咬了一口，“我种我的地，碍不着他们什么事。”
李秀芝叹了口气，转身走了。
我看着她的背影，心里有点酸，但我知道现在不是心软的时候。
接下来的日子，我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扛着锄头去东头翻地。
草根很深，一锄头下去只能刨出一个小坑，我花了整整一个星期才把草根清理干净，然后翻了一遍土，撒上农家肥。
村里人路过的时候都会停下来看一会儿，然后摇摇头走开。
有一次我听见两个妇女在地头嘀咕：“大学生回来种地，脑子坏了吧？”“听说他以前在省城一个月挣两万呢，也不知道犯什么事被开除了。”
“谁知道呢，八成是混不下去了。”
我没理会，继续翻我的地。
王大彪的小弟们倒是天天来。
他们骑着摩托车，轰着油门从地头窜过去，扬起一片尘土，把我刚翻好的土盖得灰蒙蒙的。
我站在地里，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拍了拍身上的灰，继续干活。
李秀芝看不下去，偷偷塞给我一沓钱，说：“景行，你买点好种子，妈这还有几千块。”
我没接她的钱，说：“妈，我有存款。”
“你的存款留着娶媳妇。”
她把钱硬塞进我口袋里，“种地不容易，别省着。”
我没再推辞，把钱收下了。
四月中旬，我从网上买了一套直播设备——一个手机云台、一个补光灯，还有一个三脚架。
东西送到村里的时候，快递员把箱子放在村口的小卖部门口，我走过去拿，被几个打牌的村民看见了。
“哟，景行，买啥好东西了？”一个村民凑过来看了看箱子上的字，“直播设备？你要当网红啊？”
“不是网红，就是拍拍种地。”
我说。
“拍种地？”那人笑出声来，“种地有啥好拍的？能当饭吃？”
其他几个人也跟着笑起来。
我没解释，抱着箱子回了家。
晚上，我把设备组装好，架在堂屋里试了试。
手机屏幕里映出我的脸，黑了不少，瘦了不少，但眼神比在城里的时候亮多了。
我调了调补光灯的角度，把三脚架调到合适的高度，然后在手机上下载了直播软件。
李秀芝从厨房探出头来，看见我摆弄这些东西，问道：“景行，你弄这个干啥？”
“直播。”
我说，“种地的时候拍一拍，说不定能把咱村的菜卖出去。”
“这……这能行吗？”她满脸怀疑。
“试试看。”
我说。
夜里，李秀芝睡了之后，我独自打开泛黄账本，把手机上的地图软件打开，对照着账本上标注的“东头20亩”放大看。
地图上那块地的轮廓清清楚楚，和账本上红笔圈出的范围几乎完全吻合。
我盯着屏幕看了很久，手指在地图上划拉了几下，把王大彪的仓库位置也标注出来。
仓库紧挨着那块地，中间只隔了一条水渠。
账本上除了土地记录，还有几行小字，写的是“王彪——2005年租东头10亩，年租金500元，至今未付清”。
我把这些信息记在心里，合上账本，关灯睡觉。
窗外又传来狗叫声，我没起身去看。
03
六月，地里的菜终于有了收成。
我种的是小青菜、生菜和菠菜，长势不错，绿油油的一片。
我蹲在地里拔了一颗小青菜，根须白嫩，叶片肥厚，闻起来有一股清甜的味道。
我心想，要是能把这些菜卖出去，就能证明这条路走得通。
六月十号，我第一次开了直播。
时间选在下午五点多，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光线最好。
我把三脚架支在地头，手机夹在云台上，补光灯调到最弱档。
打开直播软件，屏幕里出现我的脸和身后的菜地，我对着镜头挥了挥手：“大家好，我是李景行，今天给大家看看我种的菜。”
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大多是村里的账号。
我认出几个熟悉的头像——王婶、小卖部的老刘、村东头的张大爷。
他们不说话，就默默看着，好像在观望我到底要干什么。
我倒也不紧张，拿着手机走进菜地，蹲下来指着地上的菜介绍：“这是小青菜，种了四十天，用的是农家肥，没有打农药。
你们看这叶片，多厚实。”
弹幕里终于有人说话了：“这菜卖不卖？”
“卖。”
我说，“不过现在还少，等下一批长好了，我开链接。”
“多少钱一斤？”
“五块。”
弹幕里有人发了个惊讶的表情：“五块？超市里才两块。”
“这是有机的，没有农药化肥，口感不一样。”
我说。
没人再说话了。
我继续在菜地里走，举着手机拍了一圈。
走到地头的时候，镜头无意间扫到旁边的水渠，水渠里流着灰绿色的水，散发出一股腥臭味。
我顺着水渠往上看，发现一根白色的排水管从王大彪的仓库里伸出来，正往水渠里排污水。
弹幕里有人问：“那是啥？咋那么脏？”
我赶紧把镜头移开，说：“那水渠有点脏，咱们换个地方看看。”
直播间里的人渐渐散了，最后只剩三个人。
我关了直播，坐在田埂上，盯着那根排水管看了很久。
灰绿色的水从管口流出来，在水渠里泛起白色的泡沫，顺着水流往下游飘去。
我心里有了一个念头。
晚上十一点多，李秀芝已经睡了。
我换了一身深色的衣服，从厨房里拿了一个空的矿泉水瓶，悄悄出了门。
村里的路灯早就关了，只有几户人家的窗户还亮着灯。
我沿着巷子走到东头，绕到王大彪仓库的后墙。
排水管的位置我记得很清楚，就在仓库后墙的墙角，离地面三十公分。
我蹲下身，拧开矿泉水瓶的盖子，把瓶口对准排水管口。
水很凉，带着一股刺鼻的化学味道，我的手抖了一下，但还是接满了半瓶水。
我拧紧瓶盖，把水瓶揣进怀里，转身往回走。
刚走出几步，身后传来一阵脚步声。
我回头看了一眼，巷子口站着一个人，手里夹着一根烟，烟头的红光在黑暗里一闪一闪的。
“谁？”那人问。
我没回答，加快脚步往家走。
回到家，我把矿泉水瓶用保鲜膜裹了好几层，放进冰箱最里层。
然后我拿出账本，翻到最后一页，借着手机的灯光仔细看。
账本上除了土地记录，还有几行小字——“王彪，拖欠租金，2005年-2019年，共15年，每年500元，合计7500元。”
我算了算，按现在的土地流转价格，二十亩地一年的租金至少两万。
王大彪用了这么多年，只付了不到十分之一的钱。
账本的后面还夹着一张纸，上面是父亲手写的几行字：“东头20亩，1998年划为集体菜地，2003年被王彪强占建仓库，多次交涉无果。
村干部王某为其堂叔，不敢上报。
2005年起，村里被迫签下租约，年租金500元，至今未付清。”
我把账本和那张纸一起拍了照，存进手机里。
第二天下午，我照常去地里浇水。
刚走到地头，就看见王大彪带着两个人站在我的菜地里，他脚边是我的三脚架，已经被踢倒在地，手机屏幕碎成了蜘蛛网。
“你昨晚是不是在仓库附近转悠？”王大彪叼着烟，眯着眼看我。
我的心跳了一下，但脸上的表情很平静：“没有。”
“没有？”他走过来，一把揪住我的衣领，“我的人看见你了。”
“你看错了。”
我说，“我昨晚在家睡觉。”
他盯着我的眼睛看了几秒，突然松开手，冷笑了一声：“最好是这样。
你要是敢耍花样，别怪我不客气。”
说完，他一脚踢开地上的三脚架，带着两个人走了。
我蹲下身，捡起三脚架和碎屏的手机，手指捏得发白。
手机还能开机，我打开相册，照片还在。
我深吸了一口气，把手机装进口袋，继续浇水。
水流渗进土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我蹲在地里，看着那些绿油油的菜叶子，心里突然涌上一股说不清的力量。
04
王大彪走后，我蹲在地头，把碎屏的手机翻过来看。
屏幕裂成蛛网，但还能点亮。
我打开相册，昨晚拍的排污口照片还在。
我心里松了口气，把手机揣进兜里，继续浇水。
李秀芝从屋里跑出来，看见地上的三脚架碎片，脸色发白：“咋了？他又来了？”
“没事，妈。”
我说，“设备坏了，我再买新的。”
“报警吧，景行。”
她拉着我的手，“这人太欺负人了。”
“报警没用。”
我说，“他没打我，只是砸了设备，就算去了派出所，顶多批评几句，回头他更嚣张。”
李秀芝眼眶红了：“那你咋办？”
“我有办法。”
我说。
晚上，我把碎屏手机的储存卡取出来，插进读卡器，把里面的照片和视频全部复制到笔记本电脑里。
然后我又找出一只备用手机——去年换下来的旧机，屏幕有一条划痕，但还能用。
我装上直播软件，调好参数，塞进口袋。
我打开衣柜，从夹层里摸出那本泛黄账本。
下午王大彪来时，我已经提前把它转移到了这里。
我翻到最后一页，用手机拍了每一页的细节，然后复印了一份，原件重新藏进衣柜夹层，复印件塞进书包里。
做完这些，我坐在床边，盯着窗外发呆。
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的影子被月光拉得很长，风吹过，叶子沙沙响。
我想到账本上那些字——“王彪，拖欠租金，2005年-2019年”，还有父亲手写的“强占”“交涉无果”“不敢上报”。
这些字像一根根刺，扎在我心里。
我拿出手机，打开地图，找到镇上的环保局电话，存进通讯录。
但我没打——我知道，光靠一个电话没用，得有证据，得有外部力量介入。
第二天，我背着书包去了镇上，买了一台新的手机云台和补光灯。
老板娘认得我，笑着说：“又来进货？”
“嗯。”
我说。
“听说你种菜直播？”她问，“挣钱不？”
“还行。”
我说。
她没再问，收了钱，把东西递给我。
回到家，我开始蹲在地里，假装浇水、拔草，实际上一直在盯着王大彪的仓库。
那根排水管还在往外排污水，灰绿色的水顺着水渠流向下游的河。
我趁没人注意，用备用手机拍了一段视频，又拍了几张特写。
晚上，我把这些素材整理好，存进电脑里，再备份到网盘。
半个月后，王大彪又来了。
这次他没带人，一个人开着皮卡车停在我地头，下车时手里拎着一根铁棍。
我正蹲在地里除草，听见引擎声抬起头，他已经走到我面前。
“你是不是还在拍？”他问。
“拍什么？”我说。
“别装傻。”
他举起铁棍，指着我的手机，“拿出来。”
我把手机递给他。
他接过去，看了看屏幕，突然把手机摔在地上，一脚踩上去。
屏幕碎了，后盖弹开，电池滚了出来。
“我警告过你。”
他说。
我没说话，看着他踩碎我的手机，转身钻进皮卡车，扬长而去。
等他走远了，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只备用手机——刚才他摔的只是我平时用的旧手机，备用手机我一直揣在另一个口袋里，录像功能一直开着。
我按下停止键，保存视频。
视频里，王大彪的脸清晰可见，他摔手机、踩手机的动作一清二楚，连他说的那句“我警告过你”都录得清清楚楚。
我盯着手机屏幕，看着王大彪挥棒的动作，心里涌上一股冷意。
还不够，我想。
这些证据还不够让他彻底翻不了身。
我要等他亲自走进一个无法狡辩的现场，把所有证据甩在他面前，让他连狡辩的机会都没有。
05
八月十五号，傍晚。
我蹲在菜地里调节直播支架，太阳快落山了，光线正好。
我正准备开播，余光瞥见村口有动静——一辆白色的面包车停在老槐树下，车门打开，下来三个人，扛着摄像机，脖子上挂着记者证。
我的心跳猛地加速。
我等这一天等了很久。
我放下支架，站起身，朝那辆车看了一眼。
其中一个人拿着话筒，正和路边的大爷说话，大爷指了指我家的方向。
我深吸了一口气，转身走回屋里。
李秀芝正在厨房里择菜，看见我进来，问：“今天不直播了？”
“今天有别的事。”
我说。
我走进卧室，打开衣柜夹层，拿出那本泛黄账本。
然后我打开冰箱，取出那个用保鲜膜裹了好几层的矿泉水瓶，里面灰绿色的水还保持着原来的颜色，没有变质。
我又从抽屉里翻出备份储存卡和备用手机，把所有东西一股脑装进一个旧书包里。
李秀芝站在门口，看着我往包里塞东西，问：“景行，你干啥？”
“妈，”我拉上书包拉链，抬头看着她，“今天有人来帮咱了。”
她愣了一下，还没来得及说话，门口就响起了敲门声。
咚咚咚。
我拎着书包走到大门口，手放在门把手上，回头看了一眼李秀芝。
她站在堂屋里，双手攥着围裙，眼神里全是紧张。
我拉开门。
门外站着三个人，领头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记者，短发，穿着黑色夹克，手里拿着话筒。
她身后是两个摄像师，扛着机器，镜头已经对准了我。
“你好，请问是李景行吗？”女记者问，“我们是市电视台的，接到一封关于你们村土地和排污问题的举报信，想来了解一下情况。”
“是我。”
我说，“进来吧。”
话音刚落，巷子那头传来脚步声。
我转头看去，王大彪叼着烟，从巷口走过来，身后跟着两个小弟。
他看见门口的摄像机，愣了一下，随即脸上堆起笑容，大步走过来。
“哟，记者来了？”他走到门口，上下打量了女记者一眼，“咋了？村里有啥新闻？”
女记者看了他一眼：“你是？”
“王大彪，村里的。”
他伸出手。
女记者没握，转头看向我：“这位是？”
“他是……”我刚开口，王大彪就插话进来。
“记者同志，你们来采访啥？我配合。”
他笑着说，“我这人最讲道理。”
女记者转向他：
“我们接到举报，说村里有人占用集体土地建私人仓库，还向河道排放养殖污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