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峪｜以项飙为方法，在大学重建“附近”

2026年4月，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项飙相继在四所高校举办巡回学术讲座：4月6日在中山大学主讲“人类学与我们所处的时代”；4月8日在香港大学以“Ambition: Migration, Desire and Fatigue in China”为题展开分享；4月9日下午于香港中文大学开展对谈“University and the Public: Staying with Our Common Concerns”；4月14日走进浙江大学，带来讲座“如果已经看清一切，为何还这般心慌”。系列活动均聚焦当代社会现实与公共议题，场场反响热烈，成为现象级的人文思想交流活动。

最近几乎每隔几天，社交平台上便涌现讲座现场的分享画面：会场内人群层层叠叠，过道、台阶皆站满听众，无一人中途离场；讲座与对谈结束后，项飙被听众团团围住，签名、合影、深度提问接连不断，学术交流的热忱消解了当下普遍的人际疏离。细心的网友发现，项飙随身背负的书包，与多年前《十三邀》第四季访谈中出现的完全一致，朴素无华的物件伴随他数十年学术之路，网友亦给出精准注解：“小小的背包，大大的世界。”

项飙

“遇事不决问项飙。”这句流行于青年群体的话，看似戏谑，实则映照出AI时代群体的精神困境与内心期待。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语境下，生活节奏持续加速，算法构筑信息茧房，割裂人际联结，垂直内卷的竞争逻辑异化生存状态，个体精神被不断拉扯，努力与回报的对应关系日渐模糊。当人们既无法彻底“躺平”，又难以在功利竞争中找到精神归属，项飙的言说与思考，成为直面困境、探寻出路的重要参照。大家向他提问、与之交流，并非渴求唯一标准答案，而是确认：关乎生存与联结、焦虑与归属、人文与公共性的命题，始终值得被认真提出、深度探讨、真诚回应。

从“浙江村”到全球“猎身”：项飙一以贯之的社区与联结命题

真正奠定项飙学术根基，也让我持续深入研读其思想的，是代表作《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这部作品源于他本硕阶段长达六年的沉浸式田野调查，抛开学术功利性目标，全身心扎根北京近郊外来务工人员构建的“浙江村”，以平视的视角、长期的陪伴，完整记录了这个边缘社区在政策、市场与日常生活的多重交织下，如何生存、运转、构建独属于底层群体的社会联结与生存秩序，成为中国社会人类学田野研究的经典之作。

项飙著《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

项飙在书中直言：

我之所以能够在“浙江村”毫无计划地泡六年，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科学研究和教学还没有被正规化。学校里既无考试的压力，也没有发表的要求。如果说《跨越边界的社区》有什么特别的优点，那就是我对调查对象的超乎寻常的熟悉亲密程度。这种熟悉，只有靠开放的、长时间的、不赶任务的“浸泡”才能获得；没有这种熟悉，就不会有真正贴切和丰富的分析。如我在书里所说，“浙江村”在我心中更多的是一个现实，而不是用以写文章的题目。

基于这份沉浸式的田野积累，项飙精准提炼出“浙江村”的生存逻辑与生命力内核：“‘浙江村’把物质生活（做服装）和人的生产（生活体系）用同样的方式组织起来。这两个体系重叠是它独特的生命力所在。”针对社区变迁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他给出极具穿透力的判断：“‘浙江村’的正规化不能被理解为是‘现代’对‘传统’的替代，而应该放在一个更大的‘社会分割—价值攫取’的发展逻辑下来考察。所谓‘分割—攫取’，是指强势者通过对社会群体进行区隔来攫取价值。”

项飙著《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动》

这份扎根真实社区、关注人际联结、剖析社会结构的学术脉络，贯穿项飙整个研究生涯，后续《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动》，更是将研究视野从本土社区延伸至全球产业链，聚焦跨国技术劳工的生存困境，揭示全球化背景下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不平等，延续了对“人、社群、社会联结”的核心关切。

项飙在书中清晰定义“猎身”这一全球劳动力机制：

猎身的基本操作程序是：印度人在世界各地开办咨询公司（bodyshops，本书称它们为“劳力行”），从印度招收IT工人，然后根据客户企业的项目需要把这些劳动力提供给客户。不同于传统的中介招聘机构，劳力行不是简单地把雇员介绍给雇主就完了，而是直接代表雇主管理工人，包括为工人提供担保、办理临时工作签证、支付工资、安排食宿等等。因此，在猎身中，工人们与他们的真正雇主不发生任何直接的法律关系，从而雇主随时可以裁减他们；如果雇主不再需要这些工人，劳力行可以将他们派给另一个客户，或者让他们“坐板凳”（benching）——等待下一个职位。

立足全球视野，他对边缘群体与社会话语权的思考直指本质：“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大片沉默着的真正的边缘……当权者——或者是把自己想象成当权者的观察者——总希望会当凌绝顶，看高耸入云的孤峰，认为山峰决定了地貌；而事实上是山底无数石块、泥土和植被托付着山体。有没有可能把边缘的话语组织成世界话语？”

从本土城中村的社群生态，到全球劳动力的流动困境，项飙的研究始终围绕“人与人的联结、人与空间的归属、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展开，这一脉络自然延伸至近年《你好，陌生人》、“重建附近”的公共论述，也为反思AI时代大学教育、公共性重建提供了坚实理论支撑。项飙在最新学术访谈《把自己作为方法　把世界作为对象——数字时代的知识生产与田野观察》（《探索与争鸣》2026年第1期）中，进一步系统阐释自身学术立场，作为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欧洲人文和自然科学院院士，他在访谈中明确提出“以自己为方法，以世界为对象”的核心主张，强调知识生产必须扎根真实生活、直面现实问题，拒绝悬浮的理论推演与抽象的学术空谈，这一理念与“附近”理论高度互文，也为数字时代人文研究、大学教育指明了方向。

《你好，陌生人》：陌生化伦理与“看见最初五百米”的实践

《你好，陌生人》并非项飙学术方向的突然转向，而是其数十年田野思考的大众表达，书中对“陌生人”“陌生化”的解读，直击现代社会人际疏离的本质，也让“附近”理论从学术研究落地为可感知、可实践的生活理念。

项飙等著《你好，陌生人》

项飙在书中明确界定“陌生人”的核心内涵：“陌生人不仅仅是你不认识的人，陌生人是你刻意不去认识的人。陌生人成为陌生人背后其实是一个陌生化的过程。陌生化是指你是在刻意地做一种努力，不去彼此认识。”面对现代社会普遍的人际隔阂，他清醒地指出：“陌生人并不是社会生活的异常状态，而恰恰构成了它的常态。”

在算法主导、效率至上的当下，人们习惯蜷缩在熟悉的圈层内，刻意回避与身边陌生人的交流，将陌生性视为需要消除的不安因素，而项飙提出的“看见陌生人”，并非强迫建立亲密关系，而是重拾对身边他人的关注与尊重，练习与周遭世界的温和联结。他进一步阐释：

跟陌生人交往，是一种场景阅读，是对生命经验的调动。

你好，陌生人，不是要我们直接跟陌生人交朋友，而是要我们去观察、去注意、去想象。这个陌生人，他此刻在想什么？学会看人之后，我们周边的面目会清晰起来。

基于这一理念，项飙与建筑师、策展人何志森共同发起“看见最初五百米”Mapping工作坊，回应城市规划中“最后五百米”的功利性提法，倡导人们回归自身周边的日常空间，重新看见被忽视的身边人、身边事，在最贴近自身的“附近”里，重建人与人的情感联结。在广州石牌城中村的工作坊实践中，参与者林立风的案例极具代表性：他自幼与母亲关系紧张，深陷亲子隔阂与情感对立，在工作坊中，他通过录制散步环境音、亲子争执声、亲友谈论声，乃至反抗冷暴力的“无声之声”，以声音为媒介，梳理亲子关系、尝试理解母亲，这一实践恰恰印证，即便在最贴身的亲密关系中，陌生化依然存在，而重建“附近”，就是从看见最亲近的人、修复最细微的关系开始。

大学公共性重建：以附近为起点，回归育人本质

项飙在围绕“重建附近”的讨论中强调：“附近的消失”并不是空间意义上的消失，而是我们理解生活与社会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大家对自己周边的世界没有那种要浸淫进去，形成一个叙述的愿望或能力。”（《十三邀》第四季第四期）这一判断，在当下大学校园里得到了极致印证，也成为我在通识教学与书院工作中，最直观的感受。AI时代算法裹挟与内卷化竞争，让青年学生彻底陷入“附近缺失”的困境：算法精准推送符合自身认知的内容，构筑起密不透风的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学生失去接触多元观点、包容异质思想的可能，哈贝马斯笔下理性对话、平等交流的校园公共空间不断萎缩。

比信息茧房更令人警醒的，是青年学生归属感的彻底异化。课堂上，一位成绩优异的AI专业学生曾坦言：“从我成长到现在，我觉得我存在的方式就是卷，只有卷才给我一种家的感觉。”这句话精准戳中当下青年的生存痛点：当绩点、排名、竞赛成为唯一的价值标尺，垂直化的功利竞争取代了所有人际互动，学生彻底失去对校园、对他人、对周边生活的感知，将内卷化的生存状态当作唯一的精神归属，校园里的“附近”彻底消亡，人与人之间只剩工具性的利益往来，毫无情感联结与社群温度可言。有一位来自意大利的学友曾经和我分享他来港教学的感受：“校园里无人嬉戏！”（No one is frolicking on the campus！）我也深有同感。无论是在哪个大学的校园，随处可见低头紧盯手机、佩戴耳机的学生，他们沉浸在虚拟世界中，彻底隔绝与物理空间、身边他人的联结，对周遭的风景与人事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更值得反思的是，同一批学生在课堂上可以热烈讨论、思想碰撞，形成临时的学术共同体，可走出教室，在校园中相遇便立刻退回陌生人状态，课堂上的思想交流仿佛从未发生，师生、同学之间只剩课程、分数、任务的工具性关系，大学本该有的人文温度、社群归属感、精神共同体属性，在这种陌生化与疏离感中荡然无存。

2026年4月9日下午，项飙在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礼拜堂举行题为“University and the Public: Staying with Our Common Concerns”（大学与公众：坚守我们共同关切的问题）的学术对谈，这也是他时隔多年再度在香港高校举办公开讲座。因教学安排冲突，我未能全程现场参与这场早已期待的学术对谈。开场前，我曾到崇基学院礼拜堂稍作停留。讲座开始仅半小时，场内已座无虚席，过道与台阶上亦站满了听众，现场秩序紧凑而安静，显见这场对话所引发的关注度。待我下课匆匆赶至现场，讲座已结束近一小时，项飙仍被热情的读者与听众团团簇拥，耐心交流、答疑、签名，久久未曾离去。这种发生在散场之后的互动，使一场学术讲座在时间与空间上得以延展，也让“附近”不再只是一个抽象的理论概念，而成为一种通过身体在场、持续交流而具体生成的关系形态。

2026年4月9日讲座现场

《明报》星期日生活版专题报道完整梳理了对谈核心内容。项飙在交流中明确指出，当下大学的核心危机是公共性的萎缩，大学日益陷入专业化、工具化、量化考核的闭环，只注重学术产出与人才培养的功利性目标，逐渐淡化了思想共同体、生活共同体、情感共同体的本质使命。针对青年学生深陷内卷、疏离、信息茧房的困境，他进一步阐释，“附近”是大学公共性的最小实践单元，重建附近并非退回封闭的熟人社会，而是引导学生跳出单一的竞争逻辑，放下对虚拟世界的过度依赖，从课堂讨论、书院交流、校园公共互动等微小场景出发，练习理性对话、包容异质观点、建立真诚联结，以此打破算法茧房与人际隔阂，重建真正的校园公共空间。

项飙同时强调，AI技术不断迭代的当下，标准化知识传授、机械化思考早已可被技术替代，大学更需回归“育人而非育才”的核心，摒弃职业培训所的定位，成为青年学生安放自我、理解他人、建构生命意义的精神家园。香港中文大学公共人文学课程的设立，正是打破学术壁垒、联通学术与日常、让人文思考落地校园生活的有力实践；而书院制与通识教育的深度融合，更是通过营造生活化、社群化的校园环境，抵抗“附近的消失”，重建师生、生生之间的真实情感联结，践行大学的人文使命与公共责任。

曾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的金耀基教授以《大学之理念》系统阐释大学的核心价值，陈平原教授深耕中国大学研究，著有《大学有精神》《大学何为》《大学的读法》等多部力作，对中国大学的精神脉络与当代使命有着精到见解。2025年10月31日，两位学者在香港中文大学大学书店，以“大学有精神”为题展开对谈，现场同样座无虚席、反响热烈。这种人文空间的持续存在与广受欢迎，清晰印证：以大学为平台，建构开放、真诚、有温度的公共对话空间，不仅值得期待，更完全可行且至关重要。

本文作者和项飙

从《跨越边界的社区》到《全球“猎身”》，从《你好，陌生人》到“重建附近”，项飙数十年的学术思考，始终围绕现代人的人际联结、社群归属、公共性重建展开，始终扎根真实生活、关注个体命运、回应社会议题。对于AI时代的大学而言，以项飙为方法，在校园社区里重建“附近”，就是重拾被算法与内卷遮蔽的日常烟火，修复被工具理性割裂的人际联结，回归大学的人文精神与公共属性，让大学重新成为有温度、有归属感、可称之为“家”的精神共同体。这不仅是对大学本质的坚守，更是数字时代人文价值最切实的回归与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