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俊平国学管理经典著作《从卓越到中庸》连载20：第三章（五）

唐朝——开放性的文化特色及用人体制

唐初政治、军事强盛，奉行“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实行一种开放的政策。唐初的开明君主李世民重视文化交流，为唐代289 年的统治定下了一个开放的基调。唐文化以汉族文化为主体，汉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有“三人行， 必有我师焉”的训诫。作为理念形态的儒家文化以“和为贵”， 有相当大的包容性，这也是唐文化具有开放性的一个内在原因。佛教文化也是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唐文化之所以具有开放性也是因为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佛教认为万类不分，一切皆空，主张以慈悲为怀，普度众生，这种普世观念影响了唐文化的开放性。

“贞观之治”时期，唐太宗在用人、纳谏和民本意识方面，

达到了古代统治者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任用贤才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不论亲疏；其二，不拘一格；其三，用人不疑；其四，用其所长；其五，赏罚得当。此外，唐太宗还认识到，君主个人的本事是有限的，要治理好国家就必须广泛听取臣下的意见，虚心纳谏。魏征是犯颜敢谏的代表。

唐代在中央行政管理方面推行“三省六部”制度。三省指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其正常的职责分别是下达命令、评议审查和贯彻执行；六部指尚书省下的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和工部，属于中央政府的执行机构。

唐代的官员管理特别是其中的官员考核制度很有特色，形成了一套包括考核对象、考核标准、考核方式和组织管理措施的较为完善的体系。关于考试的内容，分为“四善二十七最”，四善：“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简单地说就是：德、慎、公、勤四个字，这四善是对于所有流内官均适用的一套标准，大多偏重官员德行品性。二十七最，这是针对各个职位的具体工作而规定的不同要求，偏重对其在职才能的考查，这里的“最”是各个职位的任职资格。这类标准恰当、明白，具有可操作性。以此类推。每年一次的这种考核，显然，对于广大官吏是既有鼓励，又有监督。

此外，唐代在人才培养和选拔方面也推行了一系列行之有

效的制度。科举考试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正式确立起来了，它对于广泛吸收社会精英、扩大统治基础具有重要的作用。该制度对英国的“文官制度”，乃至现代的公务员制度，都发挥了重要的影响。

宋朝——高度专权与以“程朱理学”为主的儒家流派

宋代是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管理的“定型”时期。宋代鉴于唐末皇权衰微、天下分崩离析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强化中央集权，形成了皇帝高度专权、中央严密控制地方的政治管理体制。首先，牢牢控制兵权（“杯酒释兵权”）；其次，削夺地方权力（财权、司法权和官吏任免权）；最后，限制官员的权柄。“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统归皇帝一人，皇权走向极端。

行政权力的过分集中，导致机构庞大，职官重叠，效率降低；兵权过分集中，导致将兵分离，指挥失当，战斗力削弱；财权过分集中，导致竭泽而渔，加上朝廷大量养兵、养官，财政入不敷出。为此，北宋中期兴起改革浪潮，其中“庆历新政” 和“熙宁新法”最著名。

“庆历新政”的主持者是范仲淹，其改革的中心内容是整顿吏治。具体措施有：

●明黜陟（限制按年资升迁的制度）；

●抑侥幸（限制贵族子弟做官的特权）；

●精贡举（注重对实际能力、学问品行的考查）；

●择长官（慎重选择地方官）；

●均公田（以厚禄养廉）；

●厚农桑（搞好农业生产）；

●修武备（实行府兵制，增强军队实力节省养兵费用）；

●推恩信（信赏必罚）；

●重命令（厉行法治避免朝令夕改）；

●减徭役（减免农民劳役）。

“熙宁新法”的主持者是王安石，其重点在整顿财政。新法的内容有：

●均输法（统筹购买物资，降低运输费用，平抑商品供求， 打击囤积居奇）；

●青苗法（青黄不接的时候，由政府贷给农民钱谷抑制土地兼并）；

●农田水利法（提倡庶民百姓可以向政府建议浚河筑堤，鼓励富人兴修水利，政府可以为工程提供贷款，按成绩奖励。豪强不得任意垄断水利）；

●免役法（当役者可以缴纳役钱免役。差役一律由官府出钱进行招募）

●市易法（防止垄断）。

●方田均税法（按照地势和土质的肥瘠分为 5 等，依地之等级和各县原来租税数额分派定税。至次年 3 月丈量完毕， 公布于民。均税，是对清丈完毕的土地重新定税，目的是抑制土地兼并）。

《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认为：但凡有作为的君主，必须具有“仁”“明”“武”三种品格，即道德、智慧和才能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仁”，是指实行仁政，开展教化，养育百姓，化育万物；“明”，是指明白治国之道，了解国家的安危形势，识别人才，辨别是非；“武”，是指自有主见， 敢于决断，不为奸佞所迷惑。关于“治国之要”，司马光提出“官人、信赏、必罚”的观点，其核心就是解决皇帝用人、用什么人和怎样用人的问题。

程朱理学作为宋明理学的主要派别之一，是指宋朝以后由程颢、程颐、朱熹等人发展出来的儒家流派。程朱理学以“理一分殊”的命题，理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同时也是理想的社会规范和政治模式。

本文节选自段俊平先生国学管理经典著作《从卓越到中庸——中国化的管理智慧》

段俊平：著名国学专家、著名书法家、知名管理学者，香港城市大学（东莞）客座教授、香港城市大学管理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管理学硕士、京麓书院创始人、民建中央文化委委员、民建北京海淀文化委主任、曾被评为“中国百名最有影响力专家”。长期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与创新，倡导将东方管理智慧与现代管理科学相结合，创立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化管理”新儒学应用理论，深受学术界与企业界的高度认可。在国内外300多种学术期刊和杂志发表数百篇论文，其中多篇文章被选为议论文范文，入选中小学选修课本及中考试题。著作《企业幸福力》、《传承的力量》、《大道行简》、《中国管理往事》、《从卓越到中庸》等中国化管理专著，多次成为年度畅销管理类图书，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