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玥、宋念申、胡箫白｜三城记：历史与记忆维度下的中国城市史研究

近年来，城市史研究逐渐成为历史学、社会学与文化研究等相关领域的重要议题。相较于传统历史叙述往往以国家、制度、战争与政治为聚焦的学术范式，新时期的城市史研究更关注具体空间中的日常生活与个体经验，试图从街道、建筑、交通、消费行为、社会问题、情绪、个人与集体记忆之间的张力、乃至文学想象中重新理解中国城市的形成过程。在这样的研究视角下，城市不再只是国家权力运作的背景板，而成为社会关系、文化认同与历史经验不断交织的复杂场域。也正因如此，北京、沈阳与南京这三座区域不同、形态各异、气质迥然的城市，便构成了观察中国现代性与历史记忆的三个极具代表性的样本。

对谈现场

2026年5月8日，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邀请华盛顿大学杰克逊国际研究院和历史系双聘施友忠讲席教授董玥、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教授宋念申，在南大仙林校区大众书局与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胡箫白副教授展开了一场题为“三城记：历史与记忆维度下的中国城市史研究”的深度对话。三位学者围绕北京、沈阳与南京三座城市，从空间重塑、权力博弈与文学想象等多个维度进行全方位探讨，重溯城市史研究的范式与路径，在历史与记忆的重叠处为我们揭开了城市历史研究的全新面貌。

城市史研究的源起：三位学者的“最大公约数”

尽管研究场域横跨华北、东北与江南，三位学者切入城市史的初衷却有着迷人的共性，即对城市历史演进中“流动性”与“日常性”的关怀。

《民国北京城：历史与怀旧》

董玥教授的研究集中于中国近现代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她在2003年所出版的英文专著《民国北京城：历史与怀旧》（Republican Beijing: The City and its Histories）探讨了1911至1937年间北京从“帝国首都”向“民国城市”转型的复杂过程。通过在书中提出的极具启发性的核心概念——“回收”（recycle），董玥指出，旧物、旧记忆与旧印象并非单纯消失，而是被不断循环利用，构成了民国北京独特的文化气质。谈及研究初衷，董玥回忆起她八十年代在北京读大学的时光。当时她对于北京的小胡同和老地名这些饱含历史记忆与现代改造痕迹的城市景观有着朴素而旺盛的好奇，也驱使着她每到周末就开始的城市探索的旅程。九十年代赴美后，她跟随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教授读博，尽管周锡瑞更关注中国的革命问题，但受法国文化史思潮影响，当时的美国学界开始将目光投向中国城市，彼时的博士生们也都开始选择城市史的研究论题。而董玥的尝试，则是打破当时以“上海经验”为主导的中国现代城市研究范式，转而选择她拥有丰富生活体验的北京城市史作为其博士论文的选题，试图通过北京的案例，提供一种不同的、更具层累感的现代性启发。

《西塔：一个东北街区中的空间、国家与日常》（The Neighborhood: Space, State, and Daily Life in a Manchurian City）

宋念申教授的研究兴趣包括区域与全球史视角下的中国近现代史、边疆史、民族史、东亚史等，而他在新著中则将对区域与全球史的关怀落脚于东北城市的一个小街区。他于2025年出版的新书《西塔：一个东北街区中的空间、国家与日常》（The Neighborhood: Space, State, and Daily Life in a Manchurian City）以沈阳中心区一个1.2平方公里的“西塔”街区为切入点，探讨其从1644年建成到21世纪前二十年这近四百年间的空间变迁，并以此展现一个现代城市、国家与区域的形成路径。西塔在清代是一个与王朝秩序紧密相连的藏传佛教空间，到20世纪被日本占领时，又成为汇聚包括朝鲜半岛的移民、劳工、传教士与商人的东北亚跨境流动枢纽。1990年代后，该区域进一步转化为以餐饮、购物、娱乐为标识的都市消费空间。宋念申试图从这一微小的空间出发，探讨东北边疆与东北亚宏观结构变迁与城市转型的历程。

对沈阳西塔这样一个小社区的关注，源于宋念申对城市中所谓“固定的东西”在长时间历史脉络的关注，即对变化性与流动性的敏锐探查。这不仅是宋念申介入城市史研究的起点，亦与他长期做边疆、边界方面的课题的兴趣相关。从西塔这一固定的建筑物出发，宋念申如地质学家般将每个时期西塔的“地层剖面”一一考证并展现在读者面前，而试图在这种层累的结构中理解构成现代城市最为重要的基础因素。

《“莫愁”之城：文化符号与南京景观记忆》，胡箫白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25年12月

胡箫白副教授则致力于从文化景观中打捞南京的记忆，倾向于从那些独特而边缘、甚至带有虚构性的文化符号中，去理解一座城市的精神骨架。他的新著《“莫愁”之城：文化符号与南京景观记忆》选取了“莫愁”这一看似细微却极具穿透力的文化象征，梳理其从六朝到明清叙事的演变，剖析了这一文化符号背后蕴含的社会背景与时代变迁。这一视角不仅是对莫愁湖个案的剖析，更折射出作者对前现代中国城市文化的深刻思考，即考察这些胜景的命名、题咏与景观结构，从而关注不同于西方的中国城市经验。在即将出版的《胜景金陵》中，他将进一步系统考察南京的景观文化，对南京城市空间展开更为细致入微的探索。

由此可见，三位学者各自的城市史研究，既是情感体验或者兴趣使然，亦有宏观学术思潮的推动。但作为中国学者，他们并没有局限于西方理论视野下对中国城市史研究的规定，而是挣脱了学术范式的框架桎梏，真正关注城市的本身，并表达中国学者独特的观察与思考。

空间与群体：城市研究中的“中心”与“边缘”

在城市史的研究坐标系中，“中心”与“边缘”往往构成了一组极具张力的辩证关系。胡箫白在对话中敏锐地观察到，三位学者在各自的城市书写中，表现出一种高度的一致性，即他们鲜少被那些纪念碑式的宏大建筑所吸引，反而更愿意将笔墨倾注在城市中那些边缘性、过渡性乃至处于“褶皱”地带的日常空间。这种对边缘地带的认知转向，构成了理解他们城市研究学术底色的重要维度。

针对这一问题，董玥指出，城市的“空间经验”本质上植根于“生活在这片空间里的人类的活动”。在她看来，重要的是这片空间中真实的人的生活经验。学者应该去关注人类如何理解、定义这片空间，又是如何规划、利用它的。她坦言，“城市史研究其实和做其他的历史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城市只是理解人类文明的一个中介”，我们用城市作为透镜理解社会、国家、乃至人类的行为，这是城市史研究最真实和持久生命力的来源。

宋念申则提出了一个犀利的观察，即城市本身已经是一个聚合的地方。即使再研究边缘，也无法脱离其与中心的关联。这恰恰涉及到城市产生最为根本的原因，即其与乡村的本质差别。宋念申以他的沈阳研究举例，在全国版图中，沈阳看似是位于关外的“边缘城市”，但作为关外最大城市，它又在东北具备着某种政治与经济方面的“中心性”。而宋念申关注的西塔社区亦正好是一个中心与边缘相叠加的地方——其位于沈阳的市中心，但又处在多种竞争性国家建设势力的边缘地带。宋念申指出，正是城市的这种边缘性与中心性兼具的特征，即其所处的所谓“in between”的双重地带，才为历史学家提供了深入研究与阐发的窗口。

由此可见，这种“中心”与“边缘”的定义并非绝对的，它是可以互动与共存的。如何从这一看似对立的概念去诠释历史，恰是历史学家在城市史研究时一个重要的切入口。延续对这组概念的探究，胡箫白将话题从空间引入群体的书写中。历史中的普通人往往无法通过直接的文字记录表达看法，他们在历史上往往是“失声者”或者是被替代发声的对象。那么在城市史的研究中，普通人是怎样进入历史叙事的？我们怎么能避免让国家、知识分子、殖民者或者媒体这种上层视角替普通人说话的情况？

董玥

董玥借由胡箫白对南京莫愁湖的研究给出了回应。她认为，莫愁湖的传说不仅仅是文人的虚构，它为普通民众提供了一种超越个人的、普遍的情感连结。关乎“中心”与“边缘”的矛盾，她深刻地指出，边缘往往是某种权力框架人为创造出来的，而非自然生长的结果。因此，在很多情况下，统一的城市叙事并不必然排斥个体，它可以成为个体经验的某种集合，而不必通过界定身份的高低来割裂历史。她援引著名英国史学家E.H.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的《历史是什么？》（What is History）中的观点，“是历史学家把历史变成历史”，强调历史学家可以在写作时选择面对过去真实存在的人，应忠于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对话”关系。这意味着研究者需要穿透史料的迷雾，去寻找那些被上层视角遮蔽的庶民痕迹。

针对“中心”“边缘”的二元性，胡箫白总结道，这种“中心”与“边缘”的相对性，本质上是被国家层面的权力关系所形塑的。历史学家的使命，不仅在于描述这些关系，更在于将眼光拉长、拉远，超越被形塑的相对概念，去捕捉那些在权力缝隙中闪烁的、属于普通人的真实生活图景。这种视角，不仅是对城市史研究的扩容，更是对历史学人文关怀的某种回归。

重写国家：城市叙事的影响力

董玥的作品关注二十世纪早期北京的演变，而宋念申笔下的西塔亦是清王朝、日本殖民者等种种权力纠缠的地区。胡箫白由此提问，对城市史的书写是否会影响或是抵抗国家层面的宏大叙事？从城市视角展开的历史是否给予大家一个全新的理解历史的路径？

董玥首先从“情绪”与“城市经验”切入，指出现代城市生活与人的情感结构密切相关。古代社会并非没有情感，但现代城市中的“喜欢”“幸福”“快乐”等表达方式，已经成为人们评价城市的重要标准。所谓“喜欢一个城市”，实际上是在评价人在其中的生活体验与情绪状态，而这种情绪又深受空间与时间结构的塑造。例如，北京年轻人通勤时间漫长，每天数小时耗费于地铁与交通，这种现代都市空间安排本身便会深刻影响人的情绪感受。因此，城市史不仅是空间史，更是关于现代人感知结构与生活体验的历史。

在这一基础上，董玥进一步回应“城市史能否改变国家史叙事”的问题。她认为，城市史确实具有改变宏大历史叙事的可能，但前提在于研究者如何提出问题。单纯地“一城一史”式书写，很容易滑向地方志式的碎片化叙述，缺乏真正的史学意义。关键并不在于研究对象大小，而在于研究能否回应更大的历史问题。例如，她自己的北京研究，真正关心的是“中国现代性”的问题。传统现代化叙事往往只关注“光亮的一面”——铁路、公路、工业、军队、国家能力的增强；而城市史、社会史与文化史，则试图转向“被遮蔽的一面”，即现代化过程中普通人的感受、代价与失语的经验。董玥用“照片中的阳光与阴影”作比喻，说明历史书写实际上取决于观察者选择注视什么。过去的国家叙事强调国家建设的成果，而城市史则关注这种建设过程中谁被牺牲、谁又承受了代价。例如城市建设中的污染、噪音、拆迁与生活环境变化，在过去常常被视为发展过程中理所当然的成本，但今天人们对“干净空间”“宜居环境”的期待，本身就是城市意识变化的体现。因此，城市史不仅是在补充历史细节，更是在改变人们对于“什么才是历史重要内容”的理解。以此，城市史能够造成国家叙事的重构，前提是研究必须置于大语境中。面对日常性的现象时，历史学家需洞察其背后的人文、社会运行乃至制度因素。只有兼顾问题的正反面，城市史研究才能有效弥补以往宏观叙事的不足。

宋念申

宋念申则从“时间”与“国家叙事”的角度深化了这一问题。他指出，中国许多地方志的历史分期，其实都遵循国家叙事所规定的重要时间节点：1840年、1895年、1911年、1937年、1949年等等。这些节点背后实际上对应着北京、广州、南京等全国性或地区性中心的历史经验。然而，这些时间节点对于不同城市的意义并不相同。例如，1840年鸦片战争对于广州意义重大，但对于西安居民而言，未必构成切身的历史分水岭。东北城市的历史经验更能说明这一问题，1912年清帝退位在国家叙事中是重大转折，但在东北地区，赵尔巽为首的地方统治精英和治理结构基本延续了下来，地方社会并未发生剧烈变化。由此可见，国家历史中的“重大时刻”，并不一定能够完全对应地方社会的真实生活节奏。

因此，城市史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提供另一套时间逻辑与历史感知方式。宋念申强调，城市史并非一定要“否定”国家叙事，而更多是在“丰富”它。国家史提供的是一种宏观视角，而城市史则能够让历史更加立体。例如，九一八事变在国家史中是民族危机与抗战史的重要节点，但如果从沈阳城市生活角度观察，则会发现更多微观层面的变化。他举例说，日本军队进入沈阳后，当地陪酒业与色情服务需求骤增，日本与朝鲜人经营的酒馆营业额迅速上升。这种档案材料让人意识到，重大政治事件不仅改变国家命运，也会深刻改变普通人的消费、娱乐与生存方式。这样的历史书写，并未否定国家叙事，而是使其更加具体、生动与复杂。

在讨论过程中，两位教授都特别强调了“记忆”与“遗忘”的关系。董玥指出，历史时间并非单纯的记忆积累，而是记忆与遗忘同时进行的过程。选择记住些什么，也意味着选择遗忘些什么。而城市空间中的物质遗迹，则成为连接时间与历史的重要媒介。例如南京城墙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为它是古迹，更因为人们行走其上时，会被迫意识到自身正置身于明代以来的历史空间之中。空间因此成为时间的载体，城市中的城墙、碑刻、街道乃至老地名、社区里的老人们，都构成了“活的历史记忆”。胡箫白指出，在更大的理论层面，两位学者的表述其实都延续了“中心”与“边缘”的问题探讨。空间上，北京、上海等政治文化中心往往定义了国家叙事；而时间上，被记住的历史构成“中心”，被遗忘的经验则成为“边缘”。城市史的重要意义，正是在于它能够重新激活这些“边缘”经验。例如，董玥提到美国学者Bryna Goodman关于“五四运动”对上海的影响的研究，指出了它与北京学生运动不同的政治想象与社会动员方式。这种从上海出发的观察，改变了人们对于“五四”仅仅属于北京学生运动的单一理解，也展现了中国现代性的另一种可能；而贺萧（Gail Hershatter）对陕西农民妇女记忆的研究，亦为我们理解中国近现代历史提供了不同的视角。

总体而言，城市史并不是国家史的附庸，也不仅仅是地方性的补充材料。它通过空间、日常生活、情绪、记忆与地方经验，重新打开了理解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方式。相较于单一的政治视角，城市史更强调普通人的感受、地方社会的时间节奏以及历史经验的多样性。

话语中的城市：历史叙述与文学表达

在讨论城市史与国家叙事之后，三位学者的对话转向了文学与历史之关系的探讨。胡箫白提醒在场听众去思考，文学究竟是历史研究的证据、历史想象力的来源，还是一种需要时刻警惕的文本建构？尤其是南京这样的城市，其历史感往往不仅来自现实空间，而且是长期由诗歌、记忆与文学想象共同塑造。在此方面，胡箫白首先向新近去世的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致敬，他指出，宇文所安曾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到访南京，他对南京的研究在当代有着恒久弥远的意义。在名篇《地·金陵怀古》中，宇文所安将文学与南京的关系提升到了高度理论化的层次， “南京最迷人的地方，或许正在于它从来不是一座现实中的城市。它既是山川形胜之地，也是不断被回望、被赶上、被重新书写的文学空间。”“金陵怀古”也因此不只是面对废墟的感伤，而是一种持续性的记忆生产过程。南京之所以成为“历史之城”，并不是因为它单纯拥有悠久历史，而是因为它始终被文学与情感不断重新书写。胡箫白指出，这种由诗歌、情绪与历史想象共同构成的“金陵”，实际上已经超越了现实地理空间本身，而成为一种诗性的历史意象。

胡箫白

关于文学和城市历史的关系，宋念申首先从历史叙事的角度回应。他强调，历史写作与文学写作在根本上都属于“叙事”。历史并不只是理论与概念的堆砌，更需要讲述故事的能力。尤其是在涉及普通人日常经验的历史研究中，叙事性尤为重要。真正优秀的历史作品，应当将理论关怀隐藏在叙事内部，即专业读者能够从故事中看出作者的问题意识与理论对话，而普通读者则不会被艰涩的理论阻断阅读体验。故好的历史作品往往是叙事性强、具有现实关怀的。

进一步地，宋念申指出，文学材料与档案材料之间其实并不存在高下之分。无论是诗歌、旅行文学、口述史，还是儿童作文、地方档案，它们都可以成为理解城市经验的“证据”。关键不在于材料是否“真实”，而在于研究者如何分析这些文本背后的社会语境、书写目的与情感机制。他以自己的沈阳研究为例，说明自己在研究中同时使用档案、口述、旅行文学与诗歌等多种材料，因为这些文本都属于一种“社会化的记忆”。因此，历史研究真正重要的，并不是简单判断材料“真”或“假”，而是分析是什么力量塑造了这种记忆，又是什么机制促使人们这般、而非那般讲述过去？文学材料的重要性，也恰恰体现在这里——它能够展现社会情绪、集体心理与城市经验中那些难以量化、却真实存在的部分。

董玥亦非常认可宋念申对文学材料的认识方式，而她更从自身的城市经验进一步回应了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她谈到此次来到南京时，有人曾告诉她，“南京是一座阴气很重的城市。”这句话让她立刻联想到“悲情城市”这一概念，这也使她意识到城市的历史创伤会长期沉积在空间与情绪之中。城市空间中的“美”与“伤痕”往往是重叠存在的。人无法彻底“缝合”这种历史创伤。南京不会因为“阴气重”而停止生活。人们既不能简单遗忘历史，也无法完全消除创伤与现实之间的裂痕。因此，真正重要的不是强行完成一种“和解”，而是在承认历史复杂性的前提下，以现在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为中心，继续前行。由此，董玥进一步谈到文学的意义，即文学之所以重要，正在于它允许“不确定性”的存在。在董玥看来，无论是文学、历史、绘画还是音乐，本质上都是人类理解世界的方式。而优秀的文学之所以能够打动人，恰恰因为它承认人与世界无法被完全控制的事实。她认为，当代社会常常试图以一种绝对理性的方式掌控一切，但现实世界始终存在无法解释的创伤、情绪与偶然性。文学的价值，正在于它尊重这种不确定性，并通过一个具体的“我”，让这种不确定性获得普遍性的情感共鸣。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文学与历史之间存在深刻共通性。董玥认为，处于后现代语境中的历史学家，其实早已无法完全摆脱“叙述”的问题。我们写作历史时也需要意识到历史事件不一定必然、不一定确定的性质。而且，历史写作本身也带有视角、情感与某种程度上的“虚构性”。因此，历史学家真正需要做的，并不是假装自己完全客观，而是意识到自身叙述中的“我”始终存在，并在此基础上诚实地展开历史书写。

从叙事出发到材料运用和情绪体验，三位学者围绕文学与历史的主题，给出了他们最深切与真实的研究、生活乃至生命体验。而这种体验不仅仅启发了我们看待城市的视角，更带来了一种深刻的哲学反思，并从中体悟到文学、历史之于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结语：在历史与记忆的重叠处重审城市

在随后的提问与互动环节中，现场听众展现出了极高的参与热情。围绕北京作为古都的历史层累与现代转型、城市经验中的个体情感、AI写作对历史研究与学术生产方式的冲击、大众旅游热潮对古典文化空间的重塑，以及乡村记忆研究长期被忽视等问题，听众与与谈学者展开了持续而深入的交流。不同于传统学术讲座中单向度的知识输出，此次对谈更像是一场不断延展的思想碰撞：从各自的城市史研究出发，三位学者不断提醒听众，所谓“城市”，并不仅仅是地图上的空间单位，更是由记忆、情绪、身体经验与历史叙述共同塑造的复杂场域。无论是北京作为帝都的历史所承载的现代性焦虑，沈阳在殖民历史与工业文明之间留下的复杂痕迹，还是南京在“金陵怀古”传统中反复被召唤的历史情感，都表明城市从来不仅是现实空间，更是时间与记忆持续沉积后的文化结构。一场关于城市历史的讨论，不断回荡着关于现代性、记忆、技术、情感乃至人的存在状态的机锋。以此，这场对话不仅是一次关于“城市”的学术深耕，更是一次关于在AI时代对在场感的坚持及对于“人”的重新发现的探讨。正如对谈所揭示的，城市史研究不应仅仅满足于权威框架下的宏大叙事，而应像地质学家一般，在层累的废墟与繁复的日常中，去打捞那些被遮蔽的生命个体，去体认那些在“中心”与“边缘”之间震荡的真实经验。几位学者深入浅出的回应，也使原本具有专业性的城市史议题，逐渐延伸至更广阔的社会与文化层面。从历史走向记忆，再从记忆重返历史，学者们的观察与思考不仅丰富了我们对中国现代性路径的理解，更赋予了我们一种审视生活之地的敏锐眼光——在流动的城市景观中，寻找那些恒久的、关于人类共性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