茜茜公主的老公，算一个称职的好皇帝吗？

如果你来维也纳旅行，你很难真正绕开这个人。

环城大道上的国会大厦、市政厅、艺术史博物馆、自然史博物馆、新霍夫堡——这一整圈宏伟到夸张的十九世纪建筑群，全是他在位期间下令修建的。每栋楼的正门上方，几乎都刻着他的名字或他的纹章。阿尔贝蒂娜博物馆、美泉宫、圣斯蒂芬大教堂前的广场，到处是他的雕像。

他统治了奥地利六十八年——比慈禧到改开还要长。今天我们熟悉的维也纳样貌，几乎都是在他那个时代定型的。

中国读者对他的名字未必熟悉，但对他的妻子可能不陌生。他就是那位被罗密·施奈德演活了的茜茜公主的丈夫——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

只可惜，这不是一个“王子和公主从此幸福生活”的故事，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好皇帝或坏皇帝的故事。这是一个被时代重担压垮的人，和一个被他自己的局限拖累的帝国，相互纠缠的六十八年。

美景宫内收藏的年轻时代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和伊丽莎白皇后（茜茜公主）油画像，真是一对璧人

一辈子在办公桌前的皇帝

弗朗茨·约瑟夫1830年出生，十八岁登基，1916年八十六岁时死于肺炎，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在打，帝国还在喘最后一口气。

他不像很多欧洲君主那样骄奢淫逸。他雷打不动地每天清晨四五点钟起床，洗冷水澡，穿上军装，在办公桌前批阅公文，一直工作到深夜。他讨厌一切现代发明——汽车、电话、电梯、打字机，认为这些东西都不可靠。霍夫堡宫的卧室里一直用着一张极其简朴的铁床，甚至没有暖气。

他将自己定位为“国家的第一公务员”（erster Diener des Staates）。这不是一句客套话，而是他每天的生活方式，甚至纪律。

也正是这种近乎刻板的勤勉，让他在帝国治下众多民族——德意志人、匈牙利人、捷克人、波兰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意大利人、犹太人、乌克兰人——眼里成了一种独特的存在。所有这些民族语言不同、文化不同，但都效忠同一个皇帝。

到了他统治后期，绝大多数臣民从出生到中年，记忆中只有这一个皇帝。当时维也纳流传一句话——“只要他在，帝国就在。”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句话几乎是字面意义上地准确。他于1916年去世后两年，帝国就解体了。

维也纳自然史博物馆前的玛利亚·特蕾莎女皇铜像

皇室浪漫的反面教材

国内观众熟悉的那部《茜茜公主》三部曲，把他与茜茜的婚姻拍成了童话。可正如“童话里都是骗人的”，真实历史完全不是这样。

他们确实是一见钟情。弗朗茨本来要娶的是茜茜的姐姐海伦娜，结果在订婚仪式上看到了陪同前来的十五岁茜茜，立刻反悔，并坚持迎娶了茜茜。可是婚后的新娘很快发现，自己无法适应维也纳宫廷的禁锢——与强势的婆婆冲突不断，三个孩子的抚养权基本被婆婆夺走。于是她从二十几岁起就常年出走，去希腊、英国、瑞士、地中海，经常不在维也纳。

他一辈子深爱她。给她写信几乎每封都签“你的小男人”。但她始终不愿留在他身边。

茜茜公主在匈牙利的行宫格德勒宫，作为逃避宫廷繁文缛节的避世之所，她曾在此居住过六年之久

而他的整个人生，更是一场连绵不断的丧失——

1867年，弟弟马克西米连被法国怂恿去当墨西哥皇帝，三年后被墨西哥革命军处决。

1889年，唯一的儿子，三十岁的皇储鲁道夫，在维也纳郊外的迈尔林狩猎别墅里与十七岁的情妇双双饮弹身亡——多数学者认为是鲁道夫先开枪打死了情妇，再开枪打死了自己。

1898年，茜茜在日内瓦被一个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一刀刺穿心脏，六十岁。他听闻噩耗默然良久，只说了一句——“你不知道我有多爱这个女人。”

1914年，他指定的新继承人、侄子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刺杀。这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引线。

据说他在听到斐迪南死讯时，在久久沉默后叹息道：“难道我就得不到任何豁免吗？”那一年他八十四岁。

然而这些接连不断的丧失，却换来了一种奇特的政治效果——他的子民很难恨他。一个失去几乎所有亲人的垂暮老人，依然每天清晨四点起来批阅公文，本身就具有一种近乎宗教性的感召力。

皇帝的弟弟马克西米连在家族墓穴中的棺椁

所以，他到底是个好皇帝吗

这是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

英国历史学家阿兰·帕尔默在《哈布斯堡的黄昏》里给了一个相对公允的评价——他是一个尽职尽责的皇帝，但他生不逢时。任何一个君主在他那个位置上，面对十九世纪后期席卷整个欧洲的民族主义浪潮，都很难阻止那个多民族帝国的解体。

剑桥学者史蒂文·贝勒在他的传记里写得更直白：弗朗茨·约瑟夫不是天才，不是改革者，也不是一个富有远见的政治家。他是一个严格按规矩办事的人，在一个规矩本身正在崩塌的时代。

维也纳的霍夫堡皇宫

他做对了几件事——

1867年他和匈牙利达成“妥协方案”（Ausgleich），建立奥匈二元帝国，给了匈牙利人足够的自治权。这一招至少为帝国续命了五十年。

他维持了一个相对宽容的多民族共治体制。捷克人、波兰人、犹太人在他治下都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发展空间。维也纳的犹太人口从十几万增长到二十几万，他们成了这座城市最重要的文化和经济力量。我最近在看《维特根斯坦传》，他钢铁大王父亲的发迹就在这段时间。

皇帝治下的维也纳成了二十世纪初欧洲的文化思想中心——弗洛伊德、马勒、克里姆特、维特根斯坦、施特劳斯、茨威格——这些塑造了二十世纪西方精神面貌的名字，几乎全是他治下维也纳的产物。

国家歌剧院背面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骑马像

但他犯的错误同样致命——

首先，他在外交和军事上几乎是连战连败的皇帝。1859年和意大利打了一场败仗，丢了伦巴第。1866年又惨败给普鲁士，被迫永远退出了德意志事务。也是从那一刻起，“德意志”这个词的归属权被普鲁士拿走，奥地利成了德语世界里那个他者。

再者，他对民族主义浪潮的应对长期消极。他坚持帝国是一个“超民族”的存在，靠对皇帝个人的忠诚维系——这在十九世纪上半叶或许还行得通，但到了十九世纪末就已完全跟不上时代。

捷克人要求平等地位、波兰人要求自治、南斯拉夫人要求独立——而他的回应几乎永远是“再等等”、“再讨论”、“再研究”。等到1918年帝国真的散架时，每个民族都迫不及待地另立门户。

布达佩斯一个街心花园里的1848年革命纪念雕塑

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克拉克在《梦游者》里有一句更精辟的评价——弗朗茨·约瑟夫不是被历史抛弃的，是他自己拒绝跟上历史的。

最后，致命的一击出现在他人生最后两年。1914年六月斐迪南遇刺后，他在军方鹰派和外交大臣的鼓动下，签署了对塞尔维亚的最后通牒和宣战书。尽管他主观上并不想打世界大战，以为这只是一场和塞尔维亚的局部冲突——但他对当时欧洲外交格局的判断完全错了。德、俄、法、英相继卷入，整个欧洲被拖进了一场谁也没预料到的文明劫难。

那年他八十四岁。一个理论上掌管着五千万人命运的老人，在被身边群臣推着走上悬崖的时候，做出了一个他自己都没完全想清楚后果的错误决定。（行笔至此想到今天的世界，我惊出了一身冷汗。）

这是他作为皇帝最大的失败。不是因为他想要战争，是因为他在最关键的时刻没能阻止战争。

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正面最顶上刻着皇帝的名字

他在中国历史逻辑里的位置

在中国人熟悉的“亡国之君”话语体系里，他不算典型——他不是昏君，不残暴，不奢侈，也不抗拒变革。

但他也并非英雄。他更像是一个竭尽全力想维持一座摇摇欲坠的古老豪宅，却最终无力对抗时代风暴的悲情管家。

他死的时候，帝国还没散。1916年11月他下葬，帝国军队还在前线打仗。等到帝国真正解体的时候，他已经在皇陵里躺了两年。

这种“死在帝国之前”的时机，冥冥中让他获得了一种历史叙事上的免责——后来人怀念他，比如茨威格笔下的《昨日的世界》，怀念的其实不是他这个人，是他那个相对秩序、相对克制、相对有规则的旧世界。

这位皇帝用一生告诉我们一件事——一个人的勤勉、责任感、克制和忠诚，并不能拯救一个时代。但这不意味着这些高尚的品质本身没有意义。相反，正是因为盛宴终会散场，这些品德才显得尤其珍贵。

皇帝1916年11月于美泉宫去世时的遗容画像

如何评价他的历史功过

我自己的回答是——他是一个称职的“国家公务员”（civil servant），但不是一个称职的“政治家”（statesman）。

作为公务员，他每天清晨四点起床批阅公文，一辈子兢兢业业，这是无可指摘的。

但作为奥匈帝国的皇帝，他在该做出战略性判断的时候过于保守，在该回应时代浪潮的时候过于固执，在最致命的关头又过于轻信。他用六十八年如一日的勤勉，却没能挽救一个本来可以更平稳过渡的帝国，这不得不说是历史的吊诡。

他不是亡国之君，但帝国确实在他手里走完了它的最后一程。

这就是他留给后世的复杂遗产。也是为什么今天的维也纳，到处都是他的雕像，但奥地利人提起他的时候，语气里既有敬意，也有遗憾。

哈布斯堡家族墓穴中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一家的墓室，左侧是他深爱了一生的伊丽莎白皇后（茜茜公主），右侧是他们英年早逝的儿子皇储鲁道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