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英国工党与金融市场的激烈碰撞，似乎是这个政党长期以来难以摆脱的命运。哈罗德·威尔逊就曾抱怨“苏黎世的小矮人”——这是他对当时做空英镑的国际银行家带有贬义的称呼。而这一次，威胁离英国更近，来自伦敦情绪高度紧张的英国国债市场。
在本周领导权之争升级之前，经济学家一直在淡化政治因素。荷兰国际集团的詹姆斯·史密斯说：“尽管外界议论很多，但眼下推动收益率上升的并不是政治。压倒性的主导因素仍然是能源危机、油价，以及它们对英国央行利率的影响。”
但随着一轮剧烈抛售展开，越来越难以忽视这样一种感觉：债务市场确实因工党领导层的困局而深感不安。30年期英国国债收益率周二一度升至5.81%，创下本世纪以来最高水平。
10年期英国国债收益率——也就是抵押贷款利率的基准——达到5.13%，为2008年以来最高。《金融时报》的戴尔·麦克法登说，在这个时候爆发政治危机“实在糟糕透顶”。“可惜，现实恰恰如此。”他表示，任何领导权挑战“几乎必然预示着工党将进一步左转，并可能增加政府借款”。
他还说，英国国债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提前消化了这一点，但“这里发生某种意外的风险确实存在”。
雪上加霜的是，安迪·伯纳姆去年还曾表示，政府不应“受制于”债券市场。彭博社的约翰·斯特佩克说，伯纳姆谈论债券市场时，总像是在把它当作某种可以靠术语糊弄过去的对象。
在斯特佩克看来，伯纳姆阵营似乎认为，把经济中的多个部门重新收归国有，天然就会让这些部门更有效率，因此英国国债市场“会乐于为这些借款买单”。这种判断多少显得“大胆”。
《金融时报》的罗宾·威格尔斯沃思说，“看起来，基尔·斯塔默如今仅剩的支持者，似乎就是所谓的‘债券义警’了。”按照他们的说法，更高的借款成本已经在侵蚀财政大臣240亿英镑的财政腾挪空间，而预测显示，这一空间可能会缩水一半。
英国国债市场还能在多长时间里充当“英国政治警察”？
在斯塔默的竞争对手中，交易员认为，伯纳姆带来的威胁最大，而韦斯·斯特里廷的风险最小。《每日电讯报》的亚当·史密斯说，人们只能希望斯特里廷最终胜出，并说服投资者以“更低的风险溢价”向英国提供融资。
工党政治中一个“耐人寻味的悖论”在于，最不受左翼信任的那位领导人，最终反而可能最有能力为他们共同渴望的那个扩张型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筹措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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