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在骂宗族，可是真的了解这玩意吗？

作者/九边

之前全红婵那件事引发热议时，我就动了写这个题目的念头，结果一拖再拖，直到今天才发出来

在不少人的认知里，“宗族”这个词几乎等同于封建残余。其实这种看法有失偏颇，宗族的历史远比封建制度悠久，其生命力也顽强得多。只不过在当下的中国，宗族确实已渐行渐远，或许再过几代人，便再无人提及了。

1、宗族的缘起

动物学实验表明，一个单独个体如果穿越狮子的领地，几乎百分百会成为猎物。如果是十人左右的小队集体行动，狮群会保持观察和警惕，评估能否猎杀落单者。而当一个超过五十人的大群体经过时，狮群甚至可能选择远远避开。

因此，在危机四伏的远古时代，尤其在武器简陋的智人时期，每个人为了生存，自然而然地必须依附于某个集体。这种行为模式逐渐固化，甚至刻入了我们的基因。

而依靠血缘纽带构建起来的集体，便是我们所说的宗族。

加之人类大脑发生了关键进化，根据人类学家的研究，以宗族形式组织起来的智人群体，凭借语言交流的优势，规模可以达到150人左右。群体内部联系紧密，分工明确，这相较于其他动物形成了巨大优势。正因如此，智人才能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和迁徙，在数万年间从非洲一隅扩散至全球。并在迁徙途中掌握了种植与驯化技术，并将这些知识传播到世界各地。在这个过程中，有组织的集体行动是关键。

可以说，在人类的早期阶段，宗族几乎是唯一的社会组织形式。

随后，中国早早进入了农业社会。农业生产更倾向于让同一血缘的人群聚居一地，族群的定居性更强，这使得宗族的历史在中国尤为漫长，宗族的权力也更为强大。

游牧部落的情况也类似。翻阅史书，常能看到“铁勒十八部”、“十姓回鹘”、“突厥九姓”这类称谓，一看就是部落联盟。每个部落以一个姓氏为主体，或者说以某个姓氏为核心。听评书也有类似感觉，突厥贵族似乎都姓“阿史那”，契丹贵族姓“耶律”，女真贵族姓“完颜”。

人类正是从宗族开始，逐步发展出了历史上各种复杂的社会体制。

例如，黄河流域很早就出现了宗族联盟。为了便于管理，通常会推举一位名义上的共主，负责协调联盟内部矛盾并对外代表联盟。中国上古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本质上都是各自宗族的领袖。黄帝、炎帝，便是他们族中的大长老。

多说一句，我们现在常说的“姓氏”，通常是从父亲那里继承的。但其实最早的“姓”来源于母亲，所以才有“女”字旁；而“氏”才是父亲一系的标识。

等到国家形态出现后，宗族势力在中央权力的挤压下不断收缩。春秋时期，经常有某个“氏”占据数座城池，其掌握的武力足以与所在的大诸侯国抗衡，甚至像春秋强国之一的晋国，最终被韩、赵、魏三氏瓜分。这些“氏”的内部，就是以宗族形式组织起来的。

但历史潮流不可阻挡，注定要打破这种“家天下”的模式。秦国之所以能统一，关键在于打破了以往任人唯亲的秩序。商鞅变法之前，秦国的官吏将领都是世袭贵族。商鞅的改革使得普通士兵也有机会获得提拔，极大地扩充了军官的来源，激励了秦国百姓奋勇作战。这也是为什么商鞅在后台倒台后被车裂，但他的政策却被保留了下来——因为这套政策培育了一个新兴的草根军官阶层，无人敢触动他们的利益。

随着历史演进，那种规模接近一个诸侯国的庞大宗族，在皇权的持续打压下逐渐瓦解，转而以“门阀”的形式存在。门阀势力依然庞大，太平时期可以垄断国家上层的官职（如三国时“袁家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乱世则可以起兵争夺天下。例如西汉末年的王莽之乱和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世家大族动辄就能集结数万乃至十几万的军队。比如司马家族，连曹操那样的枭雄都要极力拉拢，就是因为司马家是河内郡（今河南北部，非越南）的望族，在当地如同土皇帝。

唐朝初年，李世民命人评定天下氏族等级，结果臣下竟将皇室所在的李氏排在了最高贵的“五姓”之末。这让李世民勃然大怒，罕见地不再纳谏，狠狠吐槽了世家门阀制度的不合理，随后强行将自家的陇西李氏定为天下第一，才算勉强挽回颜面。但到了唐朝中后期，随着科举制度的推行，门阀势力最终彻底衰落。

门阀虽然式微，但宗族依然存在，只是规模缩小到了县级以下。这是因为古代政府的治理能力有限，所谓“皇权不下县”，县城以下的事务主要由族长等地方头面人物处理，类似“话事人”。村里有事，族长出面召集大家解决，一般无需惊动县长。县长也不会轻易干涉基层事务，毕竟“流水的县令，铁打的宗族”，县令想办成事还得依赖地方势力，不会轻易与之冲突。

因此，古代的县城多是区域的交通枢纽，人员流动性相对较大，必须由官府直接管理。再往下的乡村，则大多由宗族代表与官府打交道，普通事务自行处理。这时，宗族与中央皇权的关系，就从过去的被压制，转变为一种互补共生的模式。

2、宗族的演进

随着社会发展，皇权在全世界大多数地区早已成为历史，而宗族却留存了下来。其根本原因在于，宗族有其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有人对宗族社会多有批判，但也应看到其某些优势。

大家是否听过一个故事（据说是马伯庸讲的）？旧社会盗墓，往往打一个很小的盗洞，一人下去，另一人在上面放风，并接应墓中取出的古董。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古董一件件递出来了，如果放风的人见财起意，不想与洞下的人分赃，直接把盗洞填埋了怎么办？这就是典型的信用危机。如果不解决，这“业务”就没法开展。所以，这种行动通常是父亲在上面放风，儿子下到盗洞里。古董再珍贵，当爹的也不可能把亲儿子活埋。因此，盗墓往往是“家族生意”。

宗族在某种程度上也起到了解决信用问题的作用。比如，村里与邻村发生冲突，大家凭什么往前冲？万一死了怎么办？孤儿寡母谁来照顾？

这时，血缘就成了最牢固的纽带。只有确信自己死后，族人会继续照顾自己的家人，人们才会义无反顾。为什么如此信任他人？因为大家都同属一个姓氏，彼此沾亲带故，不照顾说不过去。而且，习惯成自然，全村人都目睹了集体照顾遗孤的行为，下次有事才会顶上去。否则，遇到事情人人都往后缩，这个村子很快就会被欺负甚至消亡。“同姓之间理应互相帮扶”也就这样作为文化基因流传了下来。

族内若有人发达了，宗族会要求他帮扶族内的穷人。古代没有公办教育，穷人家孩子想读书，大多去族内办的“义学”。如果有人读书有成，宗族甚至会集资供他赴京赶考（古代远行是一笔巨大开销）。

曾看过一个采访，一位福建老板讲述他的经历：他出生在70年代的农村，父母早逝，那时大家都很穷，他和奶奶相依为命。靠着村里乡亲接济一点粮食，村委提供一些帮助，祖孙二人才没饿死。他读书到初一就辍学了，后来跟着一个在县里做生意的表叔当学徒，从几十块本钱做起，一步步做到今天的身家。只要是老家的人有事相求，他从来二话不说帮忙。很多老乡跟着他，现在日子都好过多了。

这位老板的经历很典型。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地方兴起经商潮，往往是一群亲戚同乡结伴外出闯荡，在陌生之地互相扶持。一旦有人站稳脚跟，就会带领更多人出来。因此，在世界许多角落，都能看到一群聚居的中国人，操着相同的乡音。而且这些人乡土观念极重，讲究“叶落归根”。欧洲人曾很纳闷：平时看到那么多华人，为什么很少见到华人墓地？遗体到底如何处理了？其实，绝大多数华人去世后，骨灰都会被送回老家祖坟安葬。

曾有朋友说，他老家有个村子，从90年代中期就有人去非洲。起初是有个人是厨师，改革开放后本想赴美开餐馆，阴差阳错去了非洲，结果赚了些钱。老家的亲戚便跟着他去非洲开饭店，熟悉当地后，各种生意都做，大至钻石黄金珠宝，中到汽车电视空调，小到酱油老干妈。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人在非洲谋生。

他们村还算小打小闹。有的地方，有人在非洲挖金矿，一个村里能出好几个资产过亿的富豪；还有人在东南亚、西非乃至亚马逊雨林寻找珍贵硬木，做木材生意，能把一个村甚至附近几个村的青壮劳力几乎全带出去。

海外尚且如此，国内也一样。我之前讲过，江浙地区经济发达，与其民间融资能力强密切相关。许多小企业濒临倒闭，急需一笔资金周转，去银行贷款往往需要抵押物且流程漫长，银行“嫌贫爱富”，真需要钱时反而借不到。由于南方地下钱庄遍地，这类问题就很好解决。

那钱庄的资金从哪来？往往是村里集资起来的，而且前期的入股资金基本来自宗族内部。毕竟不是同姓同宗，你也不敢随便把钱拿出来让别人去放贷。南方地下钱庄异常发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宗族发达，天然解决了信任问题。

此外，宗族在古代的另一大作用，就是在稳定内部的同时，组织起来对抗外敌。无论是老虎土匪，还是为了争夺土地水源与邻村械斗，宗族的力量都比单家独户要强大得多。

所以看古代记载，宗族组织械斗非常普遍，往往还要在祠堂里做战前动员，对着祖宗牌位发誓。这种方式在千百年间被无数次证明能有效提升战斗力，因为有组织的队伍和乌合之众完全是两码事，没有组织，人越多反而越碍事。戚继光招募的义乌兵、太平天国早期的骨干、曾国藩组建的湘军，其核心最初都是宗族械斗团伙。

正因为宗族组织本身源于血缘，且即便到了现代仍有其作用，所以在一些地方，宗族观念依然活跃。

整体态势是“南方比北方更重视宗族”。或者说，华南地区宗族观念强的地方，往往也是历史上开发相对较晚的区域。

这也不难理解。开发晚，通常意味着自然条件较差，多是丘陵山地。中央政府要去那里行使权力非常不便，管理成本极高，收上来的税可能还覆盖不了成本。于是只好权力下放。权力厌恶真空，不是黑社会填补，就是宗族填补。黑社会可以说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宗族，宗族则是有血缘关系的黑社会。所以黑社会内部也模仿家族模式排序，黑社会老大也致力于营造“幸福温暖大家庭”的氛围。

好像是马未都说过，为什么南方商业比北方发达那么多？一方面是地理原因，如果从文化层面找原因，那就是南方宗族观念强，宗族内部无条件互助的可能性大得多。

众所周知，商业运作中最难熬的就是现金流断裂。如果没有抵押品，可能直接就倒闭了。比如你急需一笔钱，但没有房产抵押，银行是不会贷款给你的。所以，商业团体往往还有一种“抵押品”，就是感情。有点像你去找父母借钱，他们一般不会拒绝。在同族内部，被拒绝的概率比向陌生人求助小得多。

事实上，历史上著名的商业团体，如晋商、徽商等，都是以宗族形式组织起来的。山西的“八大皇商”，就是八个汉奸家族。西方也一样，那些商业家族、银行家族，血缘关系天生能解决信任问题和困难时期的求助问题。

此外，由于开发较晚，从北方南迁的移民与当地原住民（或已汉化的土著）矛盾往往更激烈，也就更需要组织紧密的团体。通过血缘关系聚合起来的宗族，就是最合适的组织。而且因为斗争激烈，宗族的权力更大，对族内的管制也更强。因此，南方地区的宗族才显得格外强势，因为他们确实需要强有力的组织来保障和争夺利益。所以在南方，令人震惊的剧烈宗族械斗，历史上时有发生。

但与南方相比，北方地区的宗族观念和势力确实相对较弱。当然这也是相对的，比如地理上相对封闭的山西，很多地方也是聚族而居，情况与徽州、江西接近。其他北方闭塞的山区，宗族观念也比较强。

但我们通常所说的北方，主要指华北平原地区。这里宗族观念弱，首先是地理环境使然。打开地图，整个华北平原和黄淮、江淮平原，南北从燕山山脉到大别山、黄山，直线距离近千公里；东西从黄河出秦岭的桃花峪到山东东部海边，也近千公里。如此广袤的区域，除了山东西部的泰山一带，几乎一马平川，被一圈高大山脉环绕。

整个古代，北方一直是战争频发和治理大河的重点区域，中央政府的力量一直深入到基层，所以北方的宗族观念非常淡薄，除了山西等生活在山区的人群。

3、消逝

至于为什么我说宗族只剩下一个背影了？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第一是城市化。城市原本就是宗族的盲点。古代社会，宗族就难以掌控城市。城市因人员与物资流动交汇而产生，这与宗族“聚族而居”的基础本就相悖。

古代社会绝大多数人生活在农村，且世代如此。城市能容纳的人口极少。而现代科技让城市能够承载巨量人口。城市像一块块大磁铁，在全球范围内吸引着年轻人涌入。所以不仅是中国，世界各国都有农村空心化的趋势。而且在城市中，个人也越来越能够独立生存。

不过几十年前，中国人才开始大量以核心家庭为单位生活，逐渐摆脱了大家族聚居的模式。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小家庭生活，其实不过才两三代人的时间。

没想到如今，“一人一猫（狗）”已成为最小的社会单元。很多年轻人在假期里，一天中唯一接触的人可能就是外卖员。许多人对从老家来的父母都感到压力，春节回老家见七大姑八大姨如同上刑。他们与老家的唯一联系来自父母，一旦父母老去，与老家便再无瓜葛。

不过，这也弱化了一条重要的阶层上升通道。我之前分析过这个逻辑：与个人奋斗相比，绝大部分人之所以能向上爬，主要靠的是“被捞”。别人为什么捞你？主要有三个原因：

血缘关系，近乎无条件，或属于长期投资；

裙带关系，也很常见，本质是利益交换；

最后才是伯乐赏识，看你是个可造之材，所以拉你一把。

这也是为什么绝大部分生意人都是被某个叔叔或其他亲戚带出来的。毕竟打工的技能到处可以学，但做生意的门道需要专门培养，不是自己人，别人不会轻易教你。

第二是国家管控能力的空前加强。宗族之所以能长期存在，根本原因在于古代国家对县以下基层缺乏有效的治理手段，也没有自己的组织形式，因此吸收宗族作为国家管理的一层延伸。但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为了真正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需要最大限度地调动社会潜力。从中央到村的严密组织体系很快建立起来，在这种降维打击下，很长一段时间里，宗族在中国基本消失了。

不过改革开放以后，有一段时期社会变化极其剧烈，人口流动巨大，国家的管理重点集中在城市。这导致村级政府组织一度非常薄弱，但社会稳定是刚需。于是，在一些原本宗族意识就比较强的地方，宗族势力有所恢复。

最极端的例子就是陆丰的“毒品村”，一个村一周能生产3吨冰毒。此外，还有走私村、偷渡村、电话诈骗村。至于大多数没这么大胆子的，小偷小摸、把持村务侵吞集体财产土地的情况也不少，这些年查出来的不在少数，有一部分在“扫黑除恶”时被清理了。

当然，宗族不会完全消失，尤其是在相对偏远的地区。只是在千万人口的大都市里，基于血缘的宗族意识会越来越淡薄。人们聚集在一起的原因越来越多样化，不再仅仅因为血缘。可能是因为玩同一款游戏，可能是因为都喜欢某种宠物。当然，这种弱连接也意味着弱义务，更意味着当你需要时，可能也无人相助。只是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不在乎了，大家只想过得清净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