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三那天汇款单又来了,邮递员踩着满地的雪花把它送到我手上。
我把它放在炕桌上,像之前的二十几张一样,压在那本旧字典下面。
建国又没回来。
这是他去北京的第六年,前三年每年腊月的时候,我都会把他的屋子打扫一遍,被褥拆下来洗了,又重新缝好。第四年他不回,第五年他还是不回。今年我没再收拾屋子,门上的锁锈得厉害,钥匙插进去要拧好几下才能转动。
儿子小满趴在炕上写作业,抬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去。
"妈,小叔今年还回不回来啊?"
我没说话。
汇款单上写着八千。比上个月多了两千。备注那一栏,他从来不写字,只画一个小小的圆圈,像是从前他给我写信时的句号。
我嫁到老李家那年,建国十一岁。那时候他大哥,也就是我男人,已经在矿上干了三年。公公婆婆走得早,留下兄弟俩相依为命。我进门的时候,建国瘦得像根豆芽,见了我也不叫嫂子,躲在他大哥背后探头探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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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男人话不多,干活实在。他跟我说,建国脑子好,是块读书的料,咱们再苦也得让他念。我说我知道。
那时候我不知道"再苦"两个字到底有多重。
建国十四岁那年,矿上塌方。等我们赶到的时候,已经抬出来七个人,盖着白布。我男人是第八个。
他下葬那天,建国一句话没说,跪在坟前从早跪到晚。我去拉他,他的膝盖已经青紫了,磕在冻土上一动不动。我蹲下来,把他抱在怀里,才发觉他在抖。
"嫂子,"他说,"我不念了,我去打工。"
我说,"你大哥临走前跟我说,让你念书。你要是不念,他在底下也不安生。"
那年他初二。
后来我找了一个在矿区食堂帮厨工作,凌晨三点半起来和面,晚上九点才能回家。建国放学回来,自己烧火做饭,等我回去,灶上总温着一碗稀粥,一碟咸菜。
他懂事得让人心疼。
高三那年,他开始失眠。我半夜起来上厕所,看见他屋里的灯还亮着,门缝下透出一道细细的光。我推门进去,他正趴在桌上做题,眼睛通红。
我说你睡吧,考不上北大也没关系,咱们考个普通大学也行。
他抬起头,看着我,半天才说,"嫂子,我必须考上。"
我没再劝他。
录取通知书来的那天,是七月二十六号,下着大雨。邮递员的雨衣滴着水,把那个红色的信封递给我,我手抖得拆不开。建国从屋里跑出来,一把接过去,撕开一角看了一眼,就蹲在地上哭了。
我也哭了。我们俩在屋檐下,一个蹲着一个站着,雨水顺着瓦檐往下淌,像是把这些年的苦都冲下来了。
建国去北京报到那天,我送他到县城的火车站。他拎着一个化肥袋和旧帆布包,里面是我连夜给他缝的两床被子,还有一双新布鞋。
火车要开的时候,他从车窗里探出头,朝我喊,"嫂子,等我毕业,我接你和小满去北京!"
那天小满哭的不行,被我抱在怀里,伸着小手要找小叔。
火车开走了,我抱着小满站在站台上,站了很久。
大学四年,他每个假期都回来。寒假回来帮我糊窗户,暑假回来下地割麦。
村里人都说我们老李家祖坟冒青烟,出了个北大生。也有人说怪话,说一个寡嫂供小叔子,怕是有别的心思。
这些话传到建国耳朵里,他第一次跟人动了手。回来的时候嘴角破了,衬衫扣子掉了两颗。我给他抹药,他低着头不说话。
我说建国,嫂子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你也别在乎。
他点点头,眼泪砸在我手背上。
毕业那年,他说要留在北京工作。我说好,北京机会多。他说嫂子,我先在北京站稳脚跟,等稳定了就接你和小满去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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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不急。
第一年,他每个月汇两千块回来。我没动,全存在了存折上。他打电话回来,总说工作忙,过年回不来了。我说没事,你忙你的。
第二年,他汇得更多了,每个月三千。打电话的次数却少了。问他什么时候回来,他总说项目紧,走不开。
第三年春节,我跟他说,小满想小叔了。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说嫂子,我今年实在回不去,等明年。
明年又明年。
第六年腊月二十八那天,我把存折拿出来数了数,里面有十五万多。我跟小满说,咱们去北京找你小叔。
小满从炕上跳起来,眼睛亮得像星星。
我没告诉建国。我怕他又说忙,又说不让我去。
我们坐了十六个小时的火车。北京真大,地铁里人挤人,我紧紧攥着小满的手,怕他被人群冲散。建国留过一个地址,是他单位的地址,我按着那个地址找过去。
那是一栋二十多层的写字楼,玻璃外墙亮得晃眼。我在大堂里问前台,请问李建国在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