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杂记｜“文革”风暴中的李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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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和李讷（左二）

来源：《百年潮》[1999年第2期]
原题：《肖力与解放军报夺权风暴》
作者：园丁

1967年1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跨进了第二个年头。1月4日，上海《文汇报》的造反派与报社外的造反派联合，夺了《文汇报》的领导权。5日，《解放日报》的领导权，也被造反派夺到了手中。

随后，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直接策划、指挥下，6日，上海造反派组织召开了“彻底打倒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公开打出夺权的旗号，掀起了波及全国的所谓“一月革命风暴”。

11日，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简称“全军文革”）改组，江青担任了顾问，原组长刘志坚被作为“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表”而打倒。与此同时，林彪任命关锋为总政治部副主任，接替了刘志坚在总政的工作。

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大背景下，一场夺权风暴席卷解放军报社，发生了震惊全军、轰动一时的“1·13事件”。

1月13日的凌晨，以肖力为首的“革命造反突击队”，贴出了题为《〈解放军报〉向何处去？》的大字报，引发了军报的夺权风暴。

稍后人们才知道，肖力即李讷，是主席和江青结婚后生下的唯一女儿，时年26岁，到解放军报社任记者还不满三个月。

肖力本名叫李讷。由李讷的名字改为肖力，则是始于“文革”初期。李讷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正赶上红卫兵大串联，她同当年的许多年轻学生一样，戴上红卫兵袖章也经常外出串联。

江青对此很不放心，曾派戚本禹带军报一男一女两名年轻记者，扮成北京大学的红卫兵外出寻找。在那浩浩荡荡的大串联的人海中，要把李讷找回谈何容易！

到了1966年9月下旬，江青和陈伯达就亲自出面交代，要把李讷安排到《解放军报》工作。时任代总长的杨成武和解放军报的代理总编辑胡痴到钓鱼台领受的任务。三十多年之后，胡痴回忆：

那是1966年9月下旬的一个中午，杨成武代总长给我打来电话，说江青通知，要我俩下午3时到钓鱼台15号楼陈伯达处，去接受一个任务。我们分别按时到达那里，江青、陈伯达已在等候。

江青讲了很多，大意是：请你们来，是想把我女儿李讷送到军队去，交给你们负责，让她到军报锻炼锻炼，并说主席也同意。她还说：这孩子刚出大学门不久，她学的是历史，肯用脑子，也能写点东西，我看比林豆豆（林彪的女儿——作者注）要强些。她的缺点是看问题有些片面，有点固执，要多帮助她。

可是江青又说，对她不要抓得太紧、管得太严，要发挥她的主动性。她又叮嘱，为了保密，给她改名肖力，你俩知道就行啦，否则，她的活动和安全都会有问题。

接着，陈伯达说了些捧场的话，杨成武对李讷到军队来表示欢迎，我当然也同意。但我提出军报归总政管，此事应该通知总政肖华主任。江青说，那就由杨代总长转告吧。离开钓鱼台回来的时候，杨成武又特意叮嘱我：李讷是主席的女儿，要好好帮助、照顾。这实际上也是我当时的主要心情。

这样，李讷就于1966年10月中旬改名肖力，踏进了《解放军报》的大门，穿上了绿军装，成了女记者。胡痴把她分配到快报组，并交代主持《快报》工作的宋琼直接管肖力的工作。

所谓《快报》，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根据主席的指示创办的一种“绝密”等级的内部刊物，专门刊登“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情况，仅供当时被称作“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高层领导阅批。

根据江青的叮嘱，李讷到军报工作，采取了保密措施，全社只有四个人知道她的真实身份。快报组的众多记者只知其人，而不知她是何许人。肖力到报社不久，宋琼奉命调到“中央文革”任办事组组长，肖力的工作就由栾保俊直接管理。

那时候，栾保俊同肖力的宿舍只有一壁之隔，不仅工作中经常见面，就是回到宿舍，也常见面。肖力会唱京戏，有时她一面漱洗，一面哼着青衣花旦唱腔，非常乐观、爽朗。她用的皮箱是旧的，她说这是爸爸过去用过的。她说在中南海并不和爸爸一起吃饭，而是自己到大食堂里吃。

她不仅不能坐爸爸的车，也不能坐别人的车，爸爸不允许。因此，她经常骑自行车上下班。有一天下大雪，北风呼号，她要回家。栾保俊说：“你不要骑自行车了，我派车送你回去。”肖力赶紧阻止：“好叔叔，千万不要派车，爸爸知道是要批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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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和李讷

肖力要造反，早在1967年1月初去京西煤矿搞调查时，就已经酝酿了。据陪同她一起去调查的同事回忆，那时候，她从广播和报纸上获悉《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已经夺权，发表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她就说：我们回去也造反。

公开宣布要造反，则是在1月12日的下午。那时她从京西煤矿调查回来，向《快报》的领导小组作汇报。汇报会上，肖力说：“我们下去，人家听说是《解放军报》的记者就不感兴趣。”她的看法是：军报已经到了“严重关头”，要改变军报的面貌，“必须起来造反”。

当晚，肖力组织到京西煤矿一同搞调查的两个人起草大字报。由她口授，边起草边议论。起草完大字报，已是深夜11点，肖力随即拿着大字报底稿，匆匆赶往钓鱼台，向她的妈妈江青禀报。

肖力要造反，这当然是一件大事。《快报》领导小组当晚召开了会议，决定支持肖力造反。有人建议，此事应该向胡痴代总编报告。胡痴当时经常列席“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也临时住在钓鱼台。于是，《快报》领导小组的一班人，于当晚11点钟左右也来到了钓鱼台。

江青和肖力母女之间是怎么谈的，局外人当然不得而知。谈完后，肖力来到宋琼处，向他征求对大字报的意见。宋琼时任“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也在钓鱼台起居、办公。

肖力来到他的办公室，就向宋琼念大字报底稿。这个时候，《快报》领导小组的一班人向胡痴汇报之后，吃过夜餐，回到宋琼处准备向他告别。宋琼向他们示意：“一起听听，提提意见。”

大字报可谓“气势磅礴”，罗织了军报党委的三大“罪状”，却没有点胡痴的名，宋琼认为不妥。在他的建议下，增加了一句：“胡痴同志身为党委书记，在这方面是负有严重责任的。”

大字报没有点胡痴的名字，看来并非出于疏忽。那时候胡痴正受到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用。就在一周之前，中央政治局开会提名，经主席正式批准，任命胡痴为新华社代理社长，同时还兼管《解放军报》。

1月11日，也就是头一天，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常委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审定改组后的新“全军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名单，经主席批准，胡痴为成员之一，可列席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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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直到1月13日凌晨1时，宋琼等人还在议论大字报，江青通知胡痴立即到15楼的会议室，有事要谈。宋琼便陪同前往。江青成竹在胸，她对胡痴说：“小将们要起来造反，你要坚决支持他们。这是大势所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自己有缺点错误，要主动检讨。”江青在讲这番话的时候，态度还比较平静，声音也还算温和，但是讲得斩钉截铁。

江青又说：“军报同《文汇报》不一样，《文汇报》是上海旧市委领导的，军报是林副主席领导的，而林副主席的领导是正确的。所以造反只能在报社内部搞，不能像《文汇报》那样公开在报上搞。”胡痴听了，当即表态说：“我一定支持他们造反，自己好好检讨。”从这次谈话来看，江青显然还不是要马上打倒胡痴。

从15楼会议室走出来之后，胡痴感到责任重大。凌晨过后，大字报一贴出来，点了四五个社领导的名，万一打趴下了，报纸出不来，他作为代理总编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时候，《快报》领导小组的一班人正好还没有回去，于是就同他们一起商定了一个临时领导小组名单，预备万一出现那种情况，可以有一班人马出来负责报纸出版工作。

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决定栽下了祸根，“预防万一”的临时领导小组名单，后来竟变成了“阴谋夺权”的罪证。

1967年1月13日，寒风凛冽。上班的编辑记者们一进解放军报社办公楼，就感觉气氛异常，只见一楼大厅人头攒动，一张巨型大字报用绳子悬挂在一楼大厅的正中央。“《解放军报》向何处去？”八个字的大标题，用了斗大般的字，横排在大字报正文的上方，十分醒目。不用看正文，只看这标题，就可以估量出这张大字报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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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字报罗织了军报党委的三条“罪状”：

第一条是关于报纸宣传。大字报严厉斥责军报“把部队和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隔离开来，以部队特殊为借口，去搞什么正面教育，去宣传学习‘老三篇’，单纯提倡做好人好事。”

第二条是讲报社内部的运动。大字报说：“几个月来，军报宣传方向偏了，报社内部的‘文化革命’也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冷冷清清，党委一开始就为运动划框框、定调子，继而又整理黑材料、抓扒手，压制革命群众的积极性，包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字报进而指出：“军报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完全是党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恶果，胡痴同志身为党委书记，在这方面是负有严重责任的。”

第三条是讲报社党委在“组织上包庇了一批犯有反党罪行的、有严重错误的人，把他们放在主要领导岗位上”。第一个被点名的是副总编冯征，说他是“彭德怀的吹鼓手”，因为他曾随彭德怀出访，写过若干篇彭德怀的出国访问记。第二个被点名的是总编室主任王焰，说他是“彭德怀的忠实走狗”。彭德怀任国防部长时，王焰曾任彭办主任，“忠实走狗”由此而来。第三个被点名的是副总编张秋桥，说他“反对记者学习毛著，具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最后一个被点名的是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总编吕梁，说他“一贯右倾，软弱无力，却主持日常工作”。

大字报还说：“另外还有不少犯有严重错误的主编和处长，在党委包庇下也没有得到充分的揭发批判。”大字报由此提出质问：“请问报社具体工作的领导究竟掌握在什么人的手里？在这样一些人把持下的《解放军报》，怎么能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怎么能完成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的历史使命？如果这样下去，将被革命的群众唾弃，直至彻底垮台。”

大字报的署名是“革命造反突击队”。这是“文革”以来在军报首次亮相的一个战斗队，后面排列了以“肖力”为首的八个人的名字。时间是：1967年1月13日6时半。大字报上签名的八个人，多数是刚调军报不久的年轻人，对军报多数同志来说，有一大半不熟悉；至于为首的肖力，不仅没见过其面，连名字也是陌生的。

匆匆地看完了这张大字报，走到办公楼的三楼，人们在最醒目的地方又看到了另外两张大字报。

一张大字报的标题是“革命的同志们，勇敢地起来造反”。大字报对以肖力为首的“革命造反突击队”的造反行动，表示了最热烈的响应和最坚决的支持。接着又用了一连串短促有力的句子，亮出了大字报的观点：

“必须起来造反！必须一反到底！”

“必须彻底肃清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必须砸碎一切与革命形势极不相称的官僚机构！”

“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报纸，必须由坚定的无产阶级掌权！”

“冯征、王焰滚开！”

“张秋桥、吕梁等同志，必须认真检查！”
“胡痴同志必须猛省！”

大字报的署名是“革命到底造反纵队”，有九人签名。

另一张大字报紧贴在这张大字报的旁边，标题是“特急呼吁”，呼吁立即成立新的领导班子，并宣称“从今天起，报纸由新的领导班子和革命左派来办”。署名是以胡学方为首的“金猴战斗队”。

但是，这三张大字报张贴出来之后，并没有出现“登高一呼，群起响应”的局面。如果说，当人们在一楼大厅看“革命造反突击队”的大字报的时候，还是不动声色的话，那么看了后两张大字报之后，谴责之声立刻不绝于耳，愤怒之火就像干柴烈火一样燃烧起来。整个编辑部三五成群，议论纷纷，锋芒所向，直指“革命到底造反纵队”，斥责这帮人要干什么！

为什么会产生如此效果呢？

第一，三张大字报的基本主张是要效法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做法，造军报的反，夺军报的权。对这一点，就编辑部的大多数人而言，当时还是接受不了的，由此也就产生了强烈的反感。

第二，大字报虽然点了军报五个领导人的名，但主要是指向副总编冯征和总编室主任王焰，说他们是“彭德怀的吹鼓手”和“忠实走狗”，显然是要打倒的对象。这也引起大多数人的强烈反感。

第二，最重要的是，肖力这时候还没有公开亮相，人们也不知道起草这三张大字报的内幕。当时有些人虽然知道肖力等八个人是参加《快报》工作的，但是都没有予以重视，因为他们大多是刚调到军报不久的“小字辈”；而“革命到底造反纵队”的主要成员，却多是资深的“老家伙”，还是主持《快报》工作的领导。所以，有些人猜测，这三张大字报很可能是“革命到底造反纵队”的几个主要成员一手导演的。由于这些人同胡痴的关系密切，于是又猜测胡痴很可能是幕后总策划者。

“革命到底造反纵队”主要成员栾保俊当时觉得局势严重，他们已控制不了这个局面，就去找肖力商量。谁知肖力对他非常冷淡，只冷冷地说了几句话，没有深谈，往日称他为“好叔叔”的那股热乎劲，一点也没有了。栾保俊觉得不对劲，不知肖力为什么这么冷淡。

下午，军报办公大楼五楼的大会议室，人头攒动，喊声一片。人们正在质问“金猴战斗队”的胡学方，要他交代题为《特急呼吁》的那张大字报，呼吁成立新的领导班子是怎么炮制出来的。有人抢话筒，有人站在凳子上大喊大叫。

这时候，胡痴来到会场。他上午正在出席中央召开的一个会议，接到了肖力的电话，问他能不能回报社。中午，又接到了栾保俊的电话，说是报社同时贴出了三张大字报，报社的形势有点乱，要他下午回报社看一看。当他一进五楼的大会议室，立刻成为大会的质问对象，质问他同时贴出的这三张大字报搞的是什么“阴谋”。

胡痴镇定地做了回答。他说，头两张大字报要造反，我知道，我都表示支持，但是都没见过原稿；第三张大字报我不知道，我没有搞什么阴谋。这时候，肖力首次亮相了，当时大部分人仍然还不知道她是主席的女儿，也就毫不客气地要她回答写大字报的经过。

只见她从容不迫地站出来说：“我们革命造反突击队同他们没有关系，根本是两码事。他们为什么要贴那样的大字报，我们也不知是怎么回事！”

三张大字报，在内容上相互呼应，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明明是“一码事”，怎么一下子变成了“根本是两码事”。但是她讲得不像是辩解，倒很像真是对那两张大字报也存在着迷惑不解，这使得不少头脑稍微冷静的人感到有点蹊跷。

一直到了这天的晚上，人们从新贴的两张针锋相对的大字报中，才看出了一点端倪。在这一天的“质问会”结束之后，有人在办公大楼贴出了一张题为《严正声明》的大字报，对下午的“质问会”提出斥责。

大字报认为，下午的会“极不民主，极不平等”，“只许自己讲，不许别人说”，“蛮横地剥夺别人的发言权”。大字报严正声明，下午的大会“不符合十六条的精神”。大字报的落款把肖力为首的“革命造反突击队”排在首位，然后依次是：“革命到底造反纵队”“金猴战斗队”“平型关战斗兵团”“五敢战斗队”“遵义战斗队”。

这张由六个战斗队联名的大字报，是由哪一个战斗队发起、怎么串联的，局外人不得而知。但是，过了不久，人们听说，这张大字报并没有征得“革命造反突击队”的同意，便贸然地在大字报上署上了他们的名，并且在第一位，这使肖力大为恼火。这显然是打着她的旗号搞名堂。于是，当晚10点钟，“革命造反突击队”就在三楼最显著的地方，贴出了题为“强烈抗议”的大字报。

这张大字报和“严正声明”的调子截然相反，劈头就说：“今天的会是一个革命的会，造反的会。报社革命群众开始起来揭发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解放军报社乱了，乱得好，好得很！大会的方向是正确的。”

大字报笔锋一转，“但是，革命到底造反纵队、金猴战斗队、平型关战斗兵团、五敢战斗队、遵义战斗队等组织，却采取极其恶劣的手法，不征求我们的意见，在他们的所谓‘严正声明’上签了我们的名。对此，我们表示强烈的抗议！并呼吁全体革命同志，擦亮眼睛，团结起来，为彻底肃清我社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奋斗！”

这张大字报立刻成为编辑部关注的焦点。它用张贴大字报的实际行动，向报社广大群众宣告：以肖力为首的“革命造反突击队”，同“革命到底造反纵队”“金猴战斗队”，确确实实“没有关系”，地地道道是“两码事”。

这张大字报一出，形势大变。第一张题为“火烧胡痴”的大字报，很快贴了出来。大字报声称，“革命到底造反纵队”的大字报“玩弄的夺权阴谋，完全是胡痴一手策划的”，“其目的，是为了破坏报社革命群众对他的揭发批判”，是“一个阴谋”。大字报的落款是：“井冈山战斗队”“云水怒战斗队”“红彤彤战斗队”。

就在此时此刻，报社的大部分人才开始知道，肖力原来是主席和江青的女儿。

现在，主席的亲人率领一支“革命造反突击队”，正在自己身边造反，由此激起人们心灵上的感情波涛，那是无与伦比的。于是，报社的阵营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用政治术语来说，叫作大分化、大改组。

那时候编辑部的夜晚灯火辉煌，通宵达旦。有些人是在“抓革命”，还有不少的人是在“促生产”（编报）。1月13日的这天夜晚，照例如此。已经公开亮相的肖力，在这一天的夜晚，开始到一些办公室走动，同一些人交谈，回答人们提出的问题。

这时候，有人提出，应当把宋琼、栾保俊那伙人从钓鱼台揪回来，请肖力同“中央文革”联系一下。肖力回答说，不需要我联系，如果你们行动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话，我相信，“中央文革”是会支持的。于是，一辆大轿车从军报驶向了钓鱼台，这已是1月14日的凌晨。钓鱼台是“中央文革小组”所在地，是一个禁区，一般人不得入内。

当时，栾保俊等一班人可能有一种心态，认为钓鱼台是他们的“避风港”，只要进入那里，是谁也不敢侵犯的。谁知，这辆大轿车来到钓鱼台，同传达室一联系，居然顺利地把他们揪了回来。从此，在“革命到底造反纵队”的大字报上签名的九个人，连同大字报都没有看过更没在上面签名的胡痴，都成为群众专政的对象。

肖力要造军报的反，乃至对大字报修改、定稿，都是同“革命到底造反纵队”的主要成员进行过磋商的；平时她对他们也非常尊重，视他们为长辈，称他们为“好叔叔”。而这些“好叔叔”们对肖力的造反行动，又表示了最热烈的响应和最坚决的支持。肖力在“质问会”上为什么会突然宣布同他们“根本是两码事”，并由此令很多人的命运发生了重大转折？这曾是很多人迷惑不解、众说纷纭的话题。

当年亲身经历这一事件的栾保俊，是这么说的：

肖力姑娘的风云突变，对我来讲，一直是个谜，至今也找不到把门打开的钥匙。“1·13事件”之后，我想找肖力姑娘谈谈，了解一下内情，遗憾的是，从那时起，再也没有见到她，自然也无从谈起了。

对肖力的风云突变，当时还有一种传闻，说是江青在钓鱼台看了军报三张大字报的抄件，认为第一张和第二张都没问题，看到“金猴战斗队”呼吁立即成立新的领导班子那张大字报时，脸色突变，把手一拍说：“这张大字报有问题！”由此导致了军报运动的风云突变。

一位当年参加过“革命造反突击队”后来又分裂出去的同志认为，肖力对报社有一个基本看法，认为“旧势力太严重”，军报有一条“又粗又长又深的黑线”，造反就是要彻底挖掉这条黑线。

“革命到底造反纵队”那一班人，虽然支持了她的造反行动，成为她暂时的同盟军，但在骨子里，她同样把他们看作是“旧势力”。她相信和依靠的，是刚调报社不久、同报社没有什么瓜葛而且调子高的年轻人。当初成立“革命造反突击队”，其成员也都符合这个标准。

肖力在军报刚刚公开自己的身份之后，曾在全社大会上讲过几句话。她说：我爸爸让我告诉大家，我只上过几年学，还很年轻，很幼稚，也很蠢。爸爸要我向叔叔阿姨学习，希望大家多多批评教育我。如果有了错误，怎么批评都行。她还用了当年“文革”的流行语言说，对她“炮打”“火烧”都可以。大家感到很亲切，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13事件”之后，她那张题为“《解放军报》向何处去？”的大字报和经主席批示的林彪《给解放军报社革命同志的一封信》，很快就被许多红卫兵小报全文刊载，于是肖力的名字也就随伟大领袖的批示和副统帅的信而传遍全军、全国。人们也由此获悉肖力与李讷实为一人。肖力也就成为风云一时、万众瞩目的人物。

身为军委办事组成员的吴法宪，在这种“大树特树”的热潮中，自然不肯放弃讨好江青的大好时机。他以军委办事组的名义，向军报下达了“指示”：“在全国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是现行反革命，在军报反对肖力同志的也是现行反革命！”

由此，“谁反对肖力同志就打倒谁”“谁反对肖力同志谁就是现行反革命”，不仅成为开会（特别是批斗大会）必呼的重要口号，而且成为军报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内容。后来受迫害被揪出来专政的一大批编辑、记者、中层干部和报社领导，其中不少都戴有“反肖力”的大帽子。

肖力由此走上了神坛，那个声言要“向叔叔阿姨学习”的年轻姑娘，竟成为军报至高无上的权威。此后，判别是非的标准，都以肖力的口径为标准。此后，以肖力为首的“革命造反突击”指向哪里，打到哪里，所向披靡，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简言之，从1967年1月13日到同年8月23日，肖力率领“革命造反突击队”和后来改组的“新革命造反突击队”，先后推翻了军报两届领导班子，制造了所谓“胡痴阴谋小集团案”和“赵易亚复辟资本主义反革命逆流案”。

1968年，肖力经主席决定调离报社并正式公布了，其余的几位“小将”，依然打着肖力的旗号，动辄说“这是肖力决定的”，“这是肖力指示的”，于是，依然所向披靡、畅行无阻。

十年浩劫，全国制造了300多万件冤假错案，上至国家主席、三军元帅，下至平民百姓，无不深受其害，祸及近亿人口。军报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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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李讷在“文革”初的这些往事，不是要纠缠历史老账，更不是要揭她的“伤疤”。从历史的全局看问题，说句公道话，不能把“文化大革命”给军报带来的灾难简单地归之于李讷一个人。当然，由于她那不能自己选择的独特身份，在“文革”中又确实起到了一般人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也是毋庸讳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