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连升：“真正的竞争力不在评级分数里，而在信任穿透力中”

纸面承诺与实质责任“真正的竞争力不在评级分数里，而在信任穿透力中”：专访CSR/ESG与供应链责任溯源管理专家王连升

访谈手记：在可持续发展成为全球商业必修课的今天，ESG信息披露与评级几乎成为每一家外资企业的年度必修动作。然而，报告越做越厚，评级越卷越高，供应链深处的问题却依旧触目惊心——“纸面责任”与“实质责任”之间的鸿沟，正在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最大的信用赤字。带着这一追问，笔者专访了长期深耕中国企业社会责任、ESG治理与绿色供应链领域的资深专家王连升，试图在理论与实践之间，找到一条穿透供应链迷雾的出路。
一、底层逻辑：三种“责任表演”与一张报告的距离
问：王老师，您在CSR、ESG与绿色供应链领域研究实践多年，也深度参与过多个行业标准的制定。从您的观察来看，当前外资企业可持续发展实践中，最值得警惕的深层问题是什么？
王连升： 最值得警惕的，我认为是三种“责任表演”——我称之为“符号合规”“评级驱动”和“风险隔离”。这三者叠加，构成了一套精巧的系统：报告精美、评级光鲜、法律合规——但供应链最深处的问题纹丝未动。
先说 “符号合规” 。现在很多企业做ESG，本质上是“报告即尽责”：发一本厚厚的报告，里面全是“我们致力于”“我们承诺”“我们计划”，但真正可量化、可验证、有追溯机制的实质性行动少之又少。一家企业可以说自己是“负责任企业”，但当你追问一级供应商之外的第二级、第三级供应商是谁、他们在哪里、他们的工人一周工作多少小时，对方可能只能回答你三个字——“收集中”。这个“收集中”状态，在有些企业的报告里已经保持了四年。
再说 “评级驱动” 。我不否认评级机构在推动ESG主流化方面的贡献，但现在的问题是“为分数而非绩效”在管理。企业成立专门团队研究评级模型的权重，优化填报口径，分数上去了，碳排放没下来。这种“分数游戏”最大的危害在于，它给了企业一个自我正当化的借口：评分那么高，难道还不能说明我们负责任吗？可评级机构的逻辑与供应链实质责任之间存在一个根本性的裂缝——你可以在问卷上勾选“我们有供应商行为准则”并得分，但这份准则在实际采购订单里执行了没有，不扣分。
第三是 “风险隔离” 。跨国公司普遍的做法是让供应商签一份行为准则，然后就可以宣称“我们已经尽到了责任”，一旦出事，那是供应商的独立行为。这其实是利用合同做了一道“防火墙”，把真正的责任挡在了品牌方的大门外。责任没有被履行，它只是被转移了。跨国公司真正掌控着供应链的定价权、订单分配权，却在责任问题上假装自己是“受害者”。
这三种“责任表演”叠加在一起，造成了当前ESG实践中最深层的悖论：信息披露越来丰富，评级越来越高，但工人在加班、废水在排放、碳排放目录在增长。这就是当前外资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纸面责任”的底层逻辑。
问：那您如何从理论层面概括“纸面责任”与“实质责任”之间的这种张力？
王连升： 我将其概括为 “价值沉默”战略的方法论谬误——“价值沉默”本来是我提出的一个核心战略主张，即企业应该把精力从高调宣传转向实质性价值创造，但现在的不少企业恰恰走向了反面：在行动上“沉默”，只在报告上“喧嚣”。要回到正轨，必须记住两句话：一是“CSR为魂，ESG为体”。CSR代表的是价值理性，是企业的道德立场和根本追求；ESG则是工具理性，是把理念转化为可量化、可管理框架的工具。如果只做ESG而不问CSR，那就是纯粹的技术操作，失去了方向的指引。第二句话是“责任闭环”——E、S、G三者不是并列的三根柱子，而是一个相互嵌入、动态反馈的有机系统。很多企业把这套系统拆成了三个独立KPI来管理，切断了内在关联，最终资源分散、战略碎片化。
二、供应链黑洞：技术溯源不等于责任溯源
问：供应链责任溯源管理一直是您研究的核心方向之一。在您看来，外资企业在供应链溯源上最大的误区在哪里？
王连升： 最大的误区，就是 “技术溯源”与“责任溯源”的混淆。现在不少企业大谈特谈区块链溯源、二维码追踪、数字化平台，这当然没错——技术溯源可以告诉供应商的货物从哪里来，但它无法告诉你“那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一个二维码能够告诉你这件棉T恤来自某某纱厂，但无法告诉你那家纱厂是否使用童工、工人周工时是否超过60小时、废水处理设施是否真的在运转。技术和责任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信息差。
所以我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供应链溯源必须建立 “三级跳”的穿透式管理。一级供应商必须提供第三方年度审计报告；二级供应商要按季自主申报关键数据——劳工工时、废水排放量这类硬性指标；三级及以下供应商，品牌方至少要有抽样调查的能力。目前能做到“三级跳”的外资企业，坦率地说，凤毛麟角。多数企业满足于一级供应商管理，二三级基本是“黑洞”状态。
问：那您如何看待当前ESG体系中“范围三排放”数据的披露情况？这是否也是“黑洞”的一部分？
王连升： 这正是 “选择性沉默” 的典型体现。范围三排放——也就是价值链上下游的排放——对消费品企业而言通常占碳足迹的八成以上。可以说，不披露范围三，碳减排就是自欺欺人。但现在有多少企业把全部范围三数据公开了？很少。多数企业的报告里标注的是“数据缺失”或“基于行业平均值估算”。更令人警惕的是，就算企业披露了范围三数据，其数据来源往往只是要求一级供应商填报模板，一级供应商再向二级收集，层层“估算”之后，产生的只是一份“供应链碳账本”，跟真实的碳排放相去甚远。
问：除了碳排放数据之外，“劳工权益”这一社会责任维度，在供应链溯源中又面临怎样的挑战？
王连升： 这是一个更复杂、也更棘手的问题。相比碳排放数据有相对成熟的计量方法，劳工权益的核查对定性判断要求更高，依赖实地考察和工人访谈。碳排放还有卫星和传感器可依，供应链深处的加班有没有合规、有没有拖欠工资，只能靠人去看、去问。很多跨国企业的供应链早已延伸至东南亚、南亚和非洲。在那些国家，实地稽核的难度和成本远超国内。许多企业因此便心安理得地说“我们按照当地法律合规”，但这个合规——是一周工作48小时，还是实际超过70个小时——恐怕需要亲自到车间里去问才能知道。
三、穿透迷雾：从“纸面责任”走向“实质责任”
问：面对这些深层次困境，您认为可行的突围路径在哪里？
王连升： 我认为关键突破口在于 “监管穿透”与“制度重构” 的合力。单纯依赖企业自律显然不够，必须用刚性的制度安排把“纸面上的责任”变成“跑不掉的义务”。具体来说，我建议三个方面同步推进：
第一，强化政策与法规的穿透力。中国相关部门已经在推动供应链ESG信息披露的强制性要求，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方向。未来可以进一步推进：范围三的核心品类必须披露原始来源数据，而不能再以“行业平均值”来搪塞。
第二，将ESG评级与实质绩效适度脱钩。企业可以维持评级提升的激励，但在供应链关键管理层级——比如采购部门——的考核中，必须加入“供应链ESG改进率”这一实质性指标，直接与采购绩效挂钩。要防止出现“分数高、问题多”的局面。简言之，就是让企业的“面子”——评级分数，和“里子”——实质改进，相对比、对得齐。
第三，建立供应链责任的“共担机制”。当二三级供应商被发现违规时，品牌方、一级供应商和违规方按比例分担整改成本，而不能仅仅终止合同“切割”了事。这也正是我之前提出的“责任闭环”模型在供应链治理中的具体应用。
问：您在行业标准层面做了大量工作，这些标准的落地实施，对于解决外资企业ESG治理和供应链责任溯源问题有何实际意义？
王连升： 标准为纲，纲举目张。《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指南》等系列标准为电子信息行业的社会责任工作提供了可操作的参照系，构建了统一、透明、可信赖的评估框架。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行业标准，行业主管部门和第三方评估机构才能开展全行业的社会责任治理水平评测、供应链ESG信息披露质量比对，才能更精准地发现问题，有针对性地制定解决方案。
当然，标准只有变成企业的实际行动才有意义。从全球趋势来看，类似RSPO等可持续认证标准也在不断进化，比如要求成员披露其供应来源，显著增强整个供应链的可视性和可追溯性。这些实践表明，更严格、更透明的标准体系，配合有效的行业监督和惩戒机制，才能真正推动企业从“纸面合规”走向“责任溯源”的实质性进展。
问：最后，您对正在积极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企业，尤其是那些意图在全球市场中构建ESG信任的外资企业，有什么建议？
王连升： 我想送企业三句话。
第一句：“CSR是魂，ESG是体”。CSR赋予企业方向和意义，ESG则是落地的技术工具。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企业，这两者必须有机统一、相互成就，既不能只讲情怀、空谈价值，也不能只重指标，失去社会责任的初心。
第二句：“数字技术要用在真问题上”。区块链、大数据、AI可以有效提升供应链溯源的效率和可信度，它们的核心价值是帮助发现真实问题、加快问题整改，而不是为“纸面合规”提供更精美的包装。
第三句：“真正的竞争力不在评级分数里，而在信任穿透力中”。当你的消费者和投资人确信，你的可持续发展承诺从报告中的每一页文字，直抵每一级供应商车间里最微小的变化；当你的产品带着可见的、可验证的、有温度的责任印记走向全球市场，你收获的将不止是市场份额和资本回报，更是企业存续和发展的根本价值。

王连升，中国绿色供应链联盟绿色金融专委会 副秘书长中国电子工业标准化技术协会社会责任工作委员会战略合作部部长、研究员，广东省企业可持续发展研究会企业社会责任专委会副会长，上海市计算机行业协会顾问，上海电子信息产品再利用促进中心顾问，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协会专家，北京市发改委ESG生态研究特邀专家，瑞典国家外交部CSR特邀访问学者，IPC中国可持续发展指导委员会（筹）专家委员兼执行委员，《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建设与可持续发展报告》2020、2021、2022、2023、2024编委，《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指南》（SJ/T 16000）主要起草人兼编制工作组秘书长。发表多篇行业报告及论文，如《浅谈绿色金融在电子信息产业可持续发展中的矛与盾》，探讨金融工具在产业转型中的作用，强调企业需将社会责任融入战略，通过合规经营、供应链合作等实现社会价值与商业价值的协同。主导编制或参与多项行业关键标准，如《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指南》（SJ/T 16000），《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治理评价指标体系》（T/CESA 16003-2021）,《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存储设备》（T/CESA 1258-2023）等绿色制造标准，《信息技术 开源治理》（T/CESA 1270.1-2023）规范开源技术应用中的责任管理系列标准，覆盖ESG治理、绿色制造、数字化转型等领域。连续5年主导“中国电子信息行业企业社会责任治理水平评测”，累计覆盖1500余家企业。连续3届主导“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年会”，打造“国际视野 中国实践”的交流平台。连续6年主导与联合国妇女署共同发起赋能职业女性职业发展项目，推动女性职工职业发展与企业社会责任治理水平能力水平提高。连续多年服务中国电子科技集团、中国电子产业集团、AMD、台达、松下电器等企业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建设。通过参与中欧企业社会责任圆桌论坛等国内国际会议的主旨发言或对话，阐述了产业在绿色金融、绿色供应链和绿色投资领域的实践研究。统筹支持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第28届、29届、30届、31届中欧企业社会责任圆桌论坛，国际电子工业联接协会(IPC)“2024 IPC中国电子制造业年会”，南方周末第四届中国互联网行业CSR论坛等国际性行业性主题论坛会议的成功举办。 专注于供应链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履责、环境社会治理、可持续发展等领域 ，深耕电子信息行业企业社会责任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和实践应用，推进电子信息行业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等研究和实践性工作，持续提升了助力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的服务能力，支撑工信部企业社会责任朋友圈进一步夯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