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三年游击战，项英有何作为？陈毅直言：红军的命运全寄托于他

南方三年游击战，项英有何作为？陈毅直言：红军的命运全寄托于他。

1937年冬天，有一支队伍从南方的大山深处走了出来。这支队伍后来有了一个响彻全国的名字，新四军。刚整编的时候，人数超过一万。一万多人，放在今天不算什么，但你得搞清楚这些人是从哪冒出来的。他们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从哪个后方调过来的，更不是谁派来的。他们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是从国民党二十多万大军的围追堵截里硬生生扛了三年活下来的。把这些人保住的那个人，叫项英。

说起项英，后来很多人第一反应是皖南事变里那个结局悲惨的人物。但在那之前，在1934年到1937年这漫长的三年里，项英干了一件了不起的事。这件事的分量有多重，连陈毅后来都说得很明白，红军的命运全系在项英一个人身上。这话不是客套，不是场面话，是一个在绝境里跟项英并肩扛了三年的人，说出来的实在判断。

要搞明白项英当时面对的是什么局面，得先说说他是个什么样的人。项英不是那种科班出身的军事指挥官，跟林彪、彭德怀那些人不一样。他是武汉的工人出身，早年在工厂里干活，后来搞工人运动，在白区的地下工作里摸爬滚打了好些年。1930年前后才进入中央苏区，一直做的是党务和政治工作，不是上阵打仗的。在中央苏区那几年，他的角色更像是个大管家，管组织、管后勤、管干部调配，军事上的事他不是最在行的。但中央信任他，因为他有一个别人比不了的优点，执行力强，让干什么干什么，从不讨价还价，也不讲条件。这个优点在后来的三年里救了他，但也差点要了他的命。

1934年10月，八万六千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出发，开始了那场后来被叫做长征的战略大转移。走之前中央做了个安排，成立中央分局，项英任书记，同时兼任中央军区司令员和政委，一肩挑。陈毅是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算是他的副手。留给他们的任务说起来很简单，留下来，牵制敌人，掩护主力。

但你看看留下来的是什么家底就知道了。红二十四师，加上一些地方武装，满打满算一万六千人。武器弹药本来就不够，医疗条件几乎没有，电台后来也砸了，跟中央彻底断了联系。对面是什么呢？蒋介石调集了超过二十万人，不是一个军两个军，是二十多个师，从四面八方压过来。中央苏区周围的几个省，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全被围了个严实。兵力对比大概是一比十二，有些方向甚至更悬殊。这不是打仗，这是拿一万多人去填二十万人的包围圈。

项英接了这个任务。主力10月10号走的，他第二天就动起来了。留守部队接替防线，封锁主力行动的消息，一边阻击追兵一边设立收容所和转运站，把伤病员往后方送，把粮食弹药往前线运。主力能顺利突破第一道封锁线，项英在后面的掩护功不可没。但这只是个开头，真正的噩梦还在后面。

等主力走远了，敌人很快发现苏区里还有正规红军。那二十多万人就像闻到血腥味的狼一样扑了过来。项英这时候犯了个大错。他还在用保卫苏区那套打法，想跟敌人正面打，大兵团作战，硬碰硬。这套打法在苏区还在的时候能用，因为有群众基础，有根据地，有补给线。但现在苏区已经没了，根据地没了，群众被敌人的保甲连坐吓住了不敢接近，补给线全断了。这时候还想跟二十万人打正面战，那就是拿鸡蛋碰石头。

陈毅当时就看出了问题，觉得应该赶紧分散打游击。但项英有他的顾虑，中央给的任务写得清清楚楚，保卫苏区。没有中央批准，他不敢擅自改方针。于是从1935年1月开始，项英一封接一封地给长征路上的中央发电报，催指示，等回复。电报发了一封又一封，中央那边始终没有回音。不是不想回，是真的回不了。长征路上中央自己都朝不保夕，哪有功夫管你。

等来等去，中央苏区全丢了。瑞金丢了，会昌丢了，于都丢了，兴国丢了，一个接一个。项英这才真正醒过来，不能再等了。1935年2月，他主持开了个紧急会议，拍板分兵突围，化整为零，全面转入游击战。留守红军分成九路往外冲，大部分遭到了惨重损失。有的整支队伍打没了，有的干部牺牲了。但这个决定保住了火种，突围出去的部队分别转移到赣粤边、闽西、闽赣边、湘南等地，跟当地武装汇合，真正的游击战争从这时候才算开始。

这九路突围里有一路特别让人心痛。中央军区参谋长贺昌带着一支队伍往会昌方向突围，在天门嶂被敌人包围，贺昌牺牲了。他是中央分局委员，级别很高，这一仗打得极其悲壮。项英和陈毅自己那一路也不好过，在安远被截击，部队打散了，两个人带着残部辗转脱险，最后到了赣粤边的油山地区，身边只剩下三百来人。

到了油山，项英马上开了个会，后来叫长岭会议。会上定了个二十字方针，核心意思就是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把赣粤边分成五块游击区，红军化整为零，几十人一队，钻进了茫茫大山。从这时候起，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正式开始了。

蒋介石那边放了话，三个月消灭红军，还给项英和陈毅各开了五万大洋的赏格。国民党在山区修碉堡、拉封锁线，搞保甲连坐，谁家给游击队一口饭吃全甲掉脑袋。群众不敢接近，粮食断了，盐断了，药也断了。

那三年的日子，后来很多当事人回忆起来都觉得不像是真的。陈毅后来跟人讲过那段时间的苦，整年整月在山里跑，春天雨水多，全身都是泥巴，两个多月没干过。吃的是野草、杨梅、笋子，有时候连蛇都抓来吃。根本不是过人的日子，像野兽一样。项英自己也说过，两年没脱过衣服睡觉，衣服被树枝挂得全是补丁，破得不成样子。三年里陈毅只进过两次房子，只见过四次山外的老百姓。你想想那是什么概念，三年时间，一个人只见过四次外面的人。

比饿肚子更可怕的，是叛变。1935年5月，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叛变投敌了。这个人跟项英、陈毅都是老战友，在中央苏区一起共事好几年，知道他们的行踪、习惯、联络暗号，知道一切。叛变之后国民党给他封了个少将剿共游击司令，让他专门来抓项英和陈毅。

10月的时候龚楚带着四十个人的特务队，伪装成红军游击队摸到了北山。他先骗了交通站长何长林，何长林见势不妙也跟着叛了。两个叛徒联手，带着敌人直扑项英和陈毅的驻地。那天凌晨四点多，敌人已经摸到了陈毅住的小山包下面。一个被挟持的警卫员拼了命喊了一声，哨兵立刻开枪，打死了走在最前面的一个敌人。枪声一响项英和陈毅听到了，翻身上山钻进密林。龚楚追了两天，烧了他们的棚子，一个人都没抓着，只好撤走。这就是后来震惊整个游击区的北山事件。

北山事件之后，队伍里人心散了。有人不辞而别，有人留个条就走了，还有人直接投敌。很多人觉得没希望了，这仗还能打吗？

这时候项英做了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他没有搞肃反，没有抓人，没有搞扩大化，反而说想走的给路费，送出去。有人不理解，说本来就没几个人了还往外放？项英的意思很清楚，越是艰苦越能考验一个人，想走的留不住，留下来早晚出事，不如让他走，剩下的才是真正的铁骨头。身体不好跑不动的也劝他们离开，回家继续干革命，走的时候发路费，换好衣服，派交通员送到安全地方，还告诉他们随时欢迎回来。

结果怎样？很多原本想走的人，听了这话反倒不走了。有些人走了之后被敌人抓住，逃出来又跑回了队伍。最后剩下的三四百人，个个都是最坚定、战斗力最强的骨干。项英还专门搞了个反叛徒斗争的讨论大纲，六千多字，在各游击区组织学习，把气节教育搞得扎扎实实。从那以后赣粤边游击队再没出过大的叛变。

其实南方的游击战不只是赣粤边一块。项英和陈毅在油山的同时，其他几块游击区也在各自苦撑。闽西有张鼎丞、邓子恢他们，闽赣边有黄道、关英他们，湘南有曾山他们，浙南有刘英他们，鄂豫皖有高敬亭他们。这些人彼此之间很多时候联系不上，各自为战，但都在用同一套战术跟敌人周旋。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赔本买卖不干。敌人埋伏在大路上？那就一概不走大路，往老林子里钻，抽冷子放冷枪。

蒋介石原定三个月消灭红军，后来改成半年，改成一年，最后改成无限期清剿。但就是剿不完。那些山头上的红军就像野草一样，烧了一茬又长一茬。

项英在这三年里不光管打仗，他是整个南方游击区的灵魂人物。他强调领导者自己要带头，最困难的时候领导先吃苦、先不动摇，有左右全局的意义。他和战士们一起上山扳笋、下河摸鱼，一样风餐露宿、衣衫褴褛。他腰上绑着从瑞金带出来的金条和党的经费，一个子儿都没动过。那笔钱是革命的血本，项英宁可自己饿肚子也要保住。陈毅跟他商量过，说这些金子绑在身上太危险了。但项英始终不肯放手，因为他知道这是未来发展的根基。

1937年7月7号卢沟桥事变爆发，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项英带着人从山里出来，跟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然后奔赴各个游击区，把分散在南方八省十五块游击区的红军一支一支找回来、联络上、整编起来。这些队伍后来就是新四军。1937年12月项英到延安作了个专题报告，讲三年游击战争的情况。中央政治局随后专门发了个决议，给了极高评价，说他们长期艰苦斗争的精神和坚决为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是全党的模范，号召全党来学习。

美国记者斯诺后来说了句话，项英是从坟墓里爬出来的铁人。

新四军成立时有一万多人，全是项英在那三年里保留下来的精锐。没有项英在南方苦撑三年，就没有新四军，南方革命的火种早就灭了。

回头看这三年，项英这个人身上有一种很特别的东西。他不是那种天赋异禀的军事天才，不是那种能在战场上一眼看出胜负的人。他就是一个执行力极强的人，中央说留下来，他就留下来。中央说保卫苏区，他就保卫苏区。等到局面彻底变了，他也能果断转向。北山事件之后队伍人心散了，他没有用铁腕手段去压，反而用了一种近乎温柔的方式，想走的送你走，留下来的才是真兄弟。这种做法在那个年代的军队里是很少见的。

南方八省十五块游击区，每一块都有自己的故事。赣粤边是项英和陈毅的主战场，闽西的张鼎丞后来也是新四军的重要人物，浙南的刘英带着队伍在温州山区打了三年，鄂豫皖的高敬亭更是在大别山里跟敌人死磕。这些人之间很多时候彼此不知道对方还活着，但他们用的是同一套打法，扛的是同一种苦。项英作为中央分局书记，虽然跟各块游击区的联系时断时续，但他定下的那个二十字方针，成了所有游击区共同遵循的准则。

三年里项英经历的东西太多了。部队被打散过，被敌人追着跑过，睡过山洞，吃过树皮，生过病没药治硬扛过来。他腰上那捆金条从瑞金一路绑到油山，从油山一路绑到延安，三年没解下来过。后来新四军成立需要经费，这笔钱派上了大用场。陈毅后来开玩笑说，银子是白的，眼珠是黑的，黑的看到白的就吸引人了。但项英就是不解，他知道这是命根子。

1937年项英到延安作报告的时候，整个人已经瘦得不像样了。他站在那里讲了三年的经过，从主力离开讲到分兵突围，从油山讲到北山事件，从叛变讲到反叛变。中央的人听完之后沉默了很久。那一万多人能活着走出来，靠的不是什么神奇的战术，靠的就是项英一个人在最黑暗的时候没有松手。

斯诺说项英是从坟墓里爬出来的铁人，这话一点都不夸张。一万六千人留下来，最后活着走出来的有一万多。这个比例放在任何一场战争里都是奇迹。而创造这个奇迹的人，不是什么名将，就是一个工人出身的、执行力极强的、在最困难的时候带头吃苦的政治工作者。

南方三年游击战这段历史，后来被提到的次数不算多。比起长征，比起抗日战争，比起解放战争，它太安静了。一万多人在大山里躲了三年，没有大兵团作战，没有史诗般的战役，有的只是一天一天的熬，一顿一顿的饿，一次一次的跑。但就是这三年，保住了南方革命的全部火种。项英在这三年里做的每一个决定，送走的每一个人，留下的每一块金条，都是后来新四军能成军的基础。陈毅说红军的命运寄托在项英身上，这话放在当时的处境里，一点都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