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苏念,今年二十五岁。失业三个月,投了两百多份简历,石沉大海。
那天早上,我又接到一个面试通知。一家中型文化传媒公司,招文案策划,薪资不错,离我住的地方也不远。我翻出唯一一套还算体面的正装,把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提前半小时到了公司。
前台带我进了一间宽敞的办公室。落地窗外是城市的天际线,办公桌上摆着一盆开得正好的蝴蝶兰。我规规矩矩地坐在沙发上,把简历放在桌边,深呼吸,在心里默念准备了无数遍的自我介绍。
门开了。
进来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她穿着一件深蓝色的西装外套,头发盘得很利落,脸上化了淡妆,眉眼间有一种说不出的英气。她手里拿着一杯美式,扫了我一眼,微微点头,坐到了办公桌后面。
“苏念?”她问。
“是,您好。”我站起来,微微鞠了一躬。
她没再说话,拿起我的简历,一页一页地翻。
翻得很慢。
第一页,个人信息。她看了很久,目光停留在“出生年月”那一栏。
第二页,教育背景。她的手指在“高中”那一行来回摩挲。
第三页,工作经历。她几乎没有看,视线又回到了第一页。
办公室里安静得能听见墙上时钟的滴答声。我开始有些不安——是不是我的简历有什么问题?还是她觉得我经验不够?
我偷偷抬眼看她,发现她的表情变了。
那种变化很微妙。原本冷峻的职业面孔,像冰面下有什么东西在涌动。她的嘴唇微微抿紧,睫毛颤了颤,然后——
她的眼眶红了。
我愣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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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念。”她放下简历,抬起头,直直地看着我,声音有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你不想一想,我是谁吗?”
我脑子里轰的一声。
她是……谁?
我重新打量她的脸。深邃的眼窝,高挺的鼻梁,下巴左侧有一颗小小的痣。这张脸,我好像……在哪里见过?
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
“对不起,”我有些慌乱,“我们……见过吗?”
她没有回答,伸手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照片,轻轻放在桌面上,转过来朝向我。
那是一张很老的照片,边角已经泛黄,塑封膜上有一道道细碎的划痕。照片上是一个年轻女人,怀里抱着一个两三岁的小女孩,两人笑得眼睛弯弯的。背景是乡下老家的院子,那棵歪脖子枣树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那个小女孩,是我。
而那个年轻女人……
我猛地抬起头,看向面前这个女老板。
她的眼泪已经掉了下来,无声无息地砸在桌面上。
“念儿,”她的声音碎成了好几瓣,“我是你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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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三岁那年,我妈走了。
村里人说她跟一个外地来的生意人跑了,嫌我爸穷,嫌这个家留不住她。我爸从那以后就像变了一个人,沉默寡言,酗酒,偶尔喝醉了会对着我妈的照片骂。我从不敢问关于她的事,因为每次提起,我爸的眼睛里就会有一种我害怕的东西。
后来我爸也走了。我十三岁那年,他在工地上出了事,连一句遗言都没留下。
我是跟着奶奶长大的。奶奶从不提我妈,只说“你妈死了”。我信了很多年。
直到高中那年,我无意间在家里翻出一封信,是法院寄来的。上面写着我妈向法院起诉离婚,我父亲不同意,后来不了了之。那封信的日期,是我三岁那年的秋天。
原来她没有跟人跑。原来她打过官司。原来她是想带我走的。
可是她失败了。我父亲用最蛮横的方式把她赶走了,而她再也没有回来过。
我把那封信偷偷藏了起来,没有告诉奶奶。我一边恨她为什么不坚持,一边又忍不住想——她后来过得好不好?她有没有想过我?她是不是已经忘了,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女儿?
大学四年,我试着找过她。可她的名字太普通了,叫“王芳”的人在中国有几百万。我没有她的身份证号,没有她的照片,没有任何可以定位的线索。
后来我放弃了。我告诉自己,她大概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有了新的家庭,也许根本不想被打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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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想到,我会在一场面试里,遇见她。
“你怎么认出我的?”我的声音在发抖。
“你的简历上有照片。”她擦了擦眼泪,吸了吸鼻子,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你长得太像我了。还有你的名字——苏念。念儿,这个名字,是我取的。”
她顿了顿,声音低了下去:“你爸当时要叫你苏招娣,我死活不同意。我说我女儿要叫‘念’,感恩的念,怀念的念,念想……”
她没有说下去,捂住了嘴。
我忽然想起小时候,奶奶偶尔会喊我“念儿”,但更多时候叫我“丫头”。我以为“念儿”只是随口叫的昵称,从不知道,那是我妈亲手取的名字。
“我找过你。”她忽然说,语气急促起来,“你十三岁那年,你爸出事之后,我回去找过你。可你奶奶不让我见你,她说……她说我是害死你爸的人,说如果不是我当年非要离婚,你爸不会变成那样。她拿扫帚把我赶了出去,还说要报警。”
“我后来每个月给你寄钱,寄到你奶奶的账户上。我不知道她有没有给你。我还给你寄过衣服、书,地址写的是你学校。你有没有收到过?”
我摇了摇头。
我从没收到过任何东西。奶奶也从未提起。
办公室里又安静了。我看着对面这个女人,她今年应该四十六七了,保养得很好,眼角有细纹,但不显老。她穿着考究的西装,戴着一块低调的手表,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她看起来事业有成、生活体面,跟我记忆中那个模糊的、抱着我的年轻女人,完全对不上。
可她的眼睛骗不了人。那双深褐色的眼睛里,有愧疚,有心疼,有小心翼翼,还有一种怕被拒绝的恐惧。
“你……后来过得好吗?”我听见自己问。
她愣了一下,然后轻轻笑了一下,眼泪又掉了下来:“我后来去深圳了,从销售做起,做了十几年,前年才回到这座城市开了这家公司。我没有再结婚。”
“为什么?”我问。
她低下头,沉默了很久。
“因为没有放下你。”
面试当然没有继续。
她让助理给我倒了一杯温水,我们面对面坐着,说了一个多小时的话。
她说她当年离开,不是因为嫌穷,而是因为我爸。她说我爸喝了酒就打她,她身上常年带着伤。她试过报警,试过找妇联,都没有用。在那个年代,农村里打老婆,没人当回事。她最后实在受不了了,才跑了出去。
她不是不想带我。她找了律师,起诉离婚,想要我的抚养权。可我爸在法庭上指天发誓说会改,法官把孩子判给了他。她想上诉,我爸带着人堵在她租的房子门口,说她要是再敢来要孩子,就让她“再也见不到”。
她怕了。不是怕自己,是怕他真的会伤害我。
“我走的时候,你抱着我的腿,喊‘妈妈不要走’。”她的声音已经哑了,“我到现在都记得你那个样子。我每天晚上做梦,都是那个画面。”
她后来在深圳拼命赚钱,做销售、跑业务、开公司,什么苦都吃过。她每年都会往老家寄钱,往我学校寄东西,可奶奶把所有的路都堵死了。她甚至找过私家侦探想看我一眼,可每次得到的消息都是“孩子在上学,不方便见”。
“我以为你恨我。”她说。
我张了张嘴,想说“我不恨你”,但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
我恨过。恨她丢下我,恨她没有带我走,恨她让我在那些没有父母的年岁里,一个人扛下所有。可我也知道,她没有选择。一个农村女人,在那个年代,面对一个暴力的丈夫和没有支持的法律,她能做的,她都做了。
“念儿,”她忽然握住我的手,掌心是热的,带着薄薄的汗,“妈不奢求你原谅我。我就想问一句——你愿不愿意……让我补偿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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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着她。
她的眼睛里有一种光,那是一个母亲找了二十二年、终于找到女儿之后,舍不得移开的目光。
“我今天不是来面试的。”我说。
她的眼神暗了一下。
“但我可以明天来上班吗?”我说,“我想离我妈近一点。”
她愣了一秒,然后笑了。那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好看的笑容。
她一把抱住我,把脸埋在我的肩窝里,哭得像一个二十多年前那个不得不放开女儿手的年轻母亲。
我拍了拍她的背,窗外夕阳正好,落在她的蝴蝶兰上,暖融融的。
从此以后,面试官不再是我的老板,而是我的妈妈。
而我,终于不再是没有妈妈的孩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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