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下，一个“看不见的市场”在悄然扩张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罗茜】

旨在减轻学生负担的“双减”政策于2021年出台，落地的这五年间，虽然“严控学科类培训，规范非学科类培训”之类的政策信号不断释出，但现实却远比政策文本复杂。

笔者2026年初在对中部地区某县的实地调研中发现，当地教培市场呈现出一种“衰而不竭”的独特态势。尽管自2021年起当地学科类培训机构已从33家锐减至6家，但一个“看不见的市场”却在悄然生长。

一、“看得见的市场”：规范化与萎缩并存

该县户籍人口不到40万人，常住人口约为20万人，其中一半都集中在县城。学龄人口近70%在县城就读。换言之，当地人口及生源主要集中在县城，这也促使教培机构主要在县城开办和发展。

据当地教育部门统计，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从2021年之前的33家下降为当前的6家，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则从40多家降为当前的30家。这一数据变化，直观反映了政策对教培行业的冲击力度。

资料图：新华社

在政策执行层面，当地采取了“四管齐下”的管理方式：

一是规范办学条件，场地必须达标，尤其是消防安全，许多机构因办学条件不达标、整改不到位，最终无法拿证。 二是规范收费标准与缴费方式，使培训机构收费保持在合理区间，同时限制不良竞争以及因机构跑路引发的社会不稳定事件。当地政府还尝试借助App让家长网上购课付款，以保障资金安全。但培训机构在线下常以各种优惠引导家长直接付款，因此执行中仍存在不足。 三是规定校外培训机构的上课时间：学科类培训机构上课时间不得超过工作日晚8点，非学科类只能在周末进行。 四是对教师师资提出要求，必须具备教资、提供无犯罪证明，且一年一查，需自行到当地派出所查询并提交至平台。

以当地知名的教培机构“S”为例，该机构自2009年在县城开办以来已换过3次地点，最近一次更换场地正是由于县教育局教培股的管理要求。场地更换后，面积更大，消防通道等更为规范，场地也更明亮，但租金成本随之上升，地理位置相对更偏。该机构管理者在调研中表示，规范化管理带来了经营成本的上升，尤其是房租和水电费用上涨明显。往往只有像自己这样经营时间长、在当地有一定口碑的培训机构才能承受得住。

当然，教培市场的萎缩并不仅仅源于政策影响，疫情导致整体经济下滑、家庭收入水平下降，从而限制了部分家庭的支付能力，这也是原因之一。

但是，教培市场的规范化并不意味着问题的终结。当地教培股工作人员坦言，目前减负工作仍存在许多令人头疼的地方。而这种“头疼”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2024年底学而思遭重罚没收百万学费案例表明，即便是行业头部机构，也在不断试探政策边界。

二、“看不见的市场”：监管真空下的暗流涌动

在政策执行影响下，教培市场纷纷做出相应调整，并产生变动与转化。总结而言，包含以下几个转变方向：

一是由学科类转向非学科类，生存空间相对更大，当地有十家机构完成了转化； 二是不断规范化，以符合政策要求； 三是无法适应变化后的市场环境，最终退出市场，这在当地占主导因素——场地不达标就不能续证，且2021年后对学科类教培机构也不再颁发新证； 四是转入地下，成为“看不见的市场”。

而这个“看不见的市场”，隐藏在监管的缝隙中，呈现出多种新形态：

其一，AI自习室、托管机构等新业态，这也是当地目前感到较为头痛的一种类型。

这些机构打着“自习”“托管”的旗号，实则进行学科类辅导。教育局目前对其尚无明确的执法权力，而市监局对符合条件的机构即发放营业执照，这些机构处于“有照无证”的灰色地带。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业态正在全国范围内爆发式增长。据媒体报道，AI自习室数量从2023年的1320家激增至2024年8月的2.8万家，并且从一二线城市加速向下沉市场渗透。

AI自习室模式看似只涉及教学智能硬件和软件，但本质上仍具教培属性，从业者必须具备相关教育资质，且同样应接受监管。而托管机构往往并不配合，认为自己不归教育局管理。对此，教育局工作人员也表示很苦恼。

AI自习室内部 图源：央视新闻

其二，家教家养。

在职教师违规开展有偿补课及托管学生，具有较强的隐蔽性。这种“一对一”或“小班化”的模式更难被发现和查处。目前当地采取的办法是让每位在职教师都签订“双减”承诺书。

其三，机构“隐身”，潜入地下，成为黑机构。

教培股工作人员提到，以前教培机构的Logo都做得特别大，识别度高，便于打广告，但现在基本都没有Logo了，难以识别。而且选址也很隐蔽，有些藏在居民楼里，给管理带来极大难度。

访谈中教培股工作人员提及，部门曾有一次在小区蹲点摸查地下培训，原本想以背书包的孩子为线索，结果发现小孩很聪明，说自己是回家而不是上培训班，家长会教孩子如何应对。而且居民楼里孩子背书包也很正常，监管难度很大。有时接到群众举报，上门却没有执法权，只能去敲门，别人从后门跑了，根本抓不住。

这些黑机构为了躲避检查，往往选择非常隐蔽的场所，有的甚至选在废弃楼房补课，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当地教育管理部门也尝试过网格化排查，但效果不佳。

更值得关注的是，联合执法效果不佳。公安对于查到的补习机构极少直接查封，导致监管链条在执行端断裂。这些因素共同催生了一个“看不见的市场”——它隐藏更深、更混乱，却实实在在地存在着。

三、需求刚性：教培市场“衰而不竭”的根本原因

教培市场作为供给端，为何“衰而不竭”？核心在于家庭教育需求的刚性存在。

教育竞争将众多家长卷入，已成为不争事实。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期待即便不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也希望子女将来有个好出路，这在当下就转化为必须要有一定的知识水平，至少能上大学。尤其是进城读书的家庭，更是对教育有追求和期待。因此面对中考“五五分流”，家长普遍存在焦虑。这是他们对学科类教培机构最根本的需求所在。尤其初中阶段，对校外辅导的需求度更高。

而除了与知识教育相关的培优或补差需求，还有一部分家长存在时间托管以及素质教育的需求（尤其是当家长认为自家孩子“不是读书的料”时，对孩子身心健康的要求便排在首位），而这些学校教育目前也无法完全供给和满足。访谈中有家长表示，小孩上小学快三年了，竟然一节音乐课都没上过，简直难以想象。而对于家长的需求，市场必然会做出反应，或者说必然会有市场对其承接，这正是教培市场“衰而不竭”的根本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非学科类教培机构尤其是体能类，能够很好地承接家长的这类需求，因此当地家长在报班时都会让孩子上一门体能类课程。许多家长也希望借此帮助孩子培养社交能力、激发兴趣、提升素质，并给孩子创造特长的可能性。这也解释了为何非学科类培训在“双减”后依然保持活力。

学生们在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参加乒乓球培训。 资料图：新华社

四、管理困境：政策目标与执行现实的落差

从教育管理部门的角度来看，执行“双减”政策的目标是明确的：一是给教育竞争降温，避免教育被资本裹挟，给家庭造成极大的教育负担；二是进一步规范教培市场，保障资金安全和人身安全，减少不稳定因素；三是减轻儿童教育负担，促进其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

然而，对基层教育管理部门而言，进行教培管理的动力主要来自保障社会稳定以及上级考核压力。并且由于科室只有3人，其中一人还是借调而来，人手严重不足，这导致管理方式更多是被动应对，即通过家长举报实现外部监督为主，主动明察暗访进行监督管理为辅。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部门之间的协调。比如教育局与市监局之间的权力配合不畅，以新形式出现的教培机构利用政策漏洞躲避监管，各种隐藏手段层出不穷。这些监管真空地带，正是“看不见的市场”得以生存的空间。

五、深层思考：整治校外培训机构就是教育减负吗？

理解教培市场在“双减”和疫情影响下的变化后，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整治校外培训机构，就是教育减负吗？

教育减负包含双重含义：一是减轻学生课业负担，二是减轻家长校外培训负担。对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对于减轻家长校外培训负担有一定作用，尤其是对被动跟随补课的家庭而言。但对于第一点，则并不一定——在没有改变评价体系的前提下，学生课业负担只会以其他方式出现。

在当前的职称晋升体系下，教师必须向学生要成绩，这导致教师会看重学生成绩，并以“抓紧时间”的题海战术对学生进行训练。尤其是在教育资源不丰富、家庭教育能力有限的地方，学校教师作为教育主力更是狠抓教育成绩。这意味着学生课业负担同样来自校内，校外培训机构的整治无法对其起根本作用。

当然，相对而言，校内竞争更为有序，也更受管控；校外培训机构竞争更为无序，更需要加以管理。但问题核心还在于家长确实存在需求，这必然会催生出供给主体。当前的关键，更多在于如何使供给主体更加规范、更为安全和合理，避免在高压下导致“看不见的市场”变得庞大，造成更大隐患。

值得欣慰的是，政策层面已经开始回应这些深层次问题。《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提出“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意味着减负不再是简单的“堵”，而是要与提升校内教育质量相结合。2025年多地探索中考改革，弱化“一考定终身”的分流压力，也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步伐。

教培市场当前向“看不见的市场”转变，折射的是中国教育改革的深层困境。唯有从根源上缓解教育焦虑，“双减”才能真正实现其政策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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