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文物 见证了最早的“中国”

何尊 馆藏地点：陕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臂 馆藏地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五乳神兽镜 馆藏地点：武汉博物馆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也是我们透过文物触摸历史脉搏的时刻。在考古发现中，有多件铭刻着“中国”一词的珍贵文物，它们从3000多年前的西周延续到1800多年前的东汉，跨度超过1200年。这些带有鲜明中国印记的文物，如同散落在时间长河中的坐标，勾勒出“中国”从地理上的“中央之城”，逐步升华为国家观念的完整过程。走进博物馆，凝视这些文字与器物，我们不仅能追溯中国的根基与发源，更能在中华文明的历史回响中，听见一个古老民族关于“中国”身份的最初确认。

从“地理中心”到“文化认同”的文明见证

“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诗经·民劳》是记载“中国”二字的最早文献，但西周青铜器“何尊”上铭刻的“中国”，比《诗经》还早大约200年。

何尊是西周早期贵族“何”为祭祀祖先所铸的青铜酒器，1963年出土于陕西宝鸡市贾村镇，现藏于宝鸡青铜器博物院。3000多年前的周成王五年，一位叫“何”的周王室重臣，在刚建成的洛邑受到周成王的训诰和赏赐，“何”铸铜尊记载这一重大殊荣。

此尊高38.5厘米，口径28.8厘米，重14.6公斤，口圆体方，完美体现了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全器通体装饰有四道镂空的透雕扉棱，上腹部饰有蕉叶纹和蛇纹，腹部及圈足则饰以高浮雕的兽面饕餮纹，这些兽面巨目利爪，粗大的卷角翘出器面，展现出一种“狞厉之美”。

1975年，当专家们清理掉它表面的斑斑锈迹后，在其内底发现了12行、共122字的铭文，大意是：周成王五年四月丙戌日，为父亲武王进行了盛大的祭祀，在东宫大室中对“何”进行训诰。铭文里“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yì）民”（我要住在天下的中心，从这里来治理民众）一句，是“中国”一词最早的“文本”记录。

从字源看，铭文中的“中”象征中央权威，其字形似旗杆，代表城邦或族群活动的中心；“国”字写作“或”，由“城池”与“干戈”构成，意为以武力护卫的都城。周人融合夏、商、周三族为“诸夏”，以礼乐制度为中心，形成超越族属的文化共同体。此时的“中国”涵盖了礼制和价值观等层面，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精神纽带。随着周代“华夏”概念的形成，“中国”一词逐渐从地理概念升华为文明认同符号。

尽管铭文中的“中国”一词在当时还是一个指代“天下之中”的地理方位概念，但这篇记载文王受命、武王灭商、成王迁都等重大政治事件的文字，不仅与《尚书》等古代文献相互印证，证实了历史的真实性，更为西周历史研究和青铜器断代提供了关键实物资料。尤为重要的是，铭文中的“德”字特别加上了“心”字底，这一变化体现了汉字从甲骨文向金文的演进，更标志着3000多年前“德政”的思想观念已经出现。在考古学上，何尊是西周第一件有纪年的青铜器，它所记载的“唯王五祀”（即成王五年）为历史事件提供了精确的时间坐标，意义非同寻常。

何尊铭文的深层意义，在于其通过“中国”概念的双重性，既展现了周人“居中而治”的政治理念，更反映了从“地理中心”到“文化认同”的文明进程。

两千年前中原王朝与西域地区的交流与认同

如果要挑选一件既能代表中华文明的瑰丽，又能体现其包容性与想象力的文物，那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珍藏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臂，无疑是最具分量的选项之一。它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是博物馆当之无愧的镇馆之宝。

这件锦护臂于1995年在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的尼雅遗址中被发现。尼雅遗址地处丝绸之路南道的交通要冲，是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融汇之地。当时，考古工作者在一座古墓中，于男性墓主人的右臂位置，发现了这块色彩依然绚烂的织锦。考古专家判断，它正是古代射手拉弓射箭时佩戴在手臂上的护具。

随着一点点翻开，织锦不仅逐渐显露鲜艳的蓝、白、红、黄、绿色花纹，还陆续显现“国”“东方”“五星”等字。最后看到完整的文字是“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时，在场所有人都为之震惊。

经过专家分析和鉴定，“五星”织锦护臂是由五组经线和一组纬线织成的五重平纹经锦。这种织法在汉锦中较复杂，极为罕见。其纹样题材异常别致，有凤凰、鸾鸟、麒麟、白虎等瑞兽和祥云瑞草，并巧妙地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等篆体文字列置其间。

织锦文字里的“五星”，指的是水、火、木、金、土五大行星。“东方”指“中国”所对应的东方天穹位置，“中国”泛指当时汉朝管辖的地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最早出现在《史记·天官书》，“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是一句吉祥的占星语。当时的人们相信，每当五星会聚，照临东方，大汉就将安宁昌盛。五星“积于东方”和“五星出东方”是指五大行星在日出前同时出现于东方天空，即天文学上的“五星聚会”或“五星连珠”现象。

这件织锦的出土年代，与汉代设“西域都护府”治理边疆的时间吻合。在同一墓葬中还出土了另一件“讨南羌”的织锦残片，两者在纹样和材质上完全一致，学者复原后推断，完整的语句应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四夷服，单于降，与天无极”。意为五星同时见于东方，中原王朝征讨南羌的军事行动必得成功。它有力地印证了，早在两千年前，中原王朝与西域地区就存在着紧密而深远的交流与认同。

“中国人民”指向了汉代疆域内那些渴求安居乐业的百姓

在湖北武汉博物馆，珍藏着一件东汉时期的五乳神兽镜，因其主题纹饰外围所铸铭文中出现了“中国人民”，被视为该词在已知实物文物上的最早例证。

镜体呈圆形，中央为圆钮座，钮座四周环绕四只猛虎，两两相峙，神态威猛。五枚圆座乳钉将镜背主纹饰区划分为5个部分，分别铸刻着双虎、双鹿、独角兽、双角兽、神人戏龙等不同纹饰，整体布局严谨有致，工艺精湛，体现出当时成熟的青铜铸造水平。

外围一周篆书体阳铭文，共计21字：“青盖作竟（镜），四夷服，多贺中国人民富，云雨时节五谷熟。”首字与末字之间，以三枚凸点纹相隔。环绕栉齿纹、锯齿纹、变形鸟兽纹各一周，窄素缘。“青盖”指青色的车盖，汉代皇太子、皇子所乘之车为青盖，因而青盖也借指皇家。“四夷”指中原以外，周边地区的各部族，与“中国”一词相对应。铭文的意思为：这面铜镜是皇家御制，威震四方，夷狄宾服。祝福汉帝国的百姓富裕安泰，云雨丰沛合于四时，五谷庄稼丰熟。

“中国人民”一词最早可见于《史记·货殖列传》。司马迁细数四方物产后，提到“皆中国人民所喜好”。在出土文物中，这面五乳神兽镜首次将古老的“中国”二字前缀在“人民”前面——前者是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家园，后者是构成这个家园最具体、最真实的血肉个体。这里的“中国人民”并非抽象的政治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指向了汉代疆域内那些渴求安居乐业的百姓。

铜镜在古代用途广泛，除了作为照面的日用品，也常被用作嫁妆与馈赠的礼物，或是随葬器物。在众多汉代铜镜铭文中，最常见的是如“长宜子孙”之类的祝颂语，反映人们对家族延续和生命健康的重视。相比之下，“多贺中国人民富”以简洁凝练的句式，将个人幸福与国家繁荣、风调雨顺紧密相连，这种远超私愿的社会关切和人民情怀，无疑是宏大抱负在方寸铜镜上的完美升华。

从“何尊”上地理的“中央之城”，到“五星锦”里疆域的汉室天下，再到铜镜铭文中全民的和平期盼，文物跨越千年，勾勒出“中国”从一个地理概念，逐步成为国家观念与文化认同的轨迹。这条绵延不绝的文脉，或许正是我们理解“何以中国”的钥匙。

文/本报记者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