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部队即将出发，发现少一人，邓小平着急：快去把他找回来

1947年部队出发前突然发现少了一人，邓小平着急指示：要赶紧把他找回来！

1947年8月，伏天的闷热还挂在豫西上空，刘邓大军急着南下，却被汝河、淮河几道水障拦得心焦。这些河流并非战场正面，却足以决定一支数万人的命运。能否在最短时间内找到船只、搭好浮桥，直接左右着大别山战略的成败。

就在这种分秒必争的当口，前线电台里一次又一次传出一个熟悉的名字——穰明德。很多干部只知道这位老红军会带兵，更会带民夫，却少有人弄清，他从哪儿学来的这些门道。

穰明德1912年生在江西莲花一户贫苦农家，14岁参加湘赣农民运动，1931年编入红军。长征途中，他跟着前辈们趟过乌江、渡过金沙，打碎了多少木船、绑过多少竹排，手心里磨出的老茧至今在同僚记忆中清晰。抗日战争期间，他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新编第十旅政工干部，常年奔波在太行山沟壑间，和游击队一起摸索群众渡河的窍门——水性、地情、人脉，缺一不可。也正因如此，1947年2月底，当黄河冰解、蒋介石命封花园口意在阻截北撤时，刘伯承与邓小平均认为，只有穰明德能在三昼夜内垒出一条木浮桥。于是，野战军司令部一辆吉普星夜送他抵岸，地方干部、民工、木匠被连夜召集，桥面与木桩在冰风中敲响，七十二小时后，第一支纵队顺利通过，后勤一线由此打开缺口。

信任是积累出来的。黄河一役刚过半年，汝河再度考验刘邓的南进节奏。敌人将船只悉数扣走，水面空空如也，河底却暗藏激流。深夜两点，穰明德在彭店小庙里接到命令，手里的那张薄纸写得干脆：“三日内渡河”。他抬头对参谋们丢下一句：“河封不住人心，要像水一样过去！”简短一句，调动了所有人。第二天，装载千余农船的牛车、驴车、沉甸甸的竹排接力赶来，三夜的雨水没能浇灭篝火，汝河岸边钉锤撞击声此起彼伏。最终，大军排成长龙滑过水面，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序幕自此拉开。

战斗落幕，新的战场却更为艰难。1949年冬，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交通部，周恩来点将，仍是那位懂桥梁渡河的穰明德出任副部长，兼任西南公路管理局局长。此时的任务不再是抢渡一条河，而是把西康、昌都、拉萨用公路连成一线。北线翻唐古拉，南线越折多、怒江，两条方案摆在图上，意见难统一。他披棉衣、背干粮，和测绘队沿雅砻江、澜沧江跋涉两万多里，实测坡度、冰雪、碎石流，写下厚厚的笔记。年底汇报，数据清晰得连彭德怀都连连点头；农历大年初一，毛泽东批示同意南线，“既要到拉萨，也要顾边防”。

施工一开始便是硬仗。11万名指战员和民工推着骡马队，把炸药、钢索、人字桥架件吊进横断山。怒江段最凶险，水面窄急、江心礁石林立，几位工兵用冲锋舟牵索过江，再把第一根钢缆拉成弧线固定；穰明德站在临时栈桥边，盯着水位、喊着节拍，吊桥日夜赶工，1953年11月1日通车。当第一辆嘎斯汽车顶着五彩经幡驶向对岸，藏东平叛部队的粮弹与民生物资从此有了稳当的大道。

这条南线后来更名为“川藏公路”，全长两千多公里，沿线九十三座高山大川化作里程碑，无声说明一个事实：只要道路在，边疆的心就与祖国相连。值得一提的是，筑路期间诞生的资料被他整理为《川藏公路建设纪要》，成为交通院校的必读教材。1956年，他被任命为重庆交通学院首任院长，把战壕里的经验搬上课堂，鼓励学员“路是人修的，办法总比困难多”。

1986年，74岁的他卸下公职，悄然回到长沙休养。2000年5月20日，他因病去世。校园里后人自发立起一尊塑像，底座刻着古体“穰眀徳”，以示他一生与桥路相伴。老同事偶尔路过，总会停一会儿，看着那双注视远方的眼睛，仿佛仍在等待下一条需要跨越的河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