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提起国父孙中山，后世印象多是一脸忧国忧民的革命家形象。但若把时钟拨回1887年的香港，你会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孙中山——一个穿着白大褂、拿着手术刀，却整天在宿舍里和三个愤青“密谋造反”的医学系学生。这几个人在晚清江湖上有个响当当的名号：四大寇。
“不务正业”的学生
1887年，21岁的孙中山从广州博济医院转学至香港西医书院（今香港大学医学院前身）。在课堂上他是学霸，解剖学、药学门门优秀，可一旦下课铃响，他就秒变鼓吹革命的愤青。这种校园生活，很快吸引了三位“臭味相投”的战友：
1. 陈少白：风流才子，能说会道，后来被誉为“革命文豪”。
2. 尤列：江湖气重，早年混过洪门，熟悉会党门道。
3. 杨鹤龄：富二代，家里在香港歌赋街开有“杨耀记”商行，那里成了他们的“革命据点”。
这四个人凑在一起，就是后来让清廷头疼不已的“四大寇”天团。
“杨耀记”楼上的“造反俱乐部”
“四大寇”这个名号，听起来威风，实则带着几分自嘲。当时四人常聚在杨鹤龄家的“杨耀记”后楼。那地方阴暗潮湿，堆满货物，四个年轻人席地而坐，啃着干粮就开始指点江山。
他们最崇拜的偶像是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洪秀全造反失败，被清廷骂作“寇”。这四位一拍大腿：“他失败了叫寇，我们要是成了，那就是王！既然现在还没成，咱们就先自称‘四大寇’吧！”
隔壁商铺的老板听到他们高谈“驱除满人”、“建共和”，吓得直哆嗦，以为这群年轻人疯了。久而久之，“四大寇”的绰号就在港澳传开了。
“四大寇”的革命岁月
1892年，孙中山以优异成绩毕业，拿到了行医执照。按常理，他该开个诊所娶妻生子，过上体面的中产生活。但“四大寇”的基因已经深入骨髓。
孙中山先是在澳门镜湖医院及自设的“中西药局”行医，因医术精湛而声名鹊起，收入颇丰。但他志不在此，常对病人与友人宣传革命。后转至广州开设“东西药局”，此处实际成了继香港“杨耀记”之后的又一革命据点——来看病的人渐少，来密谋反清的人却越来越多。
1894年孙中山赴檀香山成立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纲领；陈少白、尤列、杨鹤龄在港澳响应，联络会党与华侨，发展组织。
1985年，四人在香港举行秘密会议，决定重阳节在广州举义。孙中山统筹全局，陈少白负责宣传联络，尤列联络会党，杨鹤龄提供活动经费与据点。事泄失败后，四人被迫流亡海外。从此，“四大寇”正式从“言论造反”升级为“武装造反”。
1895年后，孙中山奔走欧美、南洋，一边筹款一边联络华侨组建革命力量。陈少白在香港创办《中国日报》，宣传革命，抨击保皇派。尤列在南洋创立中和堂，团结华侨，发展革命组织。杨鹤龄潜伏港澳，秘密联络会党，资助革命活动 。
“四大寇”的结局
陈少白：作为孙中山的文胆与革命宣传骨干，辛亥革命后主动放弃高官厚禄，返乡投身地方建设，修桥办学、整顿乡俗。晚年不问政事，1934年病逝，一生淡泊名利。
尤列：长期奔走南洋联络华侨、发展革命力量，是海外革命组织的核心人物。反对过袁世凯，后流亡海外潜心著述。晚年在香港讲学传道，1936年病逝于南京。
杨鹤龄：早年无偿资助革命，曾被孙中山聘请为总统府顾问。后长期隐居澳门，生活清苦，孙中山曾多次接济，1934年离世。
孙中山：孙中山弃医投身革命，领导同胞推翻千年帝制。后为共和事业奔走南北，屡经挫折仍矢志不渝。1925年在北京病逝，临终仍心系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被尊为“国父”。
结语
回看“四大寇”的早年岁月，充满了历史的黑色幽默。这四个被当时主流社会视为“洪水猛兽”的年轻人，在“杨耀记”那间破旧的阁楼里，聊着当时被认为最不可能实现的梦。
他们当时绝对没有想到，十几年后，那个当年被满清通缉的“寇”，真的推翻了满清，最终成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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