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陕北红军出身的开国中将，曾在肃反时期差点被枪决，后来成为南海舰队首任司令员！
1957年8月，南海面上起了狂风，二十艘老式炮艇顶浪前行，桅杆吱呀作响。赵启民站在旗舰的木质甲板上，举着望远镜，只说了三个字：“加把劲。”几十年后有人回忆，这位出生在陕西关中农家的开国中将，当时已四十七岁，却在甲板上稳得像块礁石。
当年谁也想不到，这个人原本是骑马持大刀在陕北沟壑里打游击的排长。1927年夏，他还是蓝田县青年会学兵，半年后便随刘志丹冲进麟游城。起义失败，队伍溃散，他抱着步枪穿山越岭，一路退到南梁。草根出身，粮弹常缺，他学会了在枣林山沟里“猫着腰”熬过围剿，也学会了带人找水、找粮、找出路。
1935年夏天的靖边县城外，他腰椎被炮弹震得变形，军医撂下“站着算命”的狠话。伤未好，陕甘边肃反风起，他与刘志丹同时被关进窑洞，捆上麻绳押往法场。枪声响过，他却因“另行审查”又被带回。一出窑洞，赵启民只说：“活着，得干事。”这一关给他留下三样东西：一副伤骨、一纸党籍、和一句不肯放弃的执拗。
抗战爆发后，他随新四军东渡长江。皖东雨季没完没了，弹药不足，稻草可燃，枪栓却生锈。1939年梁园阻击战，日军装甲车顶着炮火往前拱，赵启民和成钧把仅有的迫击炮拆成三份埋进稻田，四面同时开火，短短半小时撂倒百余敌兵。敌人退去后，老乡抬来热水，他裤腿一卷，全是水泡。有人笑他：“参谋长，你这腿还能走吗？”他咧嘴：“能走就得走。”——这句玩笑，后来成了第八团的口头禅。
皖南事变之后，根据地被迫南移，半塔集成了心脏。1940年春，顽军来犯，七天六夜急攻。赵启民先让民兵掘壕筑堑，再把“打不坏”的轻机枪按点布下；夜里，他让三十名突击队钻进敌后，点燃芦苇，呐喊一句“抗日不分先后”，竟逼得对面自相猜忌，战势由困转守，半塔集保住了。粮仓没失，减租减息还能继续推行，当地百姓自此喊他“赵家老赵”。
1946年夏，他和成钧带着改编后的第7纵队北上鲁南。孟良崮一战，任务只有两个字——“挡住”。敌援部第48师带着坦克、飞机昼夜突围，第7纵队顶在铁路以东三天三夜不松口。通讯员跑来急问：“还能守多久？”成钧看向赵启民，后者摇头笑道：“守是死，挡是活。”夜半，他们突然改为侧后穿插，从山脚抄向敌阵，援军被迫回撤。一个月后，黄百韬兵团在碾庄圩被合围，阻击的价值由此显现。
1949年4月，华东军区海军成立。曾经的骑兵排长被点名南下，连夜坐闷罐车赶到吴淞口。码头上横七竖八停着缴获的旧舰，锈迹斑斑。赵启民提出“先人后船”：集中精力办训练队，让从陆上换装的老兵先学巡航、测距、天文定位，再动手修船。修复过的“南宁”号首航时，甲板上聚满刚刚脱去灰军装的战士。看着海图众说纷纭，赵启民干脆站起来，指着罗经说：“咱们先走八百里再转向。”一句话压住杂音，夜里出港，遇浪四米依旧能保持队形，这支新生舰队第一次完成远航。
1960年前后，南越小股武装频繁出没西沙。赵启民坐镇榆林，一声令下，四艘炮艇直插珊瑚礁。船只简陋，甲板上堆着刚从兵工厂抬来的国产高炮。抵达甘泉岛，他亲自上岸勘察，沙滩上遗留着外军脚印，却无人敢阻拦。此后，南海舰队把每季度巡逻定为惯例，木桅船渐被新型舰艇替代，雷达、声呐陆续装舰，“远望”号、“南昌”号先后列编，南海的晨曦里多了中国舰艏剪开的白浪。
有人统计，赵启民一生参加大小战斗二百余次，挨过枪子儿，也熬过风浪。他的履历像一张拉长的战线：起点在黄土地的马背上，终点在碧海深处的舰桥上。战场在变，使命未变；从阻击的“钉子”到巡逻的“海眼”，他用半个世纪证明，边陲与海疆都是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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